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魁

题记

年，总是属于孩子们的。

大人们在年前筹划着买东西，年后不停地招待客人。除了忙碌以外，还愁钱。在困难时期更是这样。过年了，没钱买东西，愁。有点钱，过年花掉了，年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是愁。

我们那里有句俗话，好过的年，难过的关。这大概就是“年关”一词的来历吧。所以，过年对大人来说，简直就是负担。

而过年对孩子来说，却不是这样，它意味着开心的玩，穿新的衣服，有好东西吃，还能得一点儿压岁钱。还有过年特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感……

那些文学大师笔下的过年的回忆，为什么都是儿时过年的回忆，就不难理解了。

我的童年是在困难时期度过的，平时缺衣少吃，过年时东西也少得可怜，所以，过年也没有在富有年代的孩子们过的那么开心，但也不是一点快乐也没有，或者也不是一点记忆也没有。

读了《文学大师笔下的春节》一文，不免回忆起儿时过年事来了。

赶花集

过了腊月二十三，一天忙一天。二十三是小年。小年是怎么过的，我没有一点印象。有印象的是赶花集。

我们那里——山东省平原县，从腊月二十五开始，集叫花集，加一个花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当然不是改成卖花的集，真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是除比平时卖东西多一外，还有些可看可玩的东西，像耍马戏的，演杂技的，说评书的等等，大概类同于现在各地的赶庙会吧。

我八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是我村东面十二里路外的水务村集。吃罢早饭，母亲说，给你两角钱，跟花秀子去赶花集吧。

花秀子，是我堂叔伯兄弟二哥的大姑娘，叫我小叔，却比我大八岁。1960年大涝，我原来的房子倒了，父亲当小学教师，工资不能养活自己，便辞职回家务农，上级给了三百元退职金，买了二哥院里却属于九哥的房子。这样，我就和二哥用一个院（我们那里叫天井），和花秀子来往多，最熟悉。

这是我第一次出较远的门。我跟着花秀子一路走去，不长时间便到了集上。集上的人确实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熙熙攘攘，拥拥挤挤，呼唤声和叫卖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很。我怕被挤掉，紧紧地跟在花秀子后面，她也怕我被挤掉，紧紧抓住我的袄袖，倒像一个大姐姐领着一个小弟弟。

至于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没记住，只记住那些卖吃的东西的摊子。虽然是困难时期，花集上卖吃的摊子还是很多的。有卖饼子的，饼子是小米面掺上豆面做的，据说是对半的比例，呈长条形，用竹签子插在簸箩上，金黃金黄的，空气中飘着香味。有卖烧卖饼的，现烤现卖，师傅把一块面擀圆，用手贴在火红的炉膛上面，饼不掉，一会儿烤得又鼓又黄，却不糊，拿出来便麦香四溢。有卖锅饼的，锅饼有二指厚，有锅盖那么大，上面撒着烤得金黄的芝麻粒。每个锅饼摊上，都立着一个圆圆的大锅饼，很诱人。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却看不到这样的饼子、烧饼、锅饼了。香味最大的是包子铺，包子的馅多是猪肉大葱，只是多放一点酱油，包子熟了，一打开笼屉，香味便香了满街。

那一天，我买了什么吃，竟忘了。大概是包子吧，五分钱一个，两角钱买四个，够吃的。好香便吃得快，顾不得烫嘴了。

吃了包子，也没再看什么东西，便跟着花秀子回家。

这时候，西北风刮起来了，也可能来时是顺风，没有感觉到。风刮得比较正，近乎西风了，又大，有七八级的样子，夹着乱草和沙土，冷冷的对着前胸，对着脸刺来。花秀子赶紧把围巾蒙住脸，而我却把棉帽子拉低，把棉袄免一免，抄着手，弯着腰向家的方向走。

风越刮越大，大约走了二里多路，就走不动了。花秀子说，前面不远有一个麦场，咱们到麦垛边上避避风再走吧。

我们俩在前面村的麦垛旁避了一会儿风。风啥时停不知道，总不能等风停了再走吧。避了一会儿，我们俩又紧了紧衣服，再往前走。

风更大了，向前走一步仿佛都很困难。沙土和杂草打得睁不开眼睛，而风携着冷气钻进耳朵旁，钻进脖领里，刮进衣裤里，钻进裤筒里，整个身子被刺得很痛，而棉衣也成了冰冷的铁片，贴在身上，不是御寒而是增寒了。刚才吃包子增添的那点热量早已消失，身体几乎冻僵，只有关节还能活动，人像机器人一样，一步、一步机械地移动着步子。（后来我常想小时候比现在冷，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棉衣里续的是套子，棉花太贵买不起，母亲只能用套子把棉衣续的厚一点儿，而套子的御寒作用很低）。

走了一会儿，又走不动了。只好再到前面村的麦场上避一会儿再走。

这样走走停停，不知反复了几次才到了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兴趣赶花集了。

母亲的年饭

过了二十五，人们开始真正忙碌起来了。打扫屋子，买买东西，而最忙的是做母亲的，因为要忙年饭。据说年前要准备一个月的干粮，正月十五以前不准动大灶。当时尽管困难，也得够十天八天吃的吧。

母亲平常很严厉，父亲不在家，生活的压力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一遇不顺心的事情便对我们哥俩发脾气，我们自然也很怕她。

过年，母亲却是很高兴的，平时做饭马马虎虎，而做年饭做很认真，也很好吃。

好吃在哪里？一是面醒得好。蒸馒头、蒸包子总是把着火候，等面醒好了再进行下一道工序。二是馅儿调得好。除了多放点肉以外，尽量多放点佐料，特别是放得盐多，她说放少了不出味。

那时面是少的，她为了省面，总是想各种办法。记得她每年在做面食之前，先蒸一锅萁溜（有的地方叫菜团子），即用玉米面做皮，用白菜帮或水萝卜做馅（白菜芯是舍不得的），然后捏成团子。为了好吃一点儿，她把馅里放一把花生米，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又脆又香，我很愿意吃。

天冷，萁溜冻成圪塔，母亲用刀切开，每顿饭熥上几个，然而很难熥透，有的地方软了，有的地方还带着冰渣。我却更爱这样的萁溜。每当在外边玩得饿了，回家掀开锅拿一块，边啃着边跑着又出去玩了。现在想起来，这东西竟像小孩儿爱吃的冰淇淋了。

再就是蒸一锅渣窝窝。她买豆腐时总是再买几斤豆腐渣，回家后再煮一些豆粒放在里面，最后再放一点盐。蒸熟的窝窝又软又咸又有豆香，我很爱吃，母亲和弟弟也很爱吃。

开心的玩

离年越来越近，大人们忙这忙那，孩子们却可以开心的玩了，前道（就是大街）上从东到西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女孩子已开始穿上新做的衣服，扎上花头绳。她们或者踢毽子，或者跳方程，男孩子则是玩抽丢丢（即陀螺）。男孩子还喜欢打戛子——把一匝长的木棍两头削尖，然后用棍子打。两个人玩。在地上画一个方框，一个人打，另一个人则从远处往方框里扔。扔准了算赢，两个人再交换。还有打啪——用两张纸叠成一个正方形，也是两个人玩。一个人把趴放在地上，另一个人用手中的啪打，如果打得地上的啪翻过来算赢，地上的啪归打的人。赢得多了可以回家给母亲当柴烧，那时候粮缺，柴也缺。

母亲勤快，眼里不着闲人，我在平时是不敢也不被允许开心的玩的，很多时候，我和伙伴玩在兴头上，她一嗓子呼叫，我就赶紧往家跑。到了过年的时候，她也会给以宽容，我也敢放心大胆的玩了。

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以上那些小玩具，做出来的玩具不精致，但能用。我很喜欢抽丢丢。每年都自己削几个，在陀螺尖上钉一个钢珠，就转得特别稳和久。先用自制的小鞭子缠住陀螺，然后猛地拉起来，再不断地有节奏抽它，它就会在地上转很长时间。你抽它时，鞭子会响起清脆的啪啪声，非常悦耳，你不必着急，看它转慢时再做一个优美的姿势，扬鞭一甩，啪！陀螺又迅速转了起来，一种洋洋得意的情绪弥漫在胸中。这时，你简直这是一个潇洒自得、无所不能的王子了！

下雨雪的时候不能出去玩，但可以看书。不知在几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看书了。平时母亲最生气我看书，因为看书会耽误拾柴、拔草。有一次，她叫我去拔草，我因看小说入了迷，答应晚了，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塞进正做饭的锅灶里。我眼巴巴看着书化成一团火焰，也不敢吱声，眼泪却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然而过年可以看书。记得有一年，忘了从谁家弄到一本《施公案》。原来只听大人说是《包公案》，但手里的却是《施公案》，不管什么案，是书就行，我就这样边想边看起来。书的纸已经由黄变黑，不厚，好像是线装的，完全是手写体，繁体字。我像从花集上买到了最好吃的东西，贪婪的看了起来，不认识的繁体字就联系上下文冲，辨别可能的读音和意思。这样，我躲在房子最西头的草屋里，倚着着一堆麦秸，用一整天看完了这本书，从此知道了“狸猫换太子”和“乌金盆申冤”的故事。

打煮锅

年三十这一天，也就是除夕，人们是最忙的。女人们吃了早饭便开始打煮锅（就是煮肉），中午动炸锅（炸油香、藕合、豆腐皮之类的食品），下午开始包饺子，晚上再烙火烧（有的地方叫合子）。这火烧不同平时，三十晚上的火烧叫翻身火烧，如果你今年运气不好，吃了这火烧，明年就会翻身的。问题来了，如果今年顺利，这火烧还吃不吃？没有人说。

再说打煮锅。那时候虽然穷，过年总得称几斤肉，少则两三斤，多则五六斤，称十斤以上就是大户、好户了。肉当然是肥的好，肥的油多，因为那时缺油，一年能吃上一斤油就不错了，但那时真肥的猪更少。

每家三五斤肉毕竟太少了，煮熟以后再去三分之一，更少得可怜，除去待客，一家人只能吃一顿肉饺子。其实待客也不够，于是人们想出办法，把碗里先盛满素菜，再把肉切成薄片盖在上面，像是一碗肉，这叫盖帽（那时候多数人家没有盘子，也不备酒）。据说，我爷爷发明了一个办法，肉片不切断，几片连着，客人要想吃肉，用筷子一夹，肉片却连着，就不好意思再吃了。爷爷奶奶1960年饿死了，这传说是真是假，我并没見过。

肉却不必去集上买。三年灾害过后，“左”的政治气氛渐渐浓了起来，开始批资本主义，但猪还让喂的。一是老百姓愿意喂，春天买猪崽，养到年大了，便卖掉，多收入几个钱，比光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强。二是生产队也愿意让社员喂，因为生产队需要肥料。

记得伟大领袖鼓励养猪。1959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养猪业的一封信》，提出猪应为“六畜”之首，号召兴办大型猪场，在全国各地大兴养猪之风。郭沫若诗云“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

有个社员曾问我，你识文习字，毛主席教导大养其猪，“其猪”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也不知道。

每年总有人不愿意卖猪，而愿意自己杀，这样可以赚一挂下水（猪内脏）过年。他们先到各家问一问：“婶子，留肉不？留几斤？”人们还是给面子的，留点吧，免得再上集上跑。

母亲每年要五六斤肉，却不愿买带骨头的肉（带大骨头的肉去半斤秤）。因为这样可以多一些肉待客。她先把肉切成大的方块，剔出几根肋骨已没有多少肉，待煮熟时，也就没多少肉可啃了。我不愿意吃肥肉，吃到嗓子眼恶敖心（不是恶心），直想吐，而骨头少瘦肉就少，我很失望，便跑到大娘家去。

大娘每年却买带骨头的肉，打煮锅后总有一些瘦肉可吃，她又很喜欢我，肉煮熟后总给我留几块肉多的骨头，所以，在大娘家里，我可以大饱口福了。

然而，吃饱之后，很快觉得肚子不好受，便去茅房。年三十这一天，吃的好东西多，去茅房的次数也最多。怎么回事？一位大哥说，平时吃粗饭，肠子里没有油水，乍一吃好东西，挂不住，自然就出来了，咳！

摆家堂

年三十吃过早饭，男人们便去布置家堂，安排请爷娘（请神）的事去了。

家堂一般是一个院（三代或五代的家族）设一个，又一般设在辈分高的或有声望的人家中，家堂聚的人多越多，说明这个家族越团结。

我们院的家堂设在堂叔兄弟四哥家，这里面却有深意。

我们院人称小南院，是个大院。老老爷爷无后，老爷爷是过继续给大爷家的，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又给生了六个孙子，到我这一代，已有十五个重孙子了。日子过不是太好，人却有头有脸，每代都出当官的。

按理家堂应该设在我亲大爷家。大爷在活着的人中辈份最高，又是小队会计，但他的年龄却比我的堂叔兄弟们的小，也没有太高的威望。他似乎也不愿把家堂设在自己家里。

接下来威望高的是堂叔伯大哥。大哥并不大，是叔伯三大爷的大儿，兄弟排行应是老九。不知为什么，他耻于与其他叔伯兄弟为伍，自己另起一行。他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八路军，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后来又回村当了副支书，前几年做了胃切除手朮，不再当干部了。他每月都有残废补贴，有钱花。他一家人从不上地里干活，分到的粮食一两也不少。队上的干部怕他。他一米八的个子，面目清秀却配了两道浓眉，显得十分威严。他一出门，胡同里的孩子马上缩回家去，不敢再出来。我也有些怕他。后来我看电影上甘岭，总疑心我方的军长是大哥扮演的。

大哥威望高，家里房子也好，却不愿意把家堂设在自己家里。他的亲二大爷、四哥的父亲抗战时期当过伪乡长，属于汉奸，把他供奉在家里怕别人说阶级立场不坚定，敌我不分，而且本来关系就不好。

四哥却是愿意供奉的，那时他因父亲的问题被当做坏分子陪母亲给常挨批斗，社会地位很低（虽然他也有些本事）。一是为了得到大哥的关照，二是怕被院中人的歧视，主动争取把家堂设在他家。

“咱是一个爷爷的公孙呵，照顾着点吧。”他常说。

这样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就在四哥家设家堂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男人们都来到四哥家里忙碌起来，先是打扫院里的卫生，再打扫明间（就是堂屋）的卫生，打扫干净了，四哥把存放高处的家谱和仙逝的老人的牌位拿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土，小心翼翼地先把家谱挂在墙中间，再把牌位放在家谱下方的条桌上。解放前去世的人都有牌位，牌位是木制的，由一尺长的条木做成，中间写着逝者的名字，两边写去逝者的生卒年月日，最上方有一个红点，据说这是请村里的秀才做点朱官，出殡那天写好并用毛笔点上的，很好看。解放后去世的人没设牌位，只得先写在烧纸上，折成一个牌位的样子，再削一块白菜疙瘩，用一节梃秆儿（秸秆上半截光滑部分）插起来，再摆到条桌上。不知哪一年，大家认为我的毛笔字好，写牌位的活就落在我头上了。我也愿意干，因为，这时候，四哥家的最重要的座位属于我，我写，他们只能站着看，似乎在大人面前得到了几分尊重。

请爷娘

请爷娘就是请神，把先逝的先辈们请回来过年。这是一个团体项目，年真正热闹起来了。

摆好家堂以后，男人们便回到各自的家里，把烧纸叠好，分成若干份，再把女人们煮好的肉和煎好的东西放到三个碗里（据说敬神不能用双数），再拿出一定数量的鞭炮，用一个传盘端着，在十一点半左右，人们便一起去请爷娘了。

我们院中请爷娘在胡同的南头。这里是麦收时的麦场，比较平坦宽阔，麦场的南边是一条大路，而祖坟在村西和村东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两个祖坟），在这里接先人们回家过年太合适了。

人到的差不多时，大哥领着孩子出来了。他有一个儿子，二个姑娘，嫂子长得丑，三个孩子却都随大哥，儿子长得帅气，姑娘长得漂亮，其中大姑娘后来竟成为市电视台的主播。

此时，他儿子端着供走在头里，大哥一手拿着鞭炮，一手拿着一根精致的带有挂钩的竹竿和姑娘紧跟在后面，姣好的面容和崭新的衣服，简直有点仪仗队的味道了。他家无疑是整个话动的主角。

活动开始，大人们伏下身子烧纸，孩子们却忙着点鞭炮。家里贫一点儿的，买的鞭炮不但少、小，而且质量差，双响炮既细又小，常常只响一下。火鞭也是细小，啪啪啪，一会儿响没了。大哥家的却不是这样，双响炮既大又粗，第一声响起来像沉雷一般，第二响像炸雷一般，整个村子都能听到。火鞭也是粗大的一种，质量又好，响起来啪、啪，两个中间停一下，声声震撼你的耳膜。这时只见他的儿子（和我同岁）站在道口上，面向西面（他爷爷的坟在西面老祖坟上）双手斜挑着挂着鞭炮的竹竿，神气极了。

待放完鞭炮，四哥喊了一声“给爷爷娘娘磕头！”大家便跪下朝道口方向磕了一个头，然后，四哥站起来又喊“爷爷娘娘回家过年了！”便双手捧着一束点着的香向他家早已摆好的家堂走去，大家端着供紧紧跟在后面。

到了家堂，大人们把供摆在牌位的前面，再点着一些烧纸，最后又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孩子们在后面因为人多不能到家堂前磕头，便随着大人默默地把头磕在门外院子里。

活动结束了，各自四家，再找一根长棍横放在大门口里面。什么意思？说是挡着爷爷娘娘，别让他们再走了，难道他们不愿意回家过年吗？既然愿意，挡个棍子岂不是多余的？而且，这棍子经常绊脚，特别是小孩子不小心就会摔倒，大过年的，多不好。我常想。

除夕夜

在人们的忙碌中，夜幕降临。晚饭是翻身火烧，而没有什么年夜饭。记得那时候一家人是不能喝酒的，也可能是穷的原因吧。肉鱼之类的好东西少，自家人吃了待客怎么办？况且，晚上还有活动。

我也因为中午吃了好东西，晚上并不觉得饿。每年烙火烧，母亲总是把中午煎藕合剩下的藕片剁碎掺在火烧馅儿里，吃起来咯吱咯吱响，我不喜欢吃（不知什么原因，年逾花甲，牙齿开始掉，竟喜欢吃藕，愿意听咯吱咯吱的声音了）。

吃完晚饭，人们先在院子里和大门口挂起灯笼，给进出的人照路。灯笼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多数人家是把煤油灯放在一个四方形的玻璃盒子里，条件好的人家则用泡子灯（马灯），大人们吃饭前就灌上油，把玻璃擦拭干净，天一黑就挂起来了。

接着是烤火捞。先是在前道上烤，队上给几捆干草（谷子秸，好起火），好事的大人们点着火后，孩子们便唱着“烤烤手，不冻手，烤烤脚，不冻脚”的歌谣，半信半疑地跳着、闹着，十分高兴。有的孩子只顾伸着手烤火，刚穿上的新棉袄，把袖子烤焦了，惹来母亲一顿训斥。还有调皮捣蛋的孩子偷偷地把一个炮仗扔进火里，人们玩的正高兴，突然一声爆响，炸起一团火花，落了孩子们一身。孩子们惊叫着跑到远处，一会儿又跑回来玩了。

然后，人们再回到自己的院里烤火捞。家里没有干草一类好烧的柴，高梁的秫杆好烧，但母亲舍不得让烧，只好用玉米秸代替。记得有一年用的是芝麻秆，好起火，烧起来啪啪作响，火苗红中带蓝，很好看，象征意义也好，芝麻开花节节高嘛。

趁着火着着，人们总是再点一点鞭炮，尽管鞭炮的响声传得很远，人们还是愿意在自己的院子里点燃，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家一年的穷气驱走。

火和鞭炮一个时辰后沉寂下来了，晚辈的媳妇和姑娘们便来到长辈家里，喝着茶，啦啦家常；而那些五六十岁的奶奶、大娘、婶子们，盘腿坐在烧热的炕头里边，暖融融地亲情伴着柴烟味弥漫了整个屋子。

男人则到四哥家守家堂去了。守家堂是什么意思？也许是陪着上午请回的爷爷娘娘坐坐，免得他们寂寞，还是怕摆在家堂的供被老鼠或者猫给叼走，吃掉。供少了是小事，很不吉利可是大事。

父亲每年回家过年，却从不上家堂去。这时母亲就给我说，你到家堂上看看，我只好去。

四哥已早早把茶壶茶碗擦干净，沏上茶，等着人们的到来。我大爷来了，他虽然辈份最高，但祖宗供奉在这里，不能不来。已经成家立业的在家的六七个堂叔哥哥来了（其他的几个哥哥有的在外边工作，有的下了关东），再小一辈的侄子们也来了。大哥往往是最后一个来的，他不愿意来，但又不得不来，他的父亲供奉在这里。人们喝着水，抽着烟，说着不疼不痒、不冷不热的话，虽然赶不上女人们那么亲热，但多少还是有点家族的和睦气氛，暂时消失了阶级斗争的硝烟味。

他们说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各自知道的先辈们的事，特别是先辈那些荣耀的事迹，更是每年大家津津乐道的。孩子们大都対这些事不感兴趣，陆陆续续到别处去玩了，而我却对这些事很感兴趣，总是一直听到他们不愿再啦，到十一二点，起身回家。四哥也把供放进锅里，上炕睡觉了。

我也回家睡觉了。各家的灯一直亮着，但恍恍惚惚，并不明亮，周围却更显得更黑暗了，人们特别是小孩子，走在街上还是胡同里，比平时更害怕，心总是怯怯的，怕什么呢说不清楚。

除夕夜，在我们那里，还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打喷嚏，打喷嚏是有人想，神都请到家来了，谁还想念你？肯定不吉利！还有不能往院中泼水，水是财，泼了水就破了财，要等天明后再泼。还有不能扫地，做饭余下的柴火是财，不能扫走。还有黎明下饺子时，不能拉风箱，是怕惊动神。母亲总是把最好的柴禾留出来，不肯让烤火捞，其中的深意可能就在这里吧。

这时候，没有几个人再守夜了。在这个虽明还暗的夜晚，人们想着这些神兮兮的忌讳，睡去了。

拜年

当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每个冢族中总有一个过年心胜的人早早起来，挨户喊着：“大爷，婶子，起来下饺子了！”于是，大人们先醒来，忙着烧火，下饺子，再呼唤着沉睡着的孩子们。

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是按照孔夫子的教诲，由近及远进行的。吃饺子前先给自己的父母拜，吃了饺子后马上到家族中拜，家族中拜完了，再等一会儿，看看本生产队其他家族行动如何，以家族的年轻人为单位，便开始给别的家族的长辈拜年了。我和弟弟小时候却很少给父母拜年，总觉得不好意思，以为这年只是给外人拜的，父母也不要求，特别是母亲平时那么严厉，在这件事上却十分宽容，一点儿责怪的意思也没有，总是说，吃饺子，吃饺子，別凉了！

家族中的年轻人先拜完年后，堂叔伯哥嫂们晚一会儿也来给我父母拜年了，他们大都五六十岁了，比我父母大十来岁，但小我父母一辈。当他们俯下笨拙的身子磕头时，我马上感到了拜年的神圣和庄重。父母也躬下身子，忙说：“别磕了，孩子们磕了就行了。”哥嫂们却说：“不，一年就一个头！”

到别的家族中拜年却有意思得多了。

拜年自然是长辈拜年，单向流动。但并不绝对，虽然是同辈，因为年长，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头是必须磕的，平时关系好的，也是要磕的，其他的人就随意了。

家族中拜年是一家一家的，人少，这头都是磕在堂屋里，显得很亲近。到别的家族中拜年，则是一伙一伙的，人多，只能把头磕在院子里。虽然那时搞平均主义，实际中还是有贫富差别。富裕的人家会在屋门口铺一块大的草甸子，稍差一点儿的人家会铺上一张旧席子或旧门帘，穷的人家却只能把院子打扫干净了。所以聪明的人总是往前跑，把头磕在草甸子上或旧席上，膝盖不会沾上土，刚穿上的新衣服，谁愿意沾上土呢？到了穷的家里就只好磕在地上了。

各个家族中都设有家堂。富裕家族中的家堂自然摆得东西丰富，布置的也庄重一些，这时候，家族的的长辈们都换上新的衣服，端坐在家堂的两侧，等着拜年的队伍到来。拜年的人来了，他们便陪着先给供奉的先辈们磕头，然后再看着大家给他们一一磕头，庄重得很。

到一般家族则另是一样，不管你有没有家堂，领头的全当没看见，进了院便喊“给大爷拜年”，后面跟着的人赶紧找干净的地方磕头。受拜的人则忙着拿烟给前面的人抽，而后面的人嘴上说着不抽不抽，接过一支烟，一转身，排尾变成排头，到别的人家去了。到家穷且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低的人家拜年，简直就成了闹剧。一进大门，领头的人便大声喊，“拜年了，拜年了！”走着喊着，前面的人到了屋门前，后面的人刚刚进大门，前面的人拉开架势磕头，一条腿弯下去尚未着地便被拉起来，“别磕了，别磕了！”这时，中间的人弯了弯腰，并不想真磕，马上又直起了身子。最后的那部分人心眼最多，连身子也不弯，只是站着等给烟抽了。

不知什么原因，有的长辈却不愿意接受晚辈的跪拜，一听到喊拜年的声音便躲了起来。有人问，婶子呢？叔叔会说，岀去拜年了，回来我给她说。一般人家也就过去了，要是富裕人家拜年的人还要回来再拜一次。

拜年还有一个功能是化解矛盾。一年中，如果两家因为一件事撕破脸，彼此间不说话了。这时候，年长的一方就特别注意，看另一方来没来拜年，如果来了，天大的事从此了结，重新和好了。

1964年提倡破“四旧，立四新”，易风易俗，队上的干部们想用团拜的方式代替拜年。初一早晨吃过饺子，便把大家集合在大街上，先唱一个歌（唱的什么歌我没记住），再由队长讲话，宣布互相拜年，就结束了。

忘了是哪一年的初一，到了中午大家发现，大队长（在我们生产队，我叫他五大爷）偷偷跑到我大哥家，给他母亲（我叫三大娘）磕头了。人们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就又悄悄地拜起年来了。

送爷娘

初二是送爷娘（送神）的日子。饺子，初一晚上就包好了。我们那里过年吃两顿饺子，初一吃素馅的，祈盼新的一年素素静静，平安的意思。初二吃肉的，祈盼新的一年肉肉头头，富裕的意思。但也个别人家并不这样。有的家包猪肉的，有的家包羊肉的。母亲不吃猪肉，所以每年初二都包羊肉的，我一开始吃不习惯，总觉得膻味太大，慢慢地，时间一长也习惯了。

天一亮，男人们便起来，在大锅里或者炉子上煮熟九个饺子，然后分成三碗，用传盘端着到家堂上上了供，拿回自己先辈辈的牌位和原来的供。再回到家里带上早已准备好的烧纸和鞭炮，和族人们一起，开始送爷娘了。

送爷娘和请爷娘不同，要送到坟头上，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行动快的人已站在前道上等着，这是炫耀家族人丁兴旺的时刻，因此，除了女孩子，男人都要参加，不滿周岁的男孩抱着也要参加。家族人多的总是挺直腰身，自豪的四处望着，家族人少的挟着纸，弯着腰，冷冷清清地站在墙角，向人多的家族投来羡慕的眼光，看人家这些人！

大哥一家依然是这个活动的主角，烧纸和鞭炮也依然带得最多。等人齐了，大哥拿着那根漂亮的竹竿带头向村西头走去，其他人三三两两地跟在后面，从前到后占了半个前道，确实有点壮观的气势。

我们家族的祖坟在村西头离村不远的一块高地上，这是解放前祖上留下的一块地，我爷爷以上十几代人都埋在这里。懂点风水学的来到这里，都说此地风水好，可究竟好在哪里，却说出所以然來，只说这是一个三角地，西临一条南北大道，这就是一个旗竿上飘的旗子，好。

其实，我家族自有一个说法：有一年，两个爷爷日子过得正顺的时候，请来一个懂行的亲戚选坟地，那个亲戚看了属于我们的几块地后，问老哥俩：你们是想求财还是求人？哥俩说，求人。亲戚说，要求人还是村西头那块地好。于是后来，从曾祖父母开始，家族的去世后就埋在这里，也许真有灵验，也许巧合，到了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迅速繁衍开来，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户。

后来，堂叔伯大哥和三哥（他们已成家立业，并开始当家主事了）觉得人是多了，但财少，不如“人财两旺”，便又请人看中了二里地外河东的一块地，把大爷爷的坟迁走，此后大爷爷那一支人去世后大都往河东的坟地上埋了。然而，自己排行的大哥的父亲去世却没往河东埋，也没埋在他老爷爷的旁边，而是埋在了离老坟往北约二十米的偏东的地方。什么原因？是不愿与当汉奸的二哥为伍，还是已经厌倦了这个家族？恐怕只有大哥自己知道。可他不会说。

不一会儿，便到了坟地上，大哥带着儿子径直向北，向他父亲的坟前奔去，烧纸、磕头、点鞭炮，最后才返回老祖坟边烧几张纸了事。而其他的人则在祖坟这边，烧纸、磕头、点鞭炮。最后也送几份烧纸到他父亲的坟边。

“亲爹后爷爷！”有一个堂叔伯哥哥嘟囔，但声音很小。

该去河东送爷娘了，大家拿着剩余的烧纸、鞭炮原路返回。走到胡同口，年纪大的几个人说你们年轻的去吧，说着便径直回家了。是嫌路远，还是没有最亲近的人了？事实上，河东埋着的大爷爷，民国时期当过厘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为家族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还是很愿意去，走在冬天冰雪覆盖的天野，穿过冰封的小河，感到很新鲜，并不觉冷和远。

从河东回到家里，母亲已煮熟了饺子，先捞出一些，用篦子端到头上方的位置，嘴里默念什么。她再拿一份烧纸在门左边的墙下烧，并虔诚地跪下磕头。这是敬天地之神。

这时候，父亲也起来了。他1960年为给我奶奶买棺材，把上班骑的自行车都卖了，被人称为大孝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不但不守家堂，上坟送爷娘也从来不去。在院里点上几个两响，还说两响动静大，坟地的爷娘听得到。

走亲戚拜年

初二早上送走爷娘，一天无事。大概是让人们在与先辈分别的哀愁里沉寂一天吧。初三开始走亲戚拜年。我们县的风俗以县城为界，城东这一天不走亲戚，认为不吉利，而老人去世头三年则必须来上坟，否则不孝。城西则初二送走了爷娘，吃了早饭就开始高高兴兴走亲戚拜年了，而且是先走最重要的亲戚丈人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之丰富多彩。

我则是每年初二给姥姥上坟的。

我姥姥家在我们村的西边，相隔不到一里地，很近，但却更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年年大涝，姥姥村的地多数低洼，一遇大雨，处处积水，颗粒无收。村民的生活更是艰难。村庄的面貌像是刚刚遭遇一场洗劫，一派萧索，房屋东倒西歪，断壁残垣，没有半点活气。

我的姥爷去世早，姥姥和二舅在1960相继饿死，三舅一家移民去了东北，大舅因小时家穷跟了舅舅（我姥爷），这时候一看家庭败落，举家迁回了原籍。就这样，一场灾荒让好端端的家庭消失了，院中只有几个远房的舅舅。上坟了草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母亲头上。所以，每年初二吃过饺子，母亲就把烧纸和鞭炮准备好，对我说，给你姥姥上坟去吧，上完坟再去院中拜个年。

不知为什么，我心底深处很厌烦那个村，厌烦那些远房的亲戚。但是，母亲之命，岂敢违抗，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村西走去。

姥姥的坟就在村东头，紧靠舅舅们的房子，一群孩子在旁边的麦场上玩。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心情怯怯地点烧纸，然后再点鞭炮，任务真得很重，有时候遇上大风，火很难点，得费半盒火柴。

听到鞭炮声，每次总是一个表哥走过来，领着到院中给几个舅舅拜年。几个舅舅对我的到来不冷不热，哼哼唧唧，他们的日子比表哥好，却似乎都不愿意管饭，我只好跟着表哥到他家吃饭。

表哥家真是穷。他有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挤在两间低矮的土房里。有一年他当河夫伤了腰又留下了病根，攒点钱却全买了药。过年连二斤肉也买不起，我也总是心情郁郁的吃了他的饭，匆匆回家。

熬过初二，人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走亲戚了。那时因为穷，走亲戚买不起礼物，待亲戚没有东西，平时很少有亲戚来往，相距三五里地且关系很近的亲戚，一年也来往不二三次。十里以外的亲戚则常年不见面。过年，终于有机会了。孩子们更高兴了，不仅可以再吃几天好东西，生活富裕的亲戚说不定还给三角五角的压岁钱呢！

我的亲戚比较多，有三个姑家，一个表姐家。有的家庭日子还不错，且待我都很好，我也愿去，只是没记得谁给过压岁钱。大舅家是因为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母亲没安排，我也不愿去。

我最愿意去大姑家拜年了。大姑和父亲两母，但对侄子比那几个姑还亲，每到这天早饭后忙完家务，就站在门口边等边向东张望。当我和弟弟，还有叔伯哥哥进了村，依次进了门口，她就边笑边数着：一个，两个，三个，全了，全了！

她家的日子是比较富裕的，两个儿子都在外边工作，五个姑娘个个漂亮能干，而我姑父很有经商头脑，赶一个集，东头买了，西头卖，就赚个三块五块的。

我们去拜年，两个表哥陪着，不喝酒不行。我平生第一次喝酒，就是表哥逼的。忘记是哪一年的初三了，表哥在炕上放一张小桌，上面摆上酒菜，再在每人面前放了一个很小的粗瓷的酒盅。我执意不喝，但经不住表哥让，他笑嘻嘻地反复劝说，少喝，少喝，我给你倒半杯，就半杯！那一次，我拗不过表哥，喝了三半杯，便一头倒在炕里边，直睡到日头落到树梢上才醒来。此后，我很长时间滴酒不沾，甚至一嗅到味就头疼。后来做了行政工作，求人办事，不但要喝，而且要带头，只好硬着头皮应付，竟练得能喝上半斤了，但是终因缺少喝酒的基因，三杯就脸红，二两就头疼，天天喝也没有练成自己的强项。在那个不看水平看酒瓶的年代里，自己仕途不畅，升迁不快，这怕是原因之一吧！

这是后话。

作者张玉魁，男，1955年4月生，山东省平原县人。字默之，号老荷、南园、南园翁，中共党员。1975年参加工作，1980年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中学时期喜爱新诗，并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退休后转为喜爱古典诗词，创作并发表百余篇。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青岛市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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