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消息后，我去找王局长要说法，他却说：“没有办法，评委的意见我不能反对。”

我虽然生气，但也没在意，回到学校仍然一如继往地工作。学校当初让我担任保卫科长，是看中我的兼职律师身份及手脚的功夫。因此，我便要求辞去保卫科长职务。学校明年要参加全省的教育教学大比赛，校长答应年底向教育局打报告将我调整到教务科，负责全校的教学管理。教务科长虽然也是行政职务，但属于管理教学的业务科室，届时估计那位书记就不会再反对我晋升了。

1993年秋天，我第三次晋升职称打分在全市仍然遥遥领先，此时笔者成为全省幼儿师范的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不出现意外，我应当晋升高级职称。住在笔者对门的教育局一位评委暗示我：“评委们很多人都认为你应该晋升职称，但局长和一部分评委不同意你晋升。你应该到一些评委家里串门，沟通一下感情。”

笔者非常生气，说：“晋升职称长工资每月才增加不到200元，一年也就2000元左右，如果我去各评委家串门，恐怕晋升职称后5年增加的收入就会全没了。他们爱评不评。”

这一次晋升职称，15个评委有8票反对笔者晋升，其中就有那位局长和书记。尽管笔者知道没有晋升职称的原因是什么，但笔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仍然回到学校正常工作，我不相信自己会永远被排斥在高级职称之外。

1994年，笔者第四次参加职称评聘，经评比，笔者的各项分数又一次在全市遥遥领先。教育局只给我校一个晋升高级职称的指标，如无意外，笔者这一次当然会晋升副级职称。就在评高级职称最关键的时刻，校长去参加全国中等师范的校长培训班了，由书记张某代理负责全校的工作并包括职称的晋升工作。这位比我高一届的大学同学，竟然利用这个机会，把唯一的晋升职称指标落实到了她自己的头上。一个没有任何教学工作的行政干部，就这样把笔者的晋升指标抢走了。

这个消息公布后，很多老师都非常生气，并为笔者打抱不平，但这些人只是口头上说一说，没有任何人出面为我争取公理。校长学习结束回来后，因为这件事情和张书记发生了冲突，但职称晋升一事已经不可逆转。

笔者对校长说：“算了吧，现在正是全省中师教育评比的关键一年，我没时间考虑这件事情的影响。不过我可以接受四连败，但我不相信明年还会不公正。如果明年对我还不公平，我会辞职去当律师的。”

1995年，笔者第五次晋升高级职称。这一年市人事局废除了教育局的高评委，由人事局高评委统一把握标准。当市高评委审核笔者的参评资料时，大家都惊讶了。笔者个人的总分竟然超过了全市教育系统参加高级职称评定人员的总和分。

高评委的负责人找笔者谈话了解情况，笔者说：“5年前我就是全市晋升高级职称总分第一名，年年不公平，我也没办法。我不相信永远不公平，因为，是金子早晚要放光芒的。”

高评委负责人说：“陈老师，请你相信市高评委，从今年起，高级职称的评聘，一律公开进行。过去的事情，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了。”

几天后，我理直气壮地晋升了高级职称。局长又找笔者谈话，说：“祝贺你晋升了高级职称，到目前为止，你是全市最年轻的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希望你继续努力。”

我冷笑了一声，回答道：“对不起，我不接受你的祝贺，我晋升职称和教育局没有任何关系。”

笔者晋升高级职称后的第二年，因为过去评聘职称积累的矛盾，教育局决定调笔者去教育学院任正科级幼教研究部主任。笔者断然拒绝，并主动辞去所担任的学校行政职务，甘心当一名普通教师一直工作到2002年。这一年笔者满50周岁的时候，便申请病退。经体检确认并被批准后，笔者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当了专职律师。离开了原来的田园，又开垦了一片新土地，笔者依然生活得非常快乐和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