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直到今日我们仍没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张钊贻
如今市面上关于鲁迅的书和研究鲁迅的书都数不胜数，有关他的话题，仍会引起社会上广泛的讨论。
然而读得多、听得多了，总有一个问题难免浮上心头：到底真实的鲁迅是怎样的？不神化歌颂、不诋毁污蔑，如此这般去伪存真后的鲁迅是怎样的？
研究鲁迅多年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钊贻，力图通过文本辨析、材料分析考索，来窥见和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在《从<非攻>到<墨攻> ：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一书中，张钊贻对鲁迅作品中蕴涵的中西文化比较、改造国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同时对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伤逝》《非攻》等文的创作动机、鲁迅赴香港讲演等细节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辨。
这些细节让人感受到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鲁迅。今天，我们选摘了书中探讨的两件关于鲁迅的有些“反常”的“骂人”的事分享给你。“骂人”一事说明鲁迅并非完人，鲁迅也曾因骂人而被后人指责过多次，然而张钊贻更想探寻的是：鲁迅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骂人。
“偏狭”的鲁迅两件“反常”的事
——兼谈鲁迅的“骂人”
选自《从<非攻>到<墨攻> ：
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
鲁迅并非完人，处事太认真，有点“洁癖”，因此对人可能会“苛”，有时难免被人看成喜欢“骂人”，至今仍是他被骂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所“骂”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骂”，有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认真的考订和追究。总之，“骂人”是不好的，心胸狭隘，人品和性格都有问题，更不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业管理和公关处事原则，以及后现代一切付诸嘻嘻哈哈的“时代精神”。
如若说鲁迅只顾“骂人”，这并不符合笔者阅读鲁迅的印象和感受。对于这种企图对鲁迅进行“性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责难，我并不想在烦琐的史实考订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为鲁迅辩护，篇幅也不允许，这里只举出些鲁迅“一反常态”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继续这样指责鲁迅的人们，请教请教。
鲁迅平生有好几件小事，处理得无声无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很令人感动。只说其中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后期“横站”时的艰难处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计前嫌，推介到处批评他的丘东平（1901—1941）的小说，其二是他先是坚决拒绝，后来却主动捐钱给徐懋庸办“左联”机关刊物。
鲁迅与丘东平应该没有交往，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和“一·二八”战役的丘东平，却对鲁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1910—2004），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立即招来四位党员盟员联名发表文章反驳，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其中就包括丘东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阵”，可见他对自己观点立场鲜明的态度。据聂绀弩回忆，丘东平当时还因此起草质问信到处要求朋友签名，虽然质问信后来好像没有发表。丘东平可以说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鲁迅为然的一位。鲁迅自然知道丘东平的态度，而且对他参与联署的反驳非常不满和反感，并曾就此向实际主持 “左联”的人们提出质问，却“不得要领”，不了了之。
丘东平
按照一些人认为“偏狭”的鲁迅的惯常做法，应该会对此事“怀恨在心”，“骂”丘东平他们一辈子，有机会的话，说不定还会“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宽恕。然而就在《汉奸的供状》事件翌年即1934年，鲁迅向伊罗生推荐丘东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进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鲁迅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给丘东平“扬名海外”的机会？丘东平从未向鲁迅道歉，也肯定没有走鲁迅后门，带上茅台人参，送礼疏通，请求鲁迅推介自己。鲁迅介绍丘东平的原因，只能是丘东平写出有水平的作品，为左翼文艺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值得推介。因而鲁迅向伊罗生推荐时，是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与前嫌。我不知道认为鲁迅性格偏狭的论者，对此能有什么别样的解释。
至于徐懋庸，鲁迅是“骂”过的。在“骂”之前，两人的关系不算密切，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在后期尤其明显。徐懋庸虽然尊敬鲁迅，但因为周扬代表党，所以跟着周扬走，鲁迅应该是能够觉察出来的。鲁迅对周扬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冲突。鲁迅对一些类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欢，例如徐志摩与田汉，合不来，没有办法。不过，鲁迅对周扬还有一条具体意见（看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他认为周扬只会发号施令而不做实事。
1935年，“左联”经过两年多没有办内部刊物之后，终于决定恢复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钱，徐懋庸想尽办法筹款，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鲁迅两次当面拒绝徐懋庸，有一次还是在募捐宴会上当众拒绝，其坚决可想而知。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经过重重困难之后，刊物终于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艺群众》寄给鲁迅之后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鲁迅寄来的二十元。
徐懋庸
徐懋庸后来从鲁迅口中知悉，尽管“左联”已有两年多不出刊物，但口头上还是常常说要出，每月还向鲁迅收盟费二十元，说是办刊物之用，而刊物则不见踪影，所以鲁迅已不相信周扬他们，对捐款办刊物自然断然拒绝。现在看到刊物，证明徐懋庸没有欺骗他，所以就寄钱支持他们。
从断然拒捐，到主动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帮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毋庸讳言，其中世故与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鲁迅并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点；但鲁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能够克服常人很难克服的弱点。所以，在刊物印出的实事面前，鲁迅立即改变态度，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慷慨给予支持。鲁迅并没有停留在“多疑”，终日对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实和实际行动做出判断。鲁迅更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画线，根据自己是否喜欢对方，而决定支不支持“左联”的事业。这一拒一捐之间，实在看不出鲁迅如何“偏狭”，反觉得他心胸开阔，非常实事求是。
以前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读到“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一段，也许是因为提到郭沫若，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觉得鲁迅这些话是门面文章，世故之言，所以没有认真对待，现在重读，才有另一番感想。还有，“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应该也不是政策“背书”，或出于人事“策略”。能够在火气上头说出这样的话，实需要很广阔的胸襟。
其实，责难鲁迅喜欢“骂人”，并得出他性格“偏狭”的论者，通常都选择回避事情的真伪，与道理的对错，而且还愿意忽略一个事实：鲁迅通常是被迫“骂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门来”，已不用说；“创造社”等以鲁迅为批判目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实秋是有意识地找出鲁迅来开刀，新近亦已经考证出来……刘炎生：《梁实秋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及翻译问题的是非》，《广东鲁迅研究》1995：2，第26—30页。
鲁迅在该骂的时代被迫“骂人”，成了他日后被骂的原因，这事情本身，很耐人寻味。当然，把鲁迅针对具体事情的批评，当作对某人全面的盖棺定论，这种做法也确能令人愤懑不平，骂声四起，但跟实事求是的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