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乐队重组常常免不了尴尬，尤其是靠荷尔蒙点燃观众的，像一生一次的爆炸，你能想象中年时再爆第二次吗？

4月1日，北京乐队Joyside在微博上突然宣布重组，并很快敲定三场演出：6月14日在北京，6月21日成都，6月28日于上海收官。

十年前Joyside的解散很用力。2009年9月12日他们的谢幕演出在北京Mao Livehouse。人挤人太厉害，汗水和泪水已无法分辨。在场者的视线被蒸腾的水汽模糊，乐队则演到虚脱，“把所有歌都演了”。

2009年Joyside谢幕演出

这样隆重地告别后，他们才发现还有合同未履约。于是不得不调整心情再赴欧洲巡演，同行者是活跃至今的Carsick Cars。在欧洲，Joyside成为少有的登上欧洲大型音乐节舞台的中国摇滚乐队。“你们的音乐和我们的在一个频道里。遮掉面孔，就一点也感觉不到你们的东方性。”有欧洲观众这样评价他们。

那次巡演中他们认识的不少欧洲朋友到今天仍有联系，但某种无以为继，不知道接下去该往哪里走的心情无法驱散。一边享受陌生的舞台和观众，一边不敢说出口乐队已决定解散，就这样演完回国，大家各奔前程。虽在地域上分开，主唱边远、鼓手关铮、贝斯手刘耗（刘昊）都还在音乐里浸着。每个人都有几个参与的音乐计划，彼此也还时不时在一块玩音乐。

关铮参与的“败犬”，刘耗和关铮都有份的“赌鬼”，都是鲜活有趣的乐队。边远也组过几支乐队，天狼星之吻、浪乐队、死强尼的手枪、The Far Side of the Moon，在每支乐队里释放不同的人格。

到后来他慢慢更喜欢一个人做音乐。归因于电脑的强大，以及人的内心具有在寂静中努力描摹，也未必能描得精确几笔的丰富，2014年边远发布了个人专辑《寂灭》。好比在洪荒宇宙中漂浮，远离群众，飘向自己的内心。

2013年在上海MAO Livehouse，边远和一位键盘手在上海本地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之后登场，据说观众呼啦少了一半。

想不到若干年以后顶马也摇身成“反狗”。朋克真的去搞后摇了，主唱陆晨清淡登台唱民谣，看起来也寂寞。

吉他手刘虹位在乐队解散后最远离音乐。他把吉他卖的卖送的送，一人投身社会的海洋。在欧洲时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我了解中国吗？除了全国四座大城市北上广深的生活经验，刘虹位发觉自己对中国的内在肌理一无所知。离队后他立即开始工作，在河北一个贫困县待了几年。后来创业，当了老板。

老板也还是爱音乐。接受Vice中国采访时他描述了一个每晚七八点在办公室发疯的形象。定时定点放音乐，疯狂跳舞，把什么都忘掉，“我就是爱听音乐，这一辈子应该都会是这样。”

2003年Joyside在迷笛演出

2001年Joyside成立于北京，最初成员是刘昊（刘耗）、边远和辛爽，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是个Demo。第二张Demo《Everything Sucks》发表后，他们好运地上了2003年的迷笛音乐节，当时的颜峻还在写乐评。那一辈的乐评人激情饱满，不吝用重彩的文字为崭露头角的音乐人编织桂冠。他在那年的迷笛音乐节现场记录《星星在我头上》中下笔灿烂：“ Joyside，记住这个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头没有上场的情况下，迷笛音乐节最美妙的高潮属于Joy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骄傲。”

此后乐队成员历经变动，直到鼓手关铮和吉他手刘虹位加入，Joyside的四人阵容才稳定。三部乐队纪录片中留下这些人形形色色的身影。他们似乎长期处于迷茫和疯狂冲撞的漩涡，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又不甘心做个“废物”。

2006年美国人Kevin Fritz拍摄的乐队纪录片《颓废的东方》（Wasted Orient）中，Joyside像一群酒鬼，清醒时看起来也很醉。他们坐很久的火车去极小的场子演出，现场接近肉搏，与后来满地汗水的鼎盛时期一脉相承。

浓稠的人肉汤水中，却浮现出清亮的东西。

2001-2009的八年间，乐队出了三张全长专辑《Drunk is beautiful》《Booze in Neptune Dawn》《Joyside》和两张EP、六张Demo，录音条件越来越好，声音的颗粒和线条渐渐明晰，伴有理性的光变得明亮。

临近解散时的《Joyside》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一点和大部分乐队不同。此时他们已有能力在挥洒荷尔蒙时捕捉到非常好的旋律，拥有比从前更深刻复杂的表达。

《Run!》高飞入场，右声道里的电吉他冷酷地发声。边远高亢的声音从来不像那些硬摇滚英雄们轻易荡入云端。只闻其声，如见一具弯着腰的痉挛身体，被看不见的绳索牵引，在器乐短促紧凑的枪林弹雨中绝望地跳舞。

重组是一时兴起，也是成员们长久积攒的愿望。做了决定后，乐队一周数次在School酒吧排练，“练得很轻松，很开心，大概两个月就找回原来的状态了。”

十年没摸琴的刘虹位重操旧业，开始写动机给边远，边远配了旋律再传回来，关铮和刘耗也会添上自己的印记。一来二去，新歌在慢慢成形。

老船重入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还请了客座乐手，“希望观众会好奇，台上发出那个声音的人是谁？”

2008年在录音棚录制EP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开始排练的？恢复记忆和团队默契花了多久？

刘虹位：超乎想象地快。两个月里排了五六次，差不多就恢复了。在这之前我没碰音乐，但他们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建了一个群，经常在里面交流音乐的东西。

澎湃新闻：以前怎么弹的忘记了怎么办？

刘虹位：扒带子……但这种感觉蛮怪的，重听自己以前弹的东西。所以会加新的东西进去，编曲都会有变动。像《Dong Dong Dong》《Silly Girl》这样的歌，在当时那个创作节点上全是荷尔蒙的表达，现在是把现在对歌的感受排出来。北京、成都、上海的三场都会不一样。

澎湃新闻：客座乐手呢，一开始也让他们扒带子？

刘虹位：扒一个基本框架。我只会告诉他们基本框架，但不会让他们按照要求弹。他们要做的是努力让别人记住。

现在我更多地希望大家让出来。器乐多固然层次会更丰富，但如果人人想表现，声音会太集中，不好听。互相让，给别人创造空间，才会有波动和层次。

澎湃新闻：之前的Joyside呢，有没有让的意识？

刘虹位：也有，但更多是纯荷尔蒙驱动，凭本能。如果那天我生气，就会弹得很生气。他们听到我弹得生气也个个都很愤怒，互相影响。

澎湃新闻：还记不记得解散前在这三座城市的演出场景？

刘虹位：上海观众的疯狂记得很清楚。我以为上海观众都像JZ Club里的那些，喝喝小酒，很文雅，没想到特别燥。当时有录像，到后面画面都糊了，因为人挤人太厉害了的缘故。

北京演出是在9月12日。人挤满场地，缝隙都没有。我们演到虚脱，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基本把所有歌都演了一遍。

那场名字叫“最后的晚宴”，结果演完我们才发现，还有合同没有全部履行。于是又跟Carsick Cars一起去了一趟欧洲巡演。

2008年欧洲巡演海报

澎湃新闻：最后一次欧巡是什么状况？

刘虹位：很珍惜，因为已经想好要解散了。

当时我们虽然在演，但又不好意思告诉观众我们要解散了。没有方向，很失落，迷茫。

那是我们的第二次欧巡，来了很多上次来过的老观众。音乐节现场，有留学生很兴奋来看，带了国旗，说这是他们在国外多年第一次看到中国乐队登台。这时候我们很骄傲，民族骄傲。

澎湃新闻：没有东方性这一点蛮奇怪的，你们自己意识到了吗？

刘虹位：欧洲回来后我们意识到了，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之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够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别人问我中国什么样？我回答不出。我只能代表一支摇滚乐队，但离了解自己的国家还差得很远。我的生活经历都是城市经历，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时候我就想更了解中国，融入中国社会。

澎湃新闻：年轻的时候，你们活在一个小且比较封闭的圈子吗？

刘虹位：我们和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可能有的人会用他仅有的局限逻辑去划分等级或者阶层，但我们并不在乎，喜欢我们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他们可能平时的生活是平行的，没有交集，却因为Joyside聚集到了一起，你不觉得这就很奇妙么？那你说漫威宇宙算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么？哈哈。

澎湃新闻：但后来还是退队去融入中国社会了？

刘虹位：对。工作一开始也是在大城市，后来有人建议让我去农村看一下。之前我挺讨厌的，走在火车站人多都觉得心烦。后来去了石家庄一个贫困县，慢慢了解了那边的社会结构，一待很多年。

澎湃新闻：了解多了之后有没有表达欲？

刘虹位：有，很多想表达，积攒了很多情绪。但我把琴卖的卖，送的送。也想过组乐队，没成。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澎湃新闻：在农村好几年，除了理性层面的了解，对丧葬嫁娶、宗教仪式、民谣的声音有没有更多了解？

刘虹位：我非常喜欢那种原始的，未修饰状态的声音。妇人做饭时的哼唱的歌，我会想哭，但不是因为具体的情绪。

澎湃新闻：想过把这些东西翻译成你可以运用的音乐语言吗，具体到旋律、和声、和弦，等等？

刘虹位：我考虑过，但后来觉得它本身就是最美的，不必去和其它风格结合。

Joyside的创作方式是先从脑子里冒出一个旋律，然后大家用最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2005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作为Joyside活跃的年份里，考虑过“明天”吗？想过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吗？

刘虹位：考虑明天本身是一件耗费能量且没有意义的事，但很多人为此而沉迷或悲伤。人很容易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困住，在Joyside的上几张专辑有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澎湃新闻：现在十年过去，你们就活在当时的“明天”里。这个“明天”还好吧？

刘虹位：昨天、今天、明天都特别好，哈哈，我觉得Joyside更喜欢用“现在”这个词，因为“现在”是最真实的。不过也不算真实，因为当你说“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所以这个“现在”代表了一切。如果我们能发现并找到这个“现在”，那会是很Joy的一种状态。Live for today才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现在不太想说到朋克的问题了？

刘虹位：因为朋克对我只是一个标签，只是Joyside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变化，虽然他们三个现在还是挺朋克的。

澎湃新闻：当时巡演，到一座城市，见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度过一个夜晚。你们有没有好奇过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到了现在，你们见过更大的世界了，有更多阅历，好奇心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偏见呢？

刘虹位：别说世界，我们对宇宙都充满了好奇，没有人会停止自己的好奇心，除非他不想再继续自己的人生。有太多有趣的事我们还没经历，太多有意思的人我们还没相识，这一切都让我们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

澎湃新闻：音乐现场物我两忘的感觉很快乐。这种感觉能满足所有的欲望吗？当时的你们还有什么欲望，现在呢？

刘虹位：十年前，我们曾无比享受现场带给我们的快乐，但这种快乐并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所以我们选择了停下。人的欲望都是无止境的，无欲无求的境界一般人到达不了。所以欲望和情绪总需要出口，像火山一样爆发。而这十年，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学会了去合理操控欲望和情绪的过程，当我们四个人都发现了这一点时，我们回来了。

2007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2007-2009年匡威找摇滚乐队们代言那一阵，出现摇滚获得商业青睐，好像要真正走进主流的迹象，但后来还是没有。那个阶段你们认真考虑过商业运作这类事情没有？

刘虹位：我们有幸赶上了那个时期，算是中国摇滚商业化的初始阶段。其实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摇滚乐与商业的碰撞，但如此规模的还真是第一次。其实在国外摇滚乐和商业化并不冲突，真正成功的乐队商业上也都很成功。Joyside在那会儿也进行了两次欧洲巡演，以及一些中西文化的交流，这当中都有商业运作的帮助，但我们仍然认为商业只是音乐或者说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永远也不是全部。

澎湃新闻：商业里有很多不朋克的方面。你们碰到过多少？现在到了各厂牌选乐队送网综的时代，橄榄枝给你们的话，你们会接吗？

刘虹位：其实朋克这种文化一直很矛盾，如今这个时代似乎也不太需要和在乎朋克了。我们刚刚学会“流量”“网综”这些时髦词汇。现在的我们不会认为这里有好与坏，我们会尝试接受时代带给我们的新方式。如果一个节目符合我们乐队四个人的三观，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澎湃新闻：成员各自也有其它的音乐计划，但仍然重组了。Joyside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是回忆，还是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

刘虹位：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音乐上更是没有，只是在等一个恰当的时机。我们都是个体，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想要去实现的想法，但唯独有一种旋律，只有Joyside可以把它完美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们选择了重组。

澎湃新闻：D22开了之后聚拢了一批后来被称为“北京新声”的乐队。当时大家在那儿喝免费酒，演出经常挤爆，有没有特别觉得有归属感？在那之前呢，孤独吗？

刘虹位：其实每一个时段都会迎来一次群体性的爆炸，不管是无聊军队还是北京新声，那只是媒体或者当时的参与者把这群人归拢起来的一个代号而已。孤独是源自不安全感，我们在那儿喝酒演出，认识新朋友，这一切确实带给我们某些短暂存在感，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重要的是，这群人，从认识，到现在，还是好朋友，还能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度过每个看似孤独的夜晚，那就是幸运了。

2019年的Joyside

澎湃新闻：有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仅仅以自己独特的样子存在就够了吗？

刘虹位：生命的意义就是在自己活在当下的同时，也为别人带来意义。你永远无法顾全所有，那就按自己的样子活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