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从1879年的瓦丁敦内阁至1883年茹费理第二次组阁，中间就经历了7个内阁。在议会中，许多议员以对德复仇为第一要务，反对殖民扩张，认为会削弱法国在大陆的力量。因此政府往往以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法国外交领域的事务。即使在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后决心要对东京进行远征，沙梅拉库仍然在议会声明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重心仍是大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敢冒这样的险发动一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最后，从国际形势上看，法国在欧洲是孤立的。1875年稗斯麦曾经提出:“德国不怕一个强大的法国，危险只在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结盟“。因此直到1891年法国才与德国结盟。单打独斗的法国对于欧洲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很敏感，保证欧洲的安全才是它的首要考虑。

(二)法国发动战争的原因

既然19世纪80年代初的法国国家实力并不强大，有学者甚至认为此时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弱国，法国又为何愿意耗费国家力量在远东进行战争呢?诚如法国议会中的反对派所言，这难道不会分散法国在本土的实力吗?法国又如何认为自己定能取得山西、北宁之战的胜利?又如何认为中国会在山西、北宁失败后自发地退出东京?

首先，法国之所以敢明知道中国会抵抗的情况下发起对山西、北宁的进攻，是因为法国认为这场战事可以迅速结束且法国必胜。对中国实力与决心的轻视是得出此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1883年初，法国政府正在酝酿远征东京的重大决策之时，在北京等待继任者的宝海，频频向法国政府传达中国积极备战的消息、云南有超过1万的士兵重新越过边境，而他们管辖的这个地区不久还将派出别的兵力，广西的地方部队也奉命重新占领原来的阵地……这些舰只由为此目的雇佣来的德国高级舰艇驾驶员开至大沽，合同规定在战争期间他们应当为中国效劳。据我所知，已有20名德国籍的军官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类似的雇佣合同(另有20名英国国籍的军官也已签订合同)。“李鸿章可能已奉命前往广州担任对安南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他可能拥有15万大军。一个月来，这批军队从各省秘密开往广西和云南边境。

尽管宝海的情报向政府警示了战争的可能性，政府却在研究中国对远征的反应时，仍然坚持中国并不会给法国造成实际的妨碍的判断。一方面，或许是政府对宝海失去了信任，认为宝海所报告的消息“根本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因此，我们认为宝海先生的看法可能是由于受到中国好战倾向所形成的先入之见。

另一方面，是法国对中国决心的低估。“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琉球事件，对于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小国的明目张胆和强有力的行为，中国也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插手与它无关之事，而且正像英国报纸所指出的，它还是维持自己边境的秩序为妙。此外，1883年的中国与1859年的中国并无不同，只有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才会有什么担心害怕的。”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法国才会对中国要求交涉的提议不闻不问，耽误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5月9日，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会晤沙梅拉库，想要了解法国在东京的活动情况。但是沙梅拉库表现十分冷淡，不仅拒绝承认中方对越南所宣称的宗主权，更直言中国无权过问越南问题，这只是法国与越南之间的事情，不愿谈论。

直到远征军到达东京之后，法国政府才发现并正式承认了中国正规军的存在，明白了中国对越南的决心。然而，即使知道这一点，法国的大多数官员仍然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不成威胁。如脱利古认为中国人很容易发火，但也很容易泄气。只要法国迅速猛击，中国就会平静下来。一旦法国要牢牢地驻扎在红河两岸和云南边境上，这样中国军队便敢怒而不敢动了。就连英国外交部长格兰维尔都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若中法开战，则中国必败。

其次，德国的支持仍然是法国决心与中国一战的重要原因。1883年5月，法国了解到德国曾帮中国建造了一艘装甲舰“定远”舰，这艘舰船即将由德国船员驾驶回中国。几乎在同时，德国驻法国大使主动往沙梅拉库处询问中法之间的战争是否迫在眉睫，因为中德之间曾有过协议，假如在启航时，中国与欧洲的某一大国己经宣战，或者即将开战，那么，派德国船员驾驶船只的承诺就完全失效。

“言下之意，若中法宣战，德国可以依据条约不让“定远”舰出港。结果是中法双方均未宣战，然而，德国仍然决定不允许德国公司建造的军舰按德国有关当局与中国政府的代表商定的条件离开德国。中法战前，像斯麦还向茹费理保证，德国将不会作任何反对法国利益的事情，并且如果法国需要德国帮忙解决中法争端，德国愿意效劳。

综上所述，对中国决心与实力的低估以及来自德国的支持是法国敢于与中国交火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