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烟春在酒店指导无障碍设施改造。回答者公岛

徐延春在3月14日冬季残奥会闭幕后看了媒体报道，国际残疾人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充分确认了北辰洲际酒店的无障碍设施，并赠送了两辆冬季残奥会火炬。她心中出现了暖流，这家酒店的无障碍设施改造是她参与了整个过程。

苏联春是“找茬”的徐联春坐轮椅穿梭在冬奥会相关场所、酒店、胡同中，逛了三年。

二十多年前，她因脊髓损伤而成为轮椅族。2019年，三年无障碍环境建设特别行动在北京开始，徐燕春受残联委托走上街头接触数据。2020年，她被北京奥组委选中，与其他9人组成冬奥会无障碍监督组，指导体育场的无障碍改造。每10人中就有8人要坐轮椅旅行，还有一人视力障碍，一人耳聋，所有人的受伤历史超过10年。穿过命运的沟渠后，他们开始为群众铺路。

徐燕春说无障碍事业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多亏城市的无障碍改造，我才能顺利旅行。而且我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帮助别人，帮助自己，证明了我存在的价值。

坐轮椅每天跑40公里

根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以鸟巢、冰立方体为代表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需要进行深度无障碍改造。与2008年相比，坡道、卫生间、电梯等各种细节需要重新整理。除了体育场外，许多奥运合同酒店还需要改造几十个无障碍房间。在城市街道上，北京市的朝阳、东城市、西城、海淀、燕京、五个区的胡同、医院、地铁站、文旅设施店都要排除旅行障碍。

监督官徐燕春和杜鹏说，轮椅一族最累。"不是简单的疲劳，而是超载运行."过去三年，他们白天分头，晚上开例会，寒暑不断。对野蛮行为的结果，要提出施工方案并提出报告。调查、记录、设计、通信.这种过程重复了数千次。杜鹏估计他为此提交了数千份报告。

3月8日徐烟春(图右)和杜鹏(图左)在奥林匹克公园巡逻。新京报实习生莱辛造谣

在此期间，徐烟春一天最多可以跑40公里。她坐在运动轮椅上，前面装上电池，用手调节速度。有一次从北三环出发，绕过北五环的森林提取桥，跑到北六环的千统原北。她走过了20多个地铁站，每个站点的出口都需要考察。

徐妍春今年48岁，梳着干练的短发，刚刚染成棕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1998年，她因病造成脊髓损伤，开始坐轮椅旅行。怕找无障碍厕所耽误时间，她很少喝水。

考察的第一个重点是大大小小的坡道。在一些建筑中，坡道很久了，在建设初期，设计师没有考虑障碍物，留下了笔直向上和向下的陡坡。根据国内最新标准，出入口处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度必须在1.2米以上。为了安全起见，垂直坡度(垂直高度与水平长度的比率)不能大于1:12。徐燕春和同事为了彻底掌握这些术语，从2018年开始参加无障碍研修营和系列论坛，积累了一年的专业知识。

2020年，与东奥组委会签约的多家酒店进入了改造阶段。这家酒店现有的客房不完全适用无障碍标准，急需反馈和指导。合作最密切的北辰洲际酒店位于北四环外，整顿了一年多，徐烟春和杜鹏去了现场近20次。为了顺利沟通，现场的施工师傅打了徐烟春和杜鹏的微信，如果对方有问题，就拍视频或打了一个电话。

根据标准，无障碍厕所需要设置坐便器，两侧设置安全手柄，轮椅接近马桶一侧设置水平手柄，另一侧设置L形手柄。l形手柄的垂直部分应放在坐便器前面。

验收安装成果时，徐燕春和杜鹏经常发现L形手柄反着安装，垂直部分总是放在坐便器背面。这样一来，坐便器用户想用抓住杠杆的力量起床时，往往找不到发力点。部分扶手在安装完成后也会松动地摆动。徐燕春嘱咐现场施工人员直接坐在扶手上，用身体的重量向下按压，确认扶手是否晃动。在今后的使用过程中，螺丝脱落会导致有残疾的朋友的二次受伤。

此外，对于无障碍厕所来说，距离和高度也很重要。洗脸盆前面地面高度不得超过800毫米，镜子的高度在洗脸盆台面上不得超过100毫米，纸机应安装在马桶旁边前面，高度应为500-600毫米。徐烟春和杜鹏各有纸张的无障碍指南。关于如何建造无障碍厕所，上面详细规定了。他们要亲自坐轮椅体验每件事。

杜鹏回忆说，最忙的时候，他和同事们要在两天内体验40家酒店的无障碍改造成果。他们需要慢慢摇晃轮椅，检查所有改造点，感受到任何不适，通知设计师，并写一份文字报告，为酒店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为了盲人过马路，安装了街头立体声音响

今年41岁的督察王嘉尔是视力障碍患者。去年，王家建议有关部门在北京的部分十字路口安装街头音响。以前他在北京的十字路口分不清红绿灯的方向。为了让盲人过马路，一些红绿灯已经设置了语音提款。

王家骥说，他和红绿灯生产商沟通后，安装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多了项功能：东西向的指示灯，在音色上模拟敲击金属的声音，发出“当当当”的提示;南北向的指示灯，则模拟敲击木头的“梆梆”的响声，两者截然不同。

王家骥的另一项工作是向北京公交系统提供建议，在软件上增加语音报站功能。这源于作为盲人常年赶公交车的体验。在公交车站，有时人声嘈杂，公交车到站的声音总被淹没;有时，公交车只是默默地到站，不进行语音报站。在家附近等公交时，他看不清车头的数字，就顺着人群，追赶着上车。但也有好多次，他坐错了车次或坐反了方向。

在他的建议下，公交系统在移动客户端上添加了语音播报功能，在实时公交页面，会出现自动的语音播报，提示相关线路还有几站。

作为听障者，监督员李超和王家骥的需求刚好相反。王家骥需要听觉提示，李超需要视觉引导。李超今年41岁，2003年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系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或许是多年和健全人一起上学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听障者的独特困境。他形容，自己总像和别人隔着一堵玻璃墙，错失了很多信息。因此，他喜欢强调“信息无障碍”这一概念，希望能通过科技手段让听障者“听见”更多。在制定《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化图示图集》过程中，他建议将信息无障碍设备、手语翻译服务和即时字幕等一并纳入规范。在奥运场馆的体验过程中，李超和其他听障者借助手机APP将志愿者的话实时转写成了文字，快速地获取了对方的含义。

李超还注意到，聋人朋友只能打手语。一些时下流行的手语歌表演中，复杂的语法规则会被忽略。李超建议，在手语的使用上多尊重聋人的习惯，不把手语简化成手势。

王家骥家中常用的智能音箱。受访者供图

学习沟通先从商场购物开始

成为监督员之前，杜鹏和徐燕春都曾在家中待业数年。

2002年，22岁的杜鹏在脊髓瘤手术后无法直立行走，坐上了轮椅。从那以后，家住三楼的杜鹏开始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杜鹏的母亲每天中午赶回家给他做饭，晚上照顾他起居，维系着生活的运转。

到坐轮椅的第六年，杜鹏的好友送给他两张2008年残奥会的看台票，一张是游泳，一张是轮椅篮球。杜鹏记得，那年夏天，两个朋友抬着他的轮椅到一楼，开车送他到首都体育馆。他摇着轮椅进入无障碍看台，那里不再设座位，空间宽敞。场上，轮椅篮球队员们以轮椅为马，激情地“奔跑”，不比健全人逊色。比赛氛围感染了杜鹏，他不禁和朋友们一起在看台上给中国队加油，大声地呼喊。

从那以后，杜鹏开始努力打开自己的视野，在轮椅圈结识伤友。2014年，他跟着三位同坐轮椅的朋友去中国台湾学习，回京后，开设了针对伤友的“生活重建班”。

徐燕春是第三期“生活重建班”的学员。当时，她已经在一辆家用护理轮椅上坐了八年，一年里只在看病的时候出几次门。她说，自己家住二楼，但轮椅重量不小，家人也不懂相关的抬放技巧，下楼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在“生活重建班”里，她发现，跟自己情况相似的伤友占大多数。一方面，他们从不出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另一方面，他们在生活细节上极度依赖家人，从轮椅转移到床上或者马桶上，或者最基本的穿衣穿鞋，都需要家人帮忙。

为此，杜鹏为伤友们设计的第一课就是生活技能。他认为，伤友们都不缺乏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只是在坐上轮椅之后，他们陷入了惶然无措。一般来讲，生活技能的分享只需要两周，只要伤友积极地学习，一切其实不难。

真正的挑战是走出家门，适应社会。数年的自我隔绝，让伤友们压抑了与陌生人沟通的欲望，变成社交恐惧症患者。于是，在伤友们掌握生活技能之后，杜鹏给所有人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商场购物，每位伤友必须购得指定商品。为了激励伤友开口跟陌生人打交道，杜鹏特意指定对方购买货架顶层的商品。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课后分享环节，一位中年大叔告诉大家，自己借着这个机会给媳妇买了一件衣服。这是他在受伤多年后第一次逛商场，也是第一次为家人做点什么。大叔心情激动，他感受到自己的蜕变。

在课程进行的第二周，徐燕春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自己乘坐地铁回家。此前，她出门都需要母亲接送。徐燕春在第一次上课的路上，就看到几位伤友都在轮椅前端装了一个电动车头，把速度调到彼此相似，结伴而行。到了地铁入口，几个人直直地开了进去。

她觉得心痒痒。熟悉路线以后，她在出门前告诉母亲，今天下课后，不要来接她。那天下午，课程结束后，杜鹏和几个伤友走在徐燕春的前面，缓慢地驾驶运动轮椅。徐燕春伸手拉住一个人轮椅后方的扶手，让对方带动自己的护理轮椅前进。

她记得，自己在脑海中把乘坐地铁的步骤和路线重复了多次，相信不会有意外发生。在地铁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徐燕春和伤友们坐上了老式的升降台，逐次降到地面。当时，地铁五号线的车厢高度比站台地面高出一截，徐燕春请工作人员给自己摆了一道金属渡板。出站时，另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车厢门口，帮她摆好了另一道渡板。

顺着坡道走出地铁口时，徐燕春看见母亲站在这里等候。见她安然无恙，甚至有些得意，母亲从此对她放了心，再也没有主动提出送她出行。

无障碍监督员在冰立方验收改造成果。受访者供图

家门口的理发馆也修了轮椅坡道

到今年，王家骥已经到北京打拼了20年。2002年，北京的路况算不上复杂，找不到路的时候，他问周围的人怎么走，有时对方指给他说：“那边”。他问在哪边，对方不耐烦地说，就是那边!

他个性腼腆，憋在嗓子眼里一句话，想说我视力不好，没说出来。渐渐地，他开始恐惧向陌生人开口求助，有了语音导航后更不愿意麻烦别人。加上这几年科技的发展，他喜欢点外卖、网上购物、鼓捣智能音箱，宅在家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对他来说，生活愈发安全便利，但也不够丰富。

但随着他自己做无障碍监督方面的工作，他感觉自己和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

有了“无障碍”的理念做支撑，他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残联鼓励大家对于阻碍自己需求的现象随手拍，他拍过几次小区门口的快递。搬到这里之后，“像是他们商量好了一样，把所有快递都摆在外面，有的摆在盲道上，取的时候自己去找”。这把王家骥难倒了。他没有当面跟小区里的保安抱怨过，但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回家的时候没有再见到小区门口摆摊。

除了理念的普及，杜鹏也在自己家附近见到了环境的改善。2018年，杜鹏结婚，在朝阳区东坝附近购入一套经济适用房。他和妻子找了几家婚纱摄影店，都因为对方的影棚在地下一楼、又缺乏相应的无障碍设施而取消了订单。最后，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里找到一家小型婚纱摄影店。由于店面所在的商场刚开张四年，建筑里的无障碍设施做得上心，他和妻子进场拍照，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杜鹏参与改造的社区坡道。受访者供图

开始做监督员，为冬奥会工作之后，杜鹏发现自己家小区里的理发馆也变了。此前，他喜欢在晚上下班后到店里剪头发，图个节省时间。理发店的老板跟杜鹏熟络起来，每次一见杜鹏开着运动轮椅到门口，就叫上几个员工一起把杜鹏连人带车搬到屋里。随着无障碍专项行动的开展，去年，杜鹏发现理发店门口也修了轮椅坡道，他可以一路开进店里。

这座城市在一点一点改变着。据北京日报报道，2019年以来，北京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3.6万个，精心打造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地铁1、2号线等老线车站更新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椅升降平台;1.2万余辆公交车配备无障碍导板等设施，更多残疾人、老年人可以独立出行。市、区、街乡三级政务大厅，二、三级医院，一、二类公共厕所全面实现无障碍化……

而随着国务院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人们逐渐关注到“信息无障碍”。李超和同事们见证了这一改造思路上的拓宽。

如今，在市政大厅里可以见到手语翻译机，银行也开设了远程在线手语翻译平台，去医院也有手语导医引导看病。

李超加入了一支聋人棒球队。对他来说，这项运动新鲜感强，很热血，给了他最独特的无障碍体验。他和健全人组成的棒球爱好者队伍一起打过比赛，“三个垒包前都站着裁判，不用说话，打手势就行。队员也向我们摆动作，做口型”，整场比赛，聋人队员和健全人队员转换攻防，在安静中专注地发力，一决高下。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实习生 雷欣谣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