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29日，日本和大韩帝国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生效，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半岛施行高压统治，将日语定为“国语”，试图消灭朝鲜文化，在这一历史情景下，为数不少的朝鲜人流亡国外，诗人尹东柱的家庭就在这场必然带来饥饿与伤痛的流亡中迁到吉林延边。

尹东柱（윤동주，1917—1945）

尹东柱的生活简单得几乎不用描述，因为他死时还这样年轻，还是个孩子。他没有获得过爱情，更没有品尝过衰老（衰老有时也是种幸福啊），在短暂的一生中，只有死亡让他的生活散发出奇异的光芒，黑色的，又模糊不清得像个谜。据说，被监禁在福冈刑务所时，尹东柱曾被用来做活体实验，但被注入他身体的液体是什么再也无从考证……

一个青年的死亡是时代对青春的亵渎。而可想即知，这样的青春之消逝在那个时代又是多么稀松平常。在某种意义上，尹东柱的诗就是一个青年迷惘情愫的延伸，又被严酷的时代抹去了本应多样的色彩。尽管不乏对“星星”和“向日葵”的赞美，但诗集更多时候还是被凄冷的孤独与悲伤笼罩，故乡的不可得和流浪的宿命也在这悲伤中角力、拉紧，产生一股悲怆之情：

跟着寂静的世纪的月亮

想去那似乎已知却又未知的地方

突然跳起

甩开被子

在无边的旷野上

独自徘徊的人啊

内心该有多么孤独

啊——这个年轻人

像金字塔一样悲怆

（《悲哀》）

尹东柱的诗简单得像他的人生，是用澄澈纯真的眼睛直视大千世界后的产物，呈现的方式也没有曲折的技巧，就这样把世界铺开，把心的最深处也为你翻出、铺开，让心和世界如其所是地展露在你眼前。这种写作不用知识的协助，不用思想的催化，当一个人想要坦白如孩子时，唯一需要的是对自我真实心灵的绝对信任，对善与爱的真切渴望。尽管“善”与“爱”已经沦为所谓陈词滥调，但当我们在文字背后亲自发现善良、柔弱的一枚灵魂时，依然会被瞬间触动，因为我们对这样的灵魂过于熟悉，又过于陌生。

直到死亡那一刻

让我仰望天空

心中没有丝毫愧疚

树叶上轻轻拂过的风

也使我心痛

我是要以赞美星星的心

去爱正在死去的一切

去走指定给我的道路

今夜 风依然掠过星星

（《序诗》）

采写｜张进

《数星星的夜：尹东柱的诗》，作者：尹东柱，译者：全勇先 全明兰，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5月

1用最朴素的语言写诗，是最高级的地方

新京报：在从母亲的朗读中听到尹东柱的诗歌时，你“感到非常震撼”，其震撼你的地方在哪里？

全勇先：在他那个时代，好多诗人大多还是陷在传统的创作模式里，写些离别、思乡、男女相思等比较浅显、小情小调的东西。但是尹东柱的诗完全不一样。他的诗展示出语言的质朴，深远的意境，简洁明了。他的诗全是日常的，朴素无华的言语，没有特别晦涩的意象，或者现代诗歌里那种看起来特别高深的东西。他（用的）都是最朴素的语言，这是他最高级、也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他的诗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尹东柱肯定是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

新京报：比如有哪些？

全勇先：像是里尔克、纪德，还有他诗里提到过的弗朗西斯·雅姆。尹东柱掌握五种语言，法语、英语、日语、汉语和朝鲜语。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借鉴了西方（诗歌）的表达方式，又能把这种表达方式和朝鲜语独特的魅力结合起来。

我对朝鲜语虽然一知半解，但也能听懂好多，阅读上虽然有障碍，可是对它的语感、节奏、情绪和韵味是能把握的。它在我这里是生动的，鲜活的，有温度的。是我小时候，和一生都没学会汉语的奶奶和姥姥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我听着它长大，虽然说不好，掌握的单词很有限，可是它也是童年中伴我成长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和汉语一样是我共同的母语。我四五岁的时候被寄养在朝鲜屯的姥姥家，大家说的都是朝鲜语。我是可以用朝鲜语思维的，虽然到现在依然也是几岁孩子的水平，但是这个语言的神韵和微妙我是可以感受的。这个和靠死记硬背掌握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我姐姐阅读上没有问题，连朝文版的《圣经》她都能读懂。所以我们俩合作是很有趣的，我先让她用朝鲜语给我读一遍，用微信发过来。她再把翻译过来的书面汉语传给我。我听完了，看完了，再和她探讨如何用更精准、更诗意的汉语来描述它。我再把这两项（语调气质和字面意思）勾连起来，形成现在的译本。

我自己当年也写诗，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我的诗集要出版，名字叫《流浪的月亮》，尽管是年轻时写下的诗，这些年不写了，但是我本质上应该也是个诗人。是那种不太写诗的诗人。我尽量从诗歌上把翻译文本“去翻译化”，好多诗歌都带着很浓的翻译腔，我想把这个东西去掉。我尽量让译本看上去像是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人写的诗。

新京报：这本诗集的翻译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你姐姐从朝鲜语翻译成汉语…...

全勇先：她先给我读。读很重要。她用朝鲜语给我读，那个语感对我把握诗歌的神韵非常重要。我不会读，但能听，这个听，对翻译来说不可或缺。我必须找到两种语言间不同或相同的东西。

新京报：这种翻译方式怎样确保翻译的精确性？

全勇先：尹东柱的诗不是晦涩的，你看哪个句子是让你感到有可能产生歧义的？没有。他用的都是最简单质朴的语言。我凭听就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他的语言的难度并不大，这也是我下决心翻译的一个缘起。

新京报：语言简单朴素、难度不高是不是也是造成他在韩国受众广泛的一个原因？

全勇先：对，因为它朴实。如果你要是用那种繁琐的语言技巧（去写），就有可能对传播造成障碍。我觉得越朴素的翻译上越难，而一个好的译本一定是传播的基础。我对尹东柱的诗集做过一些删减，大概减掉二十多首的样子，那些诗我认为是不能完美翻译的。这些诗用朝鲜语读的时候特别生动，富有意境，但翻译过来就缺少了神韵，这是语言的差异造成的。有些诗，像他早年的那些，像儿童诗一样天真生动，用朝鲜语阅读很富有美感，翻译过来却显得索然无味。举个例子，他有一首叫《爷爷》的诗，说，爷爷，米糕明明是苦的，为什么大家都说是甜的呢。类似这么一句。可这句话用朝鲜语写出来，却是微妙的，有技巧的。朝鲜语表示疑问的“为什么”，有点像英语里的Why，读音上和倭寇的倭相同。因为朝鲜语表音不表义，不像用汉语写出来那么具体。在这句诗里，他巧妙地利用了同音字，表达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感。这句话的双关语是说“倭寇的米糕是苦的”。那时候，日本人要消灭朝鲜的文化，统治朝鲜人民，诗人憎恨这一切，面对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他只能用这种更隐忍更含蓄的方式去表达不满。但这种微妙你无法翻译。还有一些童诗，直接译过来就显得浅而无趣，不能保留朝鲜语的微妙、天真和生动。如果硬译，读者读到后会觉得诗歌不够好，就被我拿掉了。

尹东柱小时候

2诗里没有怨念和仇恨

新京报：选入诗集中的几首诗也有童诗意味，能感受到尹东柱闪现的童心，读感很好。

全勇先：这是经过我筛选的。尹东柱能把很现代的诗意和朝鲜语的生动、富于情感结合到一起，非常完美。诗歌是所有翻译里最难的，想要保留神韵很难。我跟我姐达成一致，一是要去掉翻译腔，二是如果某首诗不能保留它原来的神韵，索性就去掉。我觉得不能对诗歌造成伤害，或者由于语言的差异让诗产生歧义。我想尽量保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没有译全集。

新京报：你刚才说尹东柱也会日语，他也有在日本学习的经历，从一两首的诗歌里也可以读出一点儿俳句的意味。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全勇先：应该是有一些影响吧。尹东柱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我听过他的研究者对他的描述，说他本人非常善良、文静，也非常羞怯。他堂兄宋梦奎比他张扬。尹东柱受他堂兄影响非常大，他哥写诗他也跟着写。他哥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但总体来说他是个相当纯粹的诗人，性情温良安静，不是那种激情澎湃，拿起燃烧瓶去参加游击队的人。你看他的诗，没有怨念和仇恨，看不到愤怒和戾气。他的善意，也是最打动我的东西。据说，他养的小猫小狗小兔子死了他都伤心流泪，是一个特别脆弱、安静，内心充满同情和善意的孩子。你看，日本人也喜欢他的诗，韩国人也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译本出来后，我们中国读者也会喜欢。这正是因为他的善意和美。

据说尹东柱喜欢日本的版画和浮世绘，他在留学的时候选择去了日本。他家人其实想让他去美国或者欧洲去学医，学一项能谋生的东西，他们觉得从文是个很危险的职业，他经过和家里的一番抗争以后才去了日本。我个人觉得，他（的艺术中）有日本文化的痕迹。同样都是东方人，文化上有共同之处。这些东西，跟他反战、反对日本法西斯是两个概念。

从尹东柱的诗来看，他不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他发现美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的诗能够广泛流传。

新京报：从诗集里也感觉得到，他的人生经历，背景及命运，和政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单从他的诗里，却很难直接看到这一些。

全勇先：这也许是他的个性，也许是当时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那时候作为一个日据时期的诗人，直接表达是很危险的。他内心一定非常憎恶日本军国主义，他是反战的，要求独立和自由的。他的内心追求和平、公正和仁爱，这跟暴政、法西斯主义一定是对立的，冲突的。他的诗歌表现得很柔和、很含蓄，是站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写诗。我觉得一个人心里没有仇恨是很难得的事。当然有仇恨也可以是诗，也是一种表达，但尹东柱有他自己对待世界的方式，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很善良，很真诚，很美好。这恰恰是人类最永恒的东西。我们永远不会去憎恶一个天真善良的人。我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善和神圣。最高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包容、充满善意和悲悯情怀的。

1955年出版的《天、风、星星和诗》（增补版）

新京报：那他的被捕入狱具体是怎么回事？

全勇先：因为他参与讨论了朝鲜独立运动。他应该是没有言论以外的行为，如果写标语、喊口号，组织运动，可能处罚会更严厉。他只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讨论了朝鲜独立运动。他认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是值得憎恶的事。你凭什么来消灭我们的语言？凭什么要把我们的东西变成你们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正常的思维。他的罪名类似扰乱社会秩序，违反治安条例，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思想罪”。你参与讨论了都不行，就是罪。那是日本法西斯强加给他的罪名。

3丰富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强烈冲突

新京报：这本诗集大部分沉浸在一种悲伤、孤独的氛围中，这一氛围出自诗人的天性，还是主要与时代氛围有关？

全勇先：肯定两方面原因都有。有他天性上的原因，他天性上就是一个孤独安静、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敏感的一个小孩。你想想，日本当年的殖民统治很野蛮很强横，学校说关停就关，人说抓就抓，安个罪名说杀就杀。日本甚至想把朝鲜人变成日本人，教他们日语，名字都要变成日本人的名字。这些一定让所有知识分子都感到不安和躁动。在压抑、黑暗、社会不公的凶险环境里，加上贫穷和落后，当时无论中国还是朝鲜都特别贫穷，人民水深火热。那时候穷人是大多数，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些一定都触动过诗人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他的诗里也提到“我的穷困潦倒的邻居”对吧？他是敏感的诗人，恰恰又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这对他的成长，一定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这些以外，他也有一些年轻人常有的孤单、彷徨无助、失落和无力感，这个不论在哪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也会有。这是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冲突。是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的失落造成的。我觉得尹东柱不是一个特别悲观、绝望的人。他的诗里也有一些很俏皮的东西。他写道：无物可装/让我担心的/空空 的衣兜啊/到了冬天它就鼓鼓囊囊/装的是我两只攥紧的拳头。其实这首诗很有点顽皮，也有点年轻人的那种满不在意。他的诗《新路》里面都是充满了希望和朝气。他喜欢足球和篮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否则他不会去日本读书，他有那么深刻的求知欲望，是一个充满幻想、朝气蓬勃的青年。只不过他生在那个黑暗年代，被压抑、被管制，被约束思想和创造力。他的内心跟外部世界产生了强烈冲突。

他诗句里也有一些宿命的东西，像他的《生与死》，他对生和死的困惑和思考，但我认为这都是青春的一部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多愁伤感，看到一些糟糕的事也会沮丧，也会有失落和无力感。这并不代表他的个性，不能把他归纳为一个天生悲观、孤独的人，我更愿意把他理解为一个很善感，很真挚，很丰富的人。

新京报：刚才说到生与死。从诗集里看，尹东柱是个死亡意识很强的人。比如《另一个故乡》中，竟有“回到故乡的那个夜晚/我的白骨跟着我/在同一间房子里 躺下”这样的句子。

全勇先：只要思想的人，都会考虑到生和死，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在那个时代被格外放大了。在那样压抑的环境里，他的人生充满了很多不如意，还有周围的苦难，悲惨的人生，他不可能视而不见，看到这些他一定会想到生死，想到终极的问题。

新京报：与死亡相对，诗里也有温暖，比如他在诗里呼唤的母亲、父亲和姐姐。家庭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全勇先：家人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家人给予的抚慰和爱，也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部分。他的诗歌很温暖，充满同情。除了死亡的意象，他还有很多对人世间美好善意的温情表达，和对人的深刻同情和关爱。

新京报：那他的爱情呢？

全勇先：爱情上，他在诗里总提到一个叫“顺”的女人，其实没有这个人。这就像我们说“小芳”或者“阿兰”这样，只是一个虚拟的称呼，并不指具体的一个人，是年轻女性的代名词。据说他是没谈过恋爱的，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因为他性格的原因（羞怯），可能也就是远远地注视。他一直处于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中。

新京报：另外他诗中出现比较多的词是“故乡”，还有与之相对的“流浪”。能不能结合一下他的经历，具体谈谈他的故乡和流浪。

全勇先：日本殖民朝鲜以后，好多朝鲜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就离开朝鲜，到中国来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选择。“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才开始占领东北，之前东北是军阀统治时期。那时候，在朝鲜国内对民族精英的压制和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朝鲜当年也爆发过“三一八起义”，全国民众起来反抗日本的野蛮统治。

他们全家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到中国延边，也是为了避难，也是为了喘口气。当时延边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尹东柱一家等于也是精神含义上的被驱逐的，被流放的逃难者。这在他诗里也有表现。他生在中国延边的，死在日本福冈，后来又安葬在中国。他虽然用朝鲜语写作，但跟这块土地有很宿命的因缘。

关于故乡，诗里的表达没有那么具体，不是说故乡就指平壤或者延边，它是虚拟的。我认为他的故乡更多是精神上的，所以他说我去“另一个美好的故乡”，这个故乡不是简单的“出生地”意义上的。

新京报：还有一首诗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肝》。在这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因为人类盗取火种而被罚，尹东柱想要“盗取”的是什么？

全勇先：他这种内心装满美好愿望的人，他一定希望为人类做些什么，为他苦难的同胞做些什么，为灾难深重的土地做些什么。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与众不同。没有人说把自己的肝脏拿出来晾晒的，去喂养消瘦的老鹰。这让你震撼。这首诗有诗人自己非常独特的想象。

他的诗歌很丰富，很难用言语完整地表达出来。他更多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不公平世界的抗争。他有飞蛾投火地去实现自己梦想的冲动。他也有一点点殉道者的情怀，有很深的道德感。在《序诗》里他说，“让我仰望天空，心中没有丝毫愧疚”。我记得康德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尹东柱也有这样的情怀。

4“尹东柱在中国是被埋没，被遗忘的”

新京报：诗集中还有一个意象，就是“星星”，出现次数不多，但似乎有着统摄全书的作用，诗集的名字也叫《数星星的夜》。你怎么理解这个意象？

全勇先：我觉得刚才说的康德的那段话对尹东柱是有影响的。星空是一个美好又离自己很遥远的东西，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他把星星作为他理想中的世界的一个暗喻。

新京报：尹东柱死在日本时还不满28岁。他的早逝对阅读他的诗歌的读者想必也会产生影响。一个青年的死亡总是让人产生……

全勇先：尹东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个孩子。他没有恋爱，没有结婚。精神上还是一个少年，他的情愫也是少年的情愫。这些都让人格外动容。（看他的生平事迹），你会对那个时代很憎恶，这么一个美好善良的人，就被法西斯活活祸害死了。所以我在诗集的序言里也写到，“现在人类也没有学会用慈悲的方式来对待生命”。这是文明所必需的，现在人类还没有真正走向文明，还裹挟在各种欲望、战争、灾难之中。

新京报：我看资料说，尹东柱的具体死亡方式是在日本当时做人体实验，往他身体里注射海水……

全勇先：当时尹东柱的父亲去领自己儿子骨灰的时候，宋梦奎还活着，他去见了宋梦奎，宋梦奎一把骷髅样，已经脱相了，特别惨。宋梦奎跟尹东柱的爸爸说，日本人给我和尹东柱注射一种液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想想，身强力壮的两个大小伙子，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死了，一定是被做了特别残忍的实验。同一时期的一个日本小说家写过，说在福冈监狱里日本人拿美军飞行员做过活体实验。当年也有证据表明日本人拿美国飞行员做活体实验。尹东柱兄弟俩处在同一时间点，又在同一个监狱，所以基本可以认定（被用来做过实验）。但被注射了什么东西没有确凿的证据，永远是个谜。

新京报：这本书最后有几篇随笔，不亚于他的诗，虽然没有很深邃的思想，也不算一个好故事，但其中有浓厚的诗性。

全勇先：对，散文诗。虽然我没做过考证，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受日本文学影响。他的文章里有日本文学的影子。他还是蛮喜欢日本文化的。

新京报：这一点在随笔里便显得更明显，很有些静美、哀伤的那种风格。

全勇先：对。

新京报：现在，尹东柱的诗歌在朝鲜语文学中是怎样的状况？

全勇先：我对朝鲜语文学没有那么了解。只知道他在韩国是很火的，他在延边的文化圈里也很有名气，但是普通百姓好像也不太知道他。我问过一位在北京的延边龙井小伙子，他就不知道尹东柱。

新京报：这感觉不太合理啊。

全勇先：你想想，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诗歌嘛。他在韩国是很热的。日本人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朝鲜人的遗产，这个评价很高。

我们在做这本诗集的时候，一开始也觉得很无助。现在的诗集，好了也就是一两千本的销量。其实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但这些年来，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精神生活。大家迫于压力，每天还房贷，想着亏空的股票，想着怎么能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这些具体的烦恼让中国人放弃了诗意。现在过于强烈的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想法已经把人们脑海里的诗意消磨得差不多了。在它出版无望的时候，四处碰壁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叫朱朝晖的朋友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印个1000册，在我们诗歌爱好者中间互相传阅一下，也是作为自己对诗人的致敬。

这本诗集虽然目前还没做正式诗歌发布会，但展现出来的态势非常好，很多平时不那么爱诗的人看他的诗也被打动。我认为好的诗歌是永恒的，人们对诗歌之美的追求也是一如既往的。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他一定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被人认知，会激发人们心中对美好、善良、真诚的向往。好诗是属于全世界的，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这件事上，尹东柱在中国是被埋没，被遗忘的，他在韩国甚至日本都妇儒皆知，而在这个他出生、生活和长眠的国度却无人知晓。这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星球上六分之一的人口能读到他的诗作。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位天才诗人，和我们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诞生，成长，最后又长眠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他的意味深长的诗句，他的美好，他的善良，他的悲惨的命运都应该被重新说起，被人们议论和记忆。这将是我文字生涯中，最让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事情。

采写｜张进

编辑｜张婷

校对｜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