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

“皆兄弟也”合影，1948年3月30日

这是一张题为“皆兄弟也”的五人合影照片，居中者是胡适，身旁着中式棉袍的是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2019年初，《胡先骕全集》主编胡晓江教授想为全集收录此照片，却无从查询其余三位的大名，她询问了多位胡适研究专家和专攻民国史的学者，包括熟悉民国政要影像的台湾朋友，都没有结果。胡晓江教授知道我是胡先骕先生的拥趸，还曾策划过《胡先骕手稿撷珍》，就问我有无兴趣来辨识一下。

胡适一生交友甚广，三教九流皆喜称“我的朋友胡适之”，真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要从胡适的“朋友圈”里发掘出几张生面孔的大名，难度不小。我邀请了好友南开大学的李东元老师一起来破这个“案子”，于是就有了以下故事。

两个反对的朋友

五人合影中最容易辨别的自然是胡适，其次便是左四胡先骕。二人曾有过单独合影，但照片中的胡先骕被误认为是陈独秀，虽经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史晓雷二位先生分别撰文纠正，但小谬亦难返，至今仍能见到错用的情况。

“两个反对的朋友”：胡适与胡先骕，1925，上海

1914年，胡先骕在留学美国期间与胡适结交，成为胡适的“小迷弟”。恰值中国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胡适在与留美同学们的思想碰撞中，“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胡适：《四十自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24页），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20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上海三联书店，180页）。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上接连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喊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口号。原本只是胡适与朋友们“从容慢步”的文学讨论，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先骕虽然是喝过洋墨水的“理科生”，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鼓吹中国儒家传统中积极的一面”，“对西方文化加以仔细的消化和认真的选择，以探索复兴中华文化的途径”（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38页、第7页）。胡适意在“抛弃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而胡先骕想要保护“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67页），“不能坐视这个运动毁灭中国民族”（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70页）。即便胡适是“仰慕殊久”的“宗兄”，但胡先骕仍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胡先骕认为，“陈胡之言过于偏激，盲从者风靡一时”，“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然而，君子和而不同，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会面并合影，胡适幽默地在照片上写下：“两个反对的朋友。”

按部就班

2019年3月27日，我们讨论到最早收录这张照片的书籍是《胡适及其友人，1904-1948》（耿云志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出版），书中收录了大量“不乏在近代史上极为重要，但却鲜有照片留下的人物”。于是立即购读了该书的中华书局再版本，书名已改作《胡适和他的朋友们，1904-1948》。可惜新版中内容更新并不很多，这张照片上也只标出了胡适与胡先骕，看来编者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人海茫茫

照片上方的题记是：“皆兄弟也 卅七年三月卅日 胡适。”当时中央研究院正在南京选举第一届院士，胡适和胡先骕都作为评议员出席了会议。1948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中研院总办事处大楼礼堂举行，经五轮无记名投票，共评选出院士八十一名，胡适与胡先骕均顺利当选。通过比对院士名单与标准像，可以确定另外三位“兄弟”并不是首届院士。

这个时间节点上，南京还有一桩大事。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政府召开了“行宪国大”，胡适是主席团成员。对比其他国大代表的照片后，我们发现合影中左一和右一胸前佩戴了“国大代表”的徽章。第一届院士一共八十一人，寻找的难度还不算顶高，而到会的“行宪国大”代表人数多达一千七百来位，想要从中找到那两三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946年“制宪国大”代表蒋碧微，请注意其佩戴的徽章（出自LIFE杂志）

出师不利

2019年3月30日，东元继续查看胡适年谱。有条记录是，1948年3月24日，胡适发起北大校友为蔡元培纪念大礼堂募捐，在南京的北大校友狄膺、余又荪等纷起响应。余又荪的照片很难找见，狄膺的照片倒是好找，从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狄君武先生遗稿》一书中收录的照片来看，与右一颇有几分相像。

狄膺（君武）照片（左）与右一对比

狄膺（1895-1964），江苏昆山人，字君武，以字行。1916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与傅斯年、顾颉刚、周烈亚有同屋之谊。罗家伦急就著名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由狄君武转达北京八校同学的邀约，并随即将稿子送去北大印刷厂赶印了两万份（一说五万份），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广为传发的（罗家伦：《黑云暴雨到明霞》，商务印书馆，第1页）。之后狄君武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回国后从政，曾任重庆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后撤至台湾任国民党党史编委会副主任。

我将狄君武的照片转发给胡晓江教授，没想到当即就被否定了，她认为明显不是同一人。

大胆假设

胡晓江教授通过同事田方萌询问民国文史专家林建刚，林认为左二可能是外交家胡世泽，并“大胆的假设”，会不会照片中的五位都姓胡，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胡适才说“皆兄弟也”呢？胡晓江教授找到一张胡世泽1956年的照片，对比后觉得二人的眉眼不像，否定了左二是胡世泽。但是“五位皆胡姓兄弟”的新奇假设仍然诱发着我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灵光一现

之后半年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19年10月22日，东元突然想到，胡先骕等人的“学衡派”曾激烈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既然两边的主将都在合影里，又是在“学衡派”大本营南京的合影，那么合影里是否还有与“学衡派”相关、或者南京高校里的人物？如此一来，胡焕庸的名字马上就蹦出来了。胡焕庸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学衡派”大将柳诒徵的高足，后来还在中央大学任教。但是网上所见胡焕庸照片，几乎都摄于老年时期，不易比对。最后找到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的2015年1月《文汇报》刘力源的文章《胡焕庸：以地称人谱一线》，收录有中年胡焕庸照片，其体型、五官、发型、肩膀与左一高度相似。

胡焕庸照片（左）与左一对比

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著名的“胡焕庸线”：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就是由他提出的。接着我们马上重读了《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上张雷的文章《胡焕庸：终以“人口学家”自居的地理名家》，文中写道：“1948年，胡焕庸担任第二（一）届国大代表，参与选举总统。”而且在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中，胡焕庸的词条里也记录有“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我赶紧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胡晓江教授，她立即认可了左一就是胡焕庸。那么，剩余两位也姓胡的可能性骤然大增。

另辟蹊径

胡焕庸出现在合影里，是去参加“行宪国大”。如果能找到与会“国大代表”名录，再逐一核对胡姓代表照片，应该是最直接的途径了。2019年11月8日，我在旧书网上找到一位山东莱州的卖家，店里有售《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名录》，书中给出了与会代表的标准像及文字简介。于是联系上了卖家，请她先帮忙看看有无相像的人物。没想到卖家接连找出四本名字一样但内容不同的书来，哪一本才是需要的呢？卖家很热心，花了几天时间帮着翻阅了其中两本，却找不到容貌相似的。收到书后，我发现这几册书虽然没有版权页，但出版时间要晚至1970至1990年代，书中的个别代表，甚至出生于1940年代，那就肯定不是合影的那届大会，可为什么都是“第一届国民大会”呢？原来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澎金马后，蒋介石为了继续“对外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坚持不愿改选“国大代表”，这使得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长达五十年，被称为“万年国大”。如此也就能解释书籍同名的疑问了。

四本同名的代表名录

指点迷津

此路不通后，我想到了微信好友曾祥金博士。祥金的硕士论文就是做的胡先骕研究，而且他的博士导师、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民国文史与“学衡派”研究方面深耕多年，必然见识多广。2019年11月22日，请祥金代为请教沈卫威教授，沈教授也认为左二就是胡世泽。我立即在网上找到几张胡世泽的照片，综合对比起来，五官、发型，以及高颧骨、明显的眼袋特征，与左二非常相符。这次胡晓江教授也同意左二就是胡世泽。

胡世泽照片（源自孔网）与左二（右上）对比

胡世泽（1894-1972），浙江吴兴人，外交官，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1944年胡世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联合国制宪大会。胡世泽在联合国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72年春，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由唐明照取代了他的职位。周恩来曾充分肯定胡世泽的工作，称他“为中国人争了光”。

临门一脚

“四胡”在手，只剩右一兄弟了。虽然他不是中研院首届院士，但会不会是某位落选的提名候选人呢？我再次查找了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候选人名录中的所有胡姓人员，无一相像。

2019年11月26日，祥金提出右一会不会是胡钟吾？胡钟吾（1906-2005），安徽绩溪人，担任过宣城、泾县县长。胡钟吾和胡适是同县老乡，之前也有过交往，1947年10月，胡适曾去信，对胡钟吾出来参加“国大代表”选举，表示欣喜，所以胡钟吾肯定能算是胡适的“兄弟”。

这四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名录》中，所有胡姓代表中眉眼神态与右一最接近的，也的确是胡钟吾。之前翻书的时候也注意过，但我并不认为是同一人。既然祥金提出这种假设，我还是将意见转告给了胡晓江教授。她虽然也觉得不像，但由于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间隔很长，所以她认为不应轻易否定。

胡钟吾照片（左）与右一比对

2019年11月27日，胡晓江教授请人用AI技术比对这两张照片，判断结果是相似度不高，应当不是同一人。为保险起见，隔天胡晓江教授又设法联系上了安徽宣城的文史专家黄来生，请求协助寻找中年胡钟吾照片，未果。最终黄来生设法找到了胡钟吾的外甥，确定右一不是胡钟吾。我们再次无功而返。

水落石出

2020年5月1日，因饰演“胡汉三”的演员刘江去世，学者胡文辉重发《说胡》一文纪念（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文末罗韬增补的赖景瑚内容让我眼前一亮：“他（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陈果夫先生宴请几位大学校长和在联合国任职的胡世泽先生，……我当时发现在座的宾主十二人中有五个人姓胡。适之先生很诙谐的说：‘这难道又是五胡乱华吗？’”（赖景瑚：《忆胡适先生》，《烟云思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288页）赖景瑚说的不就是这张照片的事么，莫非第五人就在眼前？！

赖景瑚：《忆胡适先生》，《烟云思往录》

赖景瑚（1900-1983）本名赖琏，福建永安人。曾任南京政府秘书长、连云港市市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抗战期间担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并一度执掌西北大学，培养有两千三百多名毕业生。溯源而上，东元查到了全国《各大学校长讨汪通电》。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宣布“反共睦邻”政策，1939年9月1日，全国各高校校长联名通电声讨汪的叛国行径。电报末尾是参与讨汪的大学校长名单，包括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以及两位胡姓校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

各大学校长讨汪通电原文，《新华日报》1939年9月2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1886-1968）很容易辨识，中式传统文人，留着大胡子，肯定不是右一那位。关于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的资讯不多，主要是对其著作的介绍，但2015年第六期的《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有一篇张爱林的《〈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解析》文章，其中的胡定安照片简直就是右一的翻版。

胡定安照片（左）与右一比对

沈瑞林、张爱林另有一文《胡定安的公共卫生实践及其思想初探》，明确了胡定安的生卒年为1898年至1965年。胡定安，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南京市卫生局局长，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等职。他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卫生教育社”主要发起人，也是《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的歌词作者。1946年与1948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会后不久胡定安移居美国，还曾邀请陈立夫一起开办养鸡场，后逝于加拿大。

至此，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都已确定，果然五位都姓胡！

皆兄弟也

“皆兄弟也”，从左至右，依次为：胡焕庸、胡世泽、胡适、胡先骕、胡定安，1948年3月30日

3月的南京，乍暖还寒，从北平来的胡先骕还穿着棉袍，胡焕庸的西服马甲清晰可见。年纪最长的胡适居中，旁边是胡先骕与胡世泽，最年轻的胡定安和胡焕庸立于外侧。拍摄的时间应当早于下午三点，据胡适当天的日记记载，三点后与王世杰有重要谈话。

这张照片里的几位“兄弟”，数胡先骕与胡适结交最早。新文化运动伊始，胡先骕先后写有《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阀之罪恶》等文，与胡适论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先骕在文章中回顾，“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推胡适”，不过，“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胡适）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胡先骕：《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北京史话》，58页）。虽然胡先骕早年曾激烈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其后对胡适的学术水准也不太恭维，但在随即到来的大规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胡先骕却拒绝批判。

胡适与胡世泽都从事过外交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谋求国际支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中美达成了“桐油贷款”协议，使中国获得了急需的国际援助，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胡世泽为推动联合国的成立与《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出力颇多。如同胡适名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焕庸的另一位老师竺可桢与胡适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合影前的一个月，在胡适与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关于“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如何对待苏联”的论战中，胡焕庸支持胡适的观点，并对苏俄在雅尔塔会议上，攫取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侵占了中国利益而极为愤慨。

胡适与胡定安也是熟人，而且胡适还有一个很相近的临时别号叫做“胡安定”。胡定安在留学回国后，积极推动卫生行政建设，倡导卫生运动和教育，促进中国公众卫生水平的提高。胡适也曾大声疾呼：“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爱敬的人的生命。”“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西格里斯著，顾谦吉译，胡适校并作中译本序：《人与医学》，193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胡适曾安排胡定安与陈存仁等医生前去慰问绝食的“退让代表”。

据报人胡健中回忆：

七七卢沟桥事变初起时，庐山开了一个谈话会。这个会里被邀出席的共有四个姓胡的：胡适之胡次威胡定庵（安）三先生外，我也是一个。这时（蒋百里）先生正在庐山，一天晚间，……一见面，（蒋）先生便喝（很）噱地说道：“这次出席的人中间。幸而只有你们四胡，如再多一胡，中国岂不要大乱了么？”时亡友刘湛恩先生均在座，为之大笑。谈话会中出席诸君子亦引为美谈，传了很广。（胡健中：《吊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抗战论集》，1939年，新阵地图书社，《附录》20、21页；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添）

意义何在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照片所展现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气质，是多少文字也难以表达的。尤其是通过老照片与文字资料的印证及咬合，还能带来更为丰富的历史现场感。但遗憾的是，老照片上的人物经常会被认错。徐志摩、朱自清的一些重印著作封面上用了胡适小照，吴宓家乡报纸的整版纪念长文中仅有的两张人物照片“乱入”了青年方玮德与老年陈寅恪，搜索引擎上，外交家张歆海屡屡被误认为宋子文，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被当成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而周诒春又常被认作“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温源宁……如此张冠李戴，不胜枚举，显示出今人对前人形象的无知与漠然。

“皆兄弟也”照片的辨识，胡晓江教授开始于2018年，到2020年5月东元成功收官，历时两年，阅读资料达百万字，中途每每碰壁，几度停滞不前，真真体会到了研究历史的艰辛。两年的苦苦追寻，为《胡先骕全集》中另外一些重要合影的辨识打下了基础。又过一年，全集中的半数合影认出了全部人名，半数合影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还纠正了几处先前研究者的错误。在无数次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凝视之后，我们终于有幸重睹那“天才成群而来”的年代中，历史人物的意气风发。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