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翠莲 刘建军
王昭(1917~1970)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优秀将领。他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中共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共石门（今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华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第19兵团64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回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战争年代，他为赢得革命胜利，不畏生死，英勇战斗，保家卫国；在和平时期，他为建设祖国，坚持真理，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尤其是为改变青海贫困面貌，不畏艰难，殚精竭虑，为民造福。
对党忠诚，勇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增强责任之心，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王昭就是这样一位责任心和使命感极强的人。1935年冬，国民党到处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平山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力量，上级党组织把已经暴露的平山早期党组织创始人栗再温、王维新、栗政清、曹慕尧先后调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些人脱党，一些游击队员持枪变节，党组织接近瘫痪。几天后，河北省委的陈少敏同王昭谈话，指出太行山是抗日的前沿阵地，很重要，要加速做好准备工作，党组织经研究希望他仍回平山工作。年仅18岁的王昭临危受命，带着党的委托回到平山，和当地一些忠诚可靠的同志逐渐恢复了洪子店以东、平山城西一带的一些党的组织。到1937年初，全县已经有4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700多人，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平山的共产党组织更加成熟壮大。
1943年9月中旬，侵华日军发动了对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北岳区的秋季大“扫荡”。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采取敌进我进和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击日军的“扫荡”。身为中共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副书记的王昭带领晋冀区委党校l000多名干部，转移到滹沱河北马峪一带，而先前转移的民兵和群众在这一带的沿路早已埋下了大量地雷。日伪军已经迫近，必须立即转移，但是谁走在队伍前面，就随时都有可能触雷。这时，王昭拦住大家，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准走在我前面，谁也没有我看得清，瞅得准，我知道地雷埋在什么地方。”这一路，他始终走在前面，让后面的人踏着前面人的脚印，连夜安全转移到了滹沱河北。
◆1947年，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领导合影，后排左一为王昭。
1947年7月，王昭担任晋察冀（后为华北）野战军4纵政委，先后参加了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直至解放大西北，立下卓著战功。1949年1月，各野战军整编后，王昭任第64军政委。同年9月，王昭代表解放军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昭带领第64军赴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先后指挥参加了临津江防御战、马良山和高旺山等大小数百次战斗，与兄弟部队并肩协同作战大量歼灭敌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2年，时年35岁的王昭担任了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以不避险、有担当，不怕牺牲、英勇无畏以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出众的战斗动员能力成为我军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3年初，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向周恩来谈到组建公安队伍时，提出建立新中国的公安工作干部短缺，特别是有能力的干部。周恩来笑着指向回国开会的王昭说，“这就是一个。”与此同时，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得志找到王昭，也是极力挽留，说他这几年在军队工作十分出色，又很年轻，留在部队发展会大有前途。王昭说：“战争已经结束，地方工作又非常需要人，自己原来在地方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军队工作这些年，对军队有感情很留恋，但党和国家这时需要加强地方工作，自己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王昭结束了6年军旅生涯，回到了地方工作。
1953年3月，王昭正式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在公安部党组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一直沿用至今。为了提高公安干警素质，树立人民警察形象，建立一支敌人惧怕、人民喜爱的公安队伍，王昭亲自抓培训干警的工作，深入开展理论学习，加强公安干警纪律作风教育，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和警民教育。他还主持参与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发展铸盾砺剑，竭尽心力。
回顾王昭的一生，他都在以舍我其谁的魄力，在困难、矛盾、风险面前，把责任扛在肩上，敢啃“硬骨头”，遇难不畏、见险不退，努力让自己负重前行。
严于律己，公正无私
1947年10月，《全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掀起了土改高潮。作为建屏县（今平山县）天井村村民，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的王昭完全应该和能够分到应得的土地份额，但是他却郑重地给中共建屏县委及天井村农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党的政策决定平分土地，我相信你们一定都非常拥护的，此政策实行后可以彻底解除封建枷锁，大量发展农村生产，将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这对于打败卖国贼蒋介石的战争将起决定作用，并使中国革命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大家一致的希望，是我参加党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个目的。请在平分土地时，接受我的两点要求：一、处理我家土地财产时，丝毫不要顾及我的关系，放手消灭一切封建剥削，如有我的亲戚、家属、朋友假借名义破坏土地改革者，一概给予无情揭发打击。二、我村土地少，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不要给我分地，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土地。”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公安部任职期间，得知父亲病重，王昭途经石家庄探望父亲。石家庄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被他婉言谢绝。他还亲自到汽车站买了车票，乘公共汽车回家，在青杨树车站下车后，正好碰到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阎九林见到他依然是往日朴素的穿戴，依然坚持步行回家，情不自禁上前紧握着他的双手说：“哎呀呀，小王，你当了副部长，成了高干，还是一个小王啊！”王昭风趣地回答说：“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撇起嘴来，不叫我小王了！”直到临终前，阎九林还经常念叨这件事，他常跟人说：“王昭，高干不‘高’！国家干部要都这样，就好了！”
王昭到青海任职工作后，组织给他配了一辆红旗牌轿车。王昭这样告诉自己的警卫员小苏：只有他们俩坐这车太浪费。一次外出，他问司机：“张师傅，红旗车比其他车省油还是费油?”当听说费油时，他执意说国家汽油这么紧张，费油的车不坐。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轿车最终还是换掉了。按照规定，组织还给他配了一名厨师做饭。他说，“国家现在很困难，不能为了个人方便享受，叫国家在人力、物力上负担太重，我一个人占有国家一名工作人员，这不是给国家增加负担吗?”工作人员问他没厨师吃饭怎么办?他高兴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饭盒给大家看，从此公务员每天到食堂给他打饭吃。在青海任职期间，王昭一直坚持住在机关一所简陋的小平房里，并在那里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干部和群众。
苦干实干，一心为民
1961年，党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前往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之前，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使农业生产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困难。在青海牧区，也是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结果是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面对青海农牧区出现的“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严重困难局面，王昭忧心如焚，立刻投入到救荒救灾的重大任务中。首先，他积极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接着，他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找出问题根源，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
依靠党的领导和青海人民的参与支持，经过三年奋斗，王昭带领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依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的畜牧业生产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王昭在青海看望部队官兵。
1963年，在农牧业基本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后，王昭开始进一步规划青海的发展远景。他提出，要将青海建成祖国的粮仓，提高畜牧业生产，开发利用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的矿藏资源，尽快修筑青藏铁路……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不变青海誓不休！”
为此，王昭不辞辛劳，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迹踏遍青海省内牧业区6大州和农业区11个县、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65年夏，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查工作组，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到柴达木勘探。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的路坎坷难行，汽车常常陷进泥沙里，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王昭就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宿营时，他又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饭，夜晚或住帐篷或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夏日时分，无论白天黑夜，牛虻、蚊子特别多，王昭被叮得满脸疙瘩。但他苦中作乐，毫不退缩。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中心定居点和草原，视察了石油局、铅锌矿和石棉矿。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他说：“下来就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
1965年，《人民日报》报道了王昭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并号召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王昭，称王昭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青海省委对王昭的调查报告非常重视，根据调查研究情况，初步制定了建设新青海的蓝图。
在青海工作期间，王昭经常这样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他就到哪里去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的“四清”时期，王昭亲自担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自始至终都坚持住到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
◆王昭（左一）等考察柴达木。
在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特别贫苦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1964年秋，王昭走进刘维金的土屋，坐在他伸不开腿的小土炕上，和刘维金一家人一起吃青稞馍，喝杂面糊糊。在总寨公社，王昭更是住进了贫农唐永顺家的牲口棚里。唐家阿奶听说王昭是省上来的干部，趁他外出，就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回来后，感到很不安，又坚持着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到原处。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的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那一夜，王昭的被头上结了一层冰，两只脚到天明还是凉的。后来有人告诉唐家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不相信，感到惊奇：这个衣服打着补丁，搬石头拣最大个的、推车赛过小伙子的“干部老汉”怎么会是省长？
王昭患有糖尿病，再加上青海农村生活困难，条件跟不上，他人很快就消瘦了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角，让他补补身体。王昭严厉批评了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他就让人把蚕豆角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下乡工作期间，王昭和工作队的同志们经常是边干活边给群众讲革命道理，讲党的政策，启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一次动员大会上，王昭深有感触地说：“我劝所有的工作队员、所有的共产党员干部多喝一点贫下中农的清汤糊糊，这里有政治‘维他命’，有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营养。”他的这句话，在青海全省各级干部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的一句名言。
王昭用自己的行动，和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依依不舍。一位村长含着眼泪说：“你住在我们这里，没吃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王昭回答说：“我们下来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用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用自己的实际言行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王昭逝世后，青海群众在海拔3700米的日月山口为他们敬仰的“王青天”省长树立起一块丰碑，上面写着：王昭同志您慢慢的（地）走……
王昭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和无限热爱。他半生戎马，一路艰辛，身经百战，呕心沥血；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无私无畏，夙夜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出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壮丽人生，也为新中国的历史留下了一页华彩的篇章。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终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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