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藏书》，吴建明、黄显功、王仁芳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为黄显功先生所赠。该书大八开，布面精装，全彩印刷，外加硬插套，前后书的环衬乃是国外经典图书中流行的大理石纹，最奇特之处乃是这种纸张的正反两面图案完全重叠，可见该书在制作上的用心。黄先生赠予我此书时，在附信中提及关于罗氏藏书我也做了一点小贡献。

其实我的贡献是间接的间接，韩琦先生才是这批藏书能够售归上图的功臣，本书后有他写的《书香犹在忆故人——与瑞典著名藏书家罗闻达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文中提到他认识罗闻达先生是在2005年中国嘉德的拍卖预展上，艾斯仁、冯德保请韩先生一起聚餐，在座者有罗闻达，在饭桌上罗闻达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西文中国书目手稿。韩琦惊叹于罗闻达收藏之富，当时罗闻达很高兴，请韩琦为此目作一序言，转年韩琦借到德国之机，顺便访问瑞典，到罗闻达家中看书，同时帮助他做书稿修改，之后出版了《从西文印本书籍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正是在此序中，韩琦给罗闻达起了这个中文名字，韩先生说，起此名寓意有二：一是此名和他的姓氏发音十分相近；二是和他的秉性十分贴合，博学多闻，开朗达观，豁达大度。

此书目出版后，在国际汉学界广受赞誉，多家图书馆想收购罗的这批藏书，之后几经曲折，经韩琦从中协调，罗闻达的藏书最终售给了上海图书馆。韩琦先生在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几种罗闻达所藏稀见之本，我印象最深者乃是康熙时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此乃我垂涎多年的早期铜版画，至今未曾寓目，而国内公馆向未有藏，没有想到罗闻达竟然有此版画。仅凭这一点，就可窥得他藏书质量之高。而今这批书一同归了上图，成为了中国公藏得到的第一部该铜版画。

韩琦谈到罗先生对西方图书的版本十分精专，纠正过业界流传已久的固有认识，韩琦夸赞他：

他不仅是一位藏书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总是虚怀若谷，好学不倦。他写了一些文章，谈论早期汉学在欧洲的转变。他觉得欧洲人对中国有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有完整的认识。但他十分害羞，总觉得文章还有完善的余地。虽然我力劝他发表，但他始终没有应允。

韩琦还谈到了罗先生的早年履历：

他出身于一个艺术家家庭，其父颇具歌剧歌手的天分，但后来成为摄影师。大学时，罗先生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哲学和音乐，本来着意专研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来因与导师们争执而放弃论文，但对哲学的兴趣使他转向目录学的研究。他开起了书店，并出版目录，在当时还颇有名气。

同时他还讲到罗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读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孟德卫《神奇的土地》一书，从此他致力于西方学者有关中国书籍的收藏，由此奠定了他在藏书方面的最大成就。

本书后所附另一篇文章是黄显功所撰《“罗氏藏书”入藏记》，黄先生的这篇长文讲到了罗闻达当年开旧书店的细：

他出生于1941年，大学主修数学，也学过音乐、历史和绘画。25岁那年，他萌发了开古书店的念头。1965年，他以6000克朗起步，在乌普撒拉大学附近创办了一家书店。他每两周去一趟斯德哥尔摩的古书拍卖会，从中学到了许多古书知识，入了古书经营的门道。在搜集了一批古书后，他1971年去了日本，把书卖给了图书馆。此行使罗闻达认识到必须有系统地建立自己的古书世界，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于是，他回到瑞典后，开始有系统地搜集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著作和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初版书。林奈的书在日本卖出了好价钱，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骑鹅旅行记》初版书，在2000年也被卖到了7500英镑。他游走于各大收藏机构之间，销售、交换了无数的珍籍，取得了不错的经营业绩。

黄显功在文中详细讲述了上海图书馆购买到罗闻达这批藏书的曲折过程，其中谈到了当这件事因故被搁浅时，他打听到罗闻达与韩琦十分熟悉，于是借到北京开会之机，来找韩琦。他到京时正赶上德宝公司在举办秋拍预展，当时我记得黄先生给我打电话，讲到了此行的目的，我告诉他自己与韩琦相识多年，于是黄先生邀我与其他几位朋友一同晚餐。在餐桌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韩琦，两人顾不上吃饭，站在旁边详细交谈此事。那次黄显功还带来了一些新刻的笺纸，他将此笺纸分赠给在座者，我们忙着讨论笺纸的优劣，没人注意到他们谈得热火朝天。

最终罗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这个过程前后历时十年，当然与黄显功的不懈努力有着直接关系。2013年罗闻达意外去世了，但他在遗嘱中已写明要把存放在泰国住所内的学术参考书全部做为遗产赠送给上图。在这个过程中，我听闻到有些人说，罗闻达在做生意方面十分精明，然他却能如此大度的赠送自己的藏书，这更让我体会到他是一位有情怀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生意是生意，情怀是情怀，只观其一端，而对某人做出评价，显然是以偏概全。

本图录只是选拍了罗氏旧藏中的一些珍品，每种书附书影若干，另外有相应的是中文题记，题记中标明作者、出版商、开本、版本以及内容提要，它当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

《流言》，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是新经典公司林妮娜女史所赠，书的封面完全按照民国初版本，目录是与原书相同的竖排版，但内文却是简体横排。对于这一点，我看到新经典公司所发的《答读者问》中有相应解释。比如有人问，为什么要重现初版《传奇》《流言》？新经典的回答是：

张爱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是中国现代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女神。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她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没有用“之一”这种说法）；作家止庵认为，与和张爱玲同时代的多数作家、她之前一两代、以及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写作的多数作家相比，张爱玲的文学都是“与众不同”的。

这段话乃是回答为什么要再版这两部书，接下来就要回答“简体横排”与“繁体竖排”的争论问题。该文谈到，他们已经注意到读者的质疑，为此“在筹划之初，编辑部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到底采用简体横排还是沿用繁体竖排。不少编辑站在繁体竖排一边，有编辑还曾一度因为或许没法完全复刻原书排版，失去了做书热情。”

由此可见，要想达到尽口皆调，是何等之不易，经过一番争论，最终的结果是：

一个声音说服了“繁体竖排”派：“直接复刻繁体竖排只要影印就好了，这件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就已经做到了，他们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依照原样复印了两部作品，目的是供研究者参考。而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书是用来翻看阅读的，自然要更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采用繁体竖排，等同于在一开始就拒绝了一大批读者，这与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爱玲读者的追求是相左的，我们不能有那种小众思想和无来由的优越感。因此我们要做的是重现版，力求再现初版风格的同时，吸引更多读者。”

说来惭愧，我虽然很早就认识陈子善和止庵这两位张爱玲专家，也常听他们谈到关于张爱玲的新发现，但直到今天才认真读一读张爱玲的作品，读罢第一感受就是惊叹于她的才气，难怪有那么多的张迷，她的文字确实有魔力。

从本书中了解到，她在很小时就开始了创作，这种天分只能让人艳羡。这部书乃是她的首部散文集，集中的文章长长短短，有的仅半页，有的长达几十页，可见她是一位脑子中没有框框的人。她甚至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写一写，比如《必也正名乎》一篇，专门谈人的名字，此文起首即称：“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张爱玲认为“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接着她在括号里写道：“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即便如此，她还是觉得“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

张爱玲自称喜欢替人取名字，尽管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她的小说中有那么多人物，不都是她给取的名字吗？张爱玲又想到了自己的名字，以未能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而觉得遗憾，因为投稿时会给读者留下最初的好印象。她引用他人所言：“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不过从她的成就来说，倒是个反证——虽然没有炜丽的名字，但一点都不妨碍她在文坛的光芒四射。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改个名字应该不会像如今这么麻烦，既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何不起一个自己满意的笔名呢？张爱玲没有直接解释这个问题，她先说了一段以下的话：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份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可见皇帝遇到不顺心的事，马上想到的是改元，张爱玲为什么不改呢？接下来她给出的答案是：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了，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前面作了那么多的铺垫，到此时方亮出答案，如果全文阅读的话，更能够体会到张爱玲文字的精巧：每一个段落的起承转合都会有不经意的铺垫，貌似冷不丁的一句话，如果你再回头细细读之，肯定又会心一笑。她的文中还会时不常地出现当今人们最喜爱的所谓金句，想来这是张粉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比如：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段话已经不知被人引过多少回。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话，却非易事。对我而言，张爱玲的金句中，我最熟识者，莫过于她在《谈女人》中的所言。当然这些话是她的发明，还是英文小册子《猫》的内容，我并不清楚。即便如此，张爱玲把它写入此文中，也足可以代表她的观点。比如她说：

女人与狗唯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显然这句话是男人揶揄女人乱花钱以及喋喋不休，对于女人的个性，最令男人津津乐道的一句莫过于：“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从这些话中似乎感受到张爱玲对女人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当然她对男人是否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至少我未曾读到相关文字。然她在另一篇中写道：“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从以上的所引，似乎张爱玲更关注男人与女人之间永远扯不清的关系，但是她所写《打人》一篇，虽然很短，我却看到了她骨子里的正气。这篇文章写的是她在外滩看到一个警察打十五六岁的孩子，虽然她自称：“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这回的张爱玲却气塞胸膛，恶狠狠地瞪着那个警察，恨不得眼中飞出刀子。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真动手，是打不过那个警察的，但这不妨碍她的心理活动：“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读到这样的段落，让我对她的固有认识有了转变，可惜我读她的书太少了。

《传奇》，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是张爱玲首部中短篇小说集，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首版。书中收录她的十篇文章，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部小说写于1943年，张爱玲正是凭此惊艳于文坛，成为了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她在《传奇》的再版序中感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那时的张爱玲刚二十出头，第一版《传奇》印了10万册，4天内销售一空，她的确有资格这样感慨。

《传奇》出版后不久，第一篇正式书评是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在这篇书评中首先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只注重主义而忽略技巧的弊端：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

显然傅雷的这段话是在表彰张爱玲小说的技巧，他认为这种技巧可以医治新文学之病，在傅雷看来，新文学忽略了人情欲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这段评语出自傅雷文章的《前言》，接下来他重点评论了《传奇》中的前两篇，即《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对其他数篇则综而述之。相对而言，傅雷对《金锁记》评价最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土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相比较而言，傅雷对《倾城之恋》有着较多的批评意见：

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傅雷的评论文章发表约半年之后，张爱玲刊发了《自己的文章》，此文并非回应傅雷的批评，但表达出了她的写作观。她先是说自己主要是写小说和散主，不大注意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可见她的小说确实是有针对性的。张爱玲首先认为，文艺理论是出自文艺作品之后，如果作者能够从理论中汲取到有益成份，这当然是好事情，因为这么做能够对今后的作品有所推进，但她同时认为“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张爱玲认为：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在张爱玲看来，文学史上大多是飞扬的作品，缺少安稳的作品，好的作品应当是以安稳做底子，来描绘飞扬的人生。这正是她与傅雷观念的区别。傅雷对新文学的批评，是建立在认可文学是表现斗争的基础之上，而要对斗争描述的方式进行技巧性的改良。而张爱玲乃是彻底打破新文学要表现斗争之一标准，她觉得人生的安稳才是作家在作品中予以表达的观念。在她看来，人生的飞扬不是作者刻意创作出来的，而是作家通过表现人生的安稳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所以她说：“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传奇》中的作品背景大多与香港有关。1939年她获得了伦敦大学奖学金，因二战爆发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宋明炜在其专著《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中说：“香港的战争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日本人突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在张爱玲的生命历程中是继被父亲监禁以后所遭遇到的又一个几乎令她完全绝望的事件。关于她在香港战争中的经历，她在《烬余录》中有生动详尽的描写，至于这场战争在她心理上的影响，整整一本《传奇》中，哪一篇小说都脱不掉它的阴影。”

对于《传奇》与香港的关系，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明确地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新经典公司再版时，用的是《传奇》一书的初版封面，该封面乃是作者本人所设计，现在作家中能自行设计封面者很少，张爱玲此书的设计仅是一色的蓝绿，上面印着隶书体的黑字。按照简介中所言，这是邓散木的题字。该书初版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她对这种颜色有一种执着的偏爱。《传奇》出版不久，张爱玲就说：“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

她为什么偏爱蓝绿色呢？张爱玲自称是遗传：“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经典依然流传着《传奇》，这种素雅的封面，在铺天盖地的出版物中，始终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石墨捃华Ⅱ 名家题跋金石碑帖展》，秦宝斋编

本书为泰和嘉成公司刘禹先生所赠，他在题赠语中写道：“黄熙月女士奉赠韦力先生，此书因展期及疫情故，校色及文字均有遗憾，然瑕不掩瑜，尚有可观处。”然翻阅本图录，未曾感到有多大的色差，可见我眼光之拙。

本次碑帖展的策展人正是黄、刘二位，刘禹先生向我详细讲述了秦宝斋主人黄熙月女士在策展时所费的心血，一事之成，从来不容易，要好则更难。近来疫情反复，多地禁足，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按期举办这样的大型展览，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

关于碑帖题跋的价值，本书前印有陈灿峰所撰《与文字的灵魂对话》作为序言。这篇序言写得颇具文学色彩，文中讲到第一张拓片被制作出来之前，中国文字已经在甲骨、青铜、石头乃至木头上走过了一趟演化进程，陈先生说，虽然今人已难以确切知道第一张拓片出自何时何地何人之手，但“在文字成熟后的又一段漫长岁月里，拓片的出现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后来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文字的认知以及对于艺术的认知，不少都是通过对拓片的研究而获得”，所以他认为：“拓片正如一张张文字演变历史的黑白影像，带着略显粗糙却充满质感的古雅视觉，愈发展现出时间的无穷张力。”

怎样才能使文字不朽呢？陈先生讲到了青铜器会锈蚀，石碑会断裂，木头更会迅速腐朽，而拓本却能反客为主，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文字的唯一载体。再加上良好的拓工，上等墨色所产生的工艺、材质美感，拓本本身产生了可供欣赏的价值，而文人的临写和题跋更为拓本增色。从这段话可以表明陈先生对拓本及临本有着何等之爱，以至于让他忽略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纸寿千年”。近几十年的考古虽然号称发现了多块西汉纸，但在断代方面多少都有些争议，魏晋以来的纸张倒是少有流传，故把纸张视为万代可传的载体，至少目前难以得到时间的检验。虽然如此，纸寿千年已足令人欣羡。而拓本能否像纸张那样，长长久久地流传下去，只能等未来人再下结论了。而当下最重要的是唤起更多人对拓本产生关注和爱，想来这是秦宝斋能够坚持举办碑帖展的原始动力所在。

从本图录可窥得该次展览重在整裱本，这与传统的碑帖观略有差异。今人对整裱本的重视一是可窥得原碑之貌，二者可领略碑拓带来的逼人气势，三者给字口填墨也增加难度。其实更为重要者，整拓本利于张挂，而剪条本则仅适合于案头把玩，更何况整拓本中便于前人在上面写下跋语，这些参差字句给黑老虎增加了亮丽之色。

可惜这么多年来，我对碑帖始终未能入门，而刘禹先生对此有深研，真想得暇拜其为师，也让自己一探碑帖之秘，同时也向他请教：为何本次展览中收了沈尹默临写的《倪宽赞》和《争座位帖》，却不展几件前人的双钩碑墨迹？我的愚见，双钩乃是古人临碑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