老乐队重组常常免不了尴尬,尤其是靠荷尔蒙点燃观众的,像一生一次的爆炸,你能想象中年时再爆第二次吗?

4月1日,北京乐队Joyside在微博上突然宣布重组,并很快敲定三场演出:6月14日在北京,6月21日成都,6月28日于上海收官。

十年前Joyside的解散很用力。2009年9月12日他们的谢幕演出在北京Mao Livehouse。人挤人太厉害,汗水和泪水已无法分辨。在场者的视线被蒸腾的水汽模糊,乐队则演到虚脱,“把所有歌都演了”。

2009年Joyside谢幕演出

这样隆重地告别后,他们才发现还有合同未履约。于是不得不调整心情再赴欧洲巡演,同行者是活跃至今的Carsick Cars。在欧洲,Joyside成为少有的登上欧洲大型音乐节舞台的中国摇滚乐队。“你们的音乐和我们的在一个频道里。遮掉面孔,就一点也感觉不到你们的东方性。”有欧洲观众这样评价他们。

那次巡演中他们认识的不少欧洲朋友到今天仍有联系,但某种无以为继,不知道接下去该往哪里走的心情无法驱散。一边享受陌生的舞台和观众,一边不敢说出口乐队已决定解散,就这样演完回国,大家各奔前程。虽在地域上分开,主唱边远、鼓手关铮、贝斯手刘耗(刘昊)都还在音乐里浸着。每个人都有几个参与的音乐计划,彼此也还时不时在一块玩音乐。

关铮参与的“败犬”,刘耗和关铮都有份的“赌鬼”,都是鲜活有趣的乐队。边远也组过几支乐队,天狼星之吻、浪乐队、死强尼的手枪、The Far Side of the Moon,在每支乐队里释放不同的人格。

到后来他慢慢更喜欢一个人做音乐。归因于电脑的强大,以及人的内心具有在寂静中努力描摹,也未必能描得精确几笔的丰富,2014年边远发布了个人专辑《寂灭》。好比在洪荒宇宙中漂浮,远离群众,飘向自己的内心。

2013年在上海MAO Livehouse,边远和一位键盘手在上海本地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之后登场,据说观众呼啦少了一半。

想不到若干年以后顶马也摇身成“反狗”。朋克真的去搞后摇了,主唱陆晨清淡登台唱民谣,看起来也寂寞。

吉他手刘虹位在乐队解散后最远离音乐。他把吉他卖的卖送的送,一人投身社会的海洋。在欧洲时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我了解中国吗?除了全国四座大城市北上广深的生活经验,刘虹位发觉自己对中国的内在肌理一无所知。离队后他立即开始工作,在河北一个贫困县待了几年。后来创业,当了老板。

老板也还是爱音乐。接受Vice中国采访时他描述了一个每晚七八点在办公室发疯的形象。定时定点放音乐,疯狂跳舞,把什么都忘掉,“我就是爱听音乐,这一辈子应该都会是这样。”

2003年Joyside在迷笛演出

2001年Joyside成立于北京,最初成员是刘昊(刘耗)、边远和辛爽,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是个Demo。第二张Demo《Everything Sucks》发表后,他们好运地上了2003年的迷笛音乐节,当时的颜峻还在写乐评。那一辈的乐评人激情饱满,不吝用重彩的文字为崭露头角的音乐人编织桂冠。他在那年的迷笛音乐节现场记录《星星在我头上》中下笔灿烂:“ Joyside,记住这个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头没有上场的情况下,迷笛音乐节最美妙的高潮属于Joy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骄傲。”

此后乐队成员历经变动,直到鼓手关铮和吉他手刘虹位加入,Joyside的四人阵容才稳定。三部乐队纪录片中留下这些人形形色色的身影。他们似乎长期处于迷茫和疯狂冲撞的漩涡,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又不甘心做个“废物”。

2006年美国人Kevin Fritz拍摄的乐队纪录片《颓废的东方》(Wasted Orient)中,Joyside像一群酒鬼,清醒时看起来也很醉。他们坐很久的火车去极小的场子演出,现场接近肉搏,与后来满地汗水的鼎盛时期一脉相承。

浓稠的人肉汤水中,却浮现出清亮的东西。

2001-2009的八年间,乐队出了三张全长专辑《Drunk is beautiful》《Booze in Neptune Dawn》《Joyside》和两张EP、六张Demo,录音条件越来越好,声音的颗粒和线条渐渐明晰,伴有理性的光变得明亮。

临近解散时的《Joyside》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一点和大部分乐队不同。此时他们已有能力在挥洒荷尔蒙时捕捉到非常好的旋律,拥有比从前更深刻复杂的表达。

《Run!》高飞入场,右声道里的电吉他冷酷地发声。边远高亢的声音从来不像那些硬摇滚英雄们轻易荡入云端。只闻其声,如见一具弯着腰的痉挛身体,被看不见的绳索牵引,在器乐短促紧凑的枪林弹雨中绝望地跳舞。

重组是一时兴起,也是成员们长久积攒的愿望。做了决定后,乐队一周数次在School酒吧排练,“练得很轻松,很开心,大概两个月就找回原来的状态了。”

十年没摸琴的刘虹位重操旧业,开始写动机给边远,边远配了旋律再传回来,关铮和刘耗也会添上自己的印记。一来二去,新歌在慢慢成形。

老船重入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还请了客座乐手,“希望观众会好奇,台上发出那个声音的人是谁?”

2008年在录音棚录制EP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开始排练的?恢复记忆和团队默契花了多久?

刘虹位:超乎想象地快。两个月里排了五六次,差不多就恢复了。在这之前我没碰音乐,但他们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建了一个群,经常在里面交流音乐的东西。

澎湃新闻:以前怎么弹的忘记了怎么办?

刘虹位:扒带子……但这种感觉蛮怪的,重听自己以前弹的东西。所以会加新的东西进去,编曲都会有变动。像《Dong Dong Dong》《Silly Girl》这样的歌,在当时那个创作节点上全是荷尔蒙的表达,现在是把现在对歌的感受排出来。北京、成都、上海的三场都会不一样。

澎湃新闻:客座乐手呢,一开始也让他们扒带子?

刘虹位:扒一个基本框架。我只会告诉他们基本框架,但不会让他们按照要求弹。他们要做的是努力让别人记住。

现在我更多地希望大家让出来。器乐多固然层次会更丰富,但如果人人想表现,声音会太集中,不好听。互相让,给别人创造空间,才会有波动和层次。

澎湃新闻:之前的Joyside呢,有没有让的意识?

刘虹位:也有,但更多是纯荷尔蒙驱动,凭本能。如果那天我生气,就会弹得很生气。他们听到我弹得生气也个个都很愤怒,互相影响。

澎湃新闻:还记不记得解散前在这三座城市的演出场景?

刘虹位:上海观众的疯狂记得很清楚。我以为上海观众都像JZ Club里的那些,喝喝小酒,很文雅,没想到特别燥。当时有录像,到后面画面都糊了,因为人挤人太厉害了的缘故。

北京演出是在9月12日。人挤满场地,缝隙都没有。我们演到虚脱,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基本把所有歌都演了一遍。

那场名字叫“最后的晚宴”,结果演完我们才发现,还有合同没有全部履行。于是又跟Carsick Cars一起去了一趟欧洲巡演。

2008年欧洲巡演海报

澎湃新闻:最后一次欧巡是什么状况?

刘虹位:很珍惜,因为已经想好要解散了。

当时我们虽然在演,但又不好意思告诉观众我们要解散了。没有方向,很失落,迷茫。

那是我们的第二次欧巡,来了很多上次来过的老观众。音乐节现场,有留学生很兴奋来看,带了国旗,说这是他们在国外多年第一次看到中国乐队登台。这时候我们很骄傲,民族骄傲。

澎湃新闻:没有东方性这一点蛮奇怪的,你们自己意识到了吗?

刘虹位:欧洲回来后我们意识到了,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之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够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别人问我中国什么样?我回答不出。我只能代表一支摇滚乐队,但离了解自己的国家还差得很远。我的生活经历都是城市经历,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时候我就想更了解中国,融入中国社会。

澎湃新闻:年轻的时候,你们活在一个小且比较封闭的圈子吗?

刘虹位:我们和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可能有的人会用他仅有的局限逻辑去划分等级或者阶层,但我们并不在乎,喜欢我们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他们可能平时的生活是平行的,没有交集,却因为Joyside聚集到了一起,你不觉得这就很奇妙么?那你说漫威宇宙算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么?哈哈。

澎湃新闻:但后来还是退队去融入中国社会了?

刘虹位:对。工作一开始也是在大城市,后来有人建议让我去农村看一下。之前我挺讨厌的,走在火车站人多都觉得心烦。后来去了石家庄一个贫困县,慢慢了解了那边的社会结构,一待很多年。

澎湃新闻:了解多了之后有没有表达欲?

刘虹位:有,很多想表达,积攒了很多情绪。但我把琴卖的卖,送的送。也想过组乐队,没成。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澎湃新闻:在农村好几年,除了理性层面的了解,对丧葬嫁娶、宗教仪式、民谣的声音有没有更多了解?

刘虹位:我非常喜欢那种原始的,未修饰状态的声音。妇人做饭时的哼唱的歌,我会想哭,但不是因为具体的情绪。

澎湃新闻:想过把这些东西翻译成你可以运用的音乐语言吗,具体到旋律、和声、和弦,等等?

刘虹位:我考虑过,但后来觉得它本身就是最美的,不必去和其它风格结合。

Joyside的创作方式是先从脑子里冒出一个旋律,然后大家用最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2005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作为Joyside活跃的年份里,考虑过“明天”吗?想过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吗?

刘虹位:考虑明天本身是一件耗费能量且没有意义的事,但很多人为此而沉迷或悲伤。人很容易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困住,在Joyside的上几张专辑有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澎湃新闻:现在十年过去,你们就活在当时的“明天”里。这个“明天”还好吧?

刘虹位:昨天、今天、明天都特别好,哈哈,我觉得Joyside更喜欢用“现在”这个词,因为“现在”是最真实的。不过也不算真实,因为当你说“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这个“现在”代表了一切。如果我们能发现并找到这个“现在”,那会是很Joy的一种状态。Live for today才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现在不太想说到朋克的问题了?

刘虹位:因为朋克对我只是一个标签,只是Joyside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变化,虽然他们三个现在还是挺朋克的。

澎湃新闻:当时巡演,到一座城市,见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度过一个夜晚。你们有没有好奇过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到了现在,你们见过更大的世界了,有更多阅历,好奇心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偏见呢?

刘虹位:别说世界,我们对宇宙都充满了好奇,没有人会停止自己的好奇心,除非他不想再继续自己的人生。有太多有趣的事我们还没经历,太多有意思的人我们还没相识,这一切都让我们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

澎湃新闻:音乐现场物我两忘的感觉很快乐。这种感觉能满足所有的欲望吗?当时的你们还有什么欲望,现在呢?

刘虹位:十年前,我们曾无比享受现场带给我们的快乐,但这种快乐并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所以我们选择了停下。人的欲望都是无止境的,无欲无求的境界一般人到达不了。所以欲望和情绪总需要出口,像火山一样爆发。而这十年,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学会了去合理操控欲望和情绪的过程,当我们四个人都发现了这一点时,我们回来了。

2007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2007-2009年匡威找摇滚乐队们代言那一阵,出现摇滚获得商业青睐,好像要真正走进主流的迹象,但后来还是没有。那个阶段你们认真考虑过商业运作这类事情没有?

刘虹位:我们有幸赶上了那个时期,算是中国摇滚商业化的初始阶段。其实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摇滚乐与商业的碰撞,但如此规模的还真是第一次。其实在国外摇滚乐和商业化并不冲突,真正成功的乐队商业上也都很成功。Joyside在那会儿也进行了两次欧洲巡演,以及一些中西文化的交流,这当中都有商业运作的帮助,但我们仍然认为商业只是音乐或者说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永远也不是全部。

澎湃新闻:商业里有很多不朋克的方面。你们碰到过多少?现在到了各厂牌选乐队送网综的时代,橄榄枝给你们的话,你们会接吗?

刘虹位:其实朋克这种文化一直很矛盾,如今这个时代似乎也不太需要和在乎朋克了。我们刚刚学会“流量”“网综”这些时髦词汇。现在的我们不会认为这里有好与坏,我们会尝试接受时代带给我们的新方式。如果一个节目符合我们乐队四个人的三观,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澎湃新闻:成员各自也有其它的音乐计划,但仍然重组了。Joyside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是回忆,还是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

刘虹位: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音乐上更是没有,只是在等一个恰当的时机。我们都是个体,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想要去实现的想法,但唯独有一种旋律,只有Joyside可以把它完美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们选择了重组。

澎湃新闻:D22开了之后聚拢了一批后来被称为“北京新声”的乐队。当时大家在那儿喝免费酒,演出经常挤爆,有没有特别觉得有归属感?在那之前呢,孤独吗?

刘虹位:其实每一个时段都会迎来一次群体性的爆炸,不管是无聊军队还是北京新声,那只是媒体或者当时的参与者把这群人归拢起来的一个代号而已。孤独是源自不安全感,我们在那儿喝酒演出,认识新朋友,这一切确实带给我们某些短暂存在感,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重要的是,这群人,从认识,到现在,还是好朋友,还能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度过每个看似孤独的夜晚,那就是幸运了。

2019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有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仅仅以自己独特的样子存在就够了吗?

刘虹位:生命的意义就是在自己活在当下的同时,也为别人带来意义。你永远无法顾全所有,那就按自己的样子活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