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鼻尖

担任浙大校长的周可正60多岁生日时，浙大的学生们向他发了写有“浙大保姆”的禁忌。

书评家马勇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的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阿熊。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便开始认字。他5岁时进了学堂，私塾先生给他起了大名“可桢”，意思是未来可做一坚实的国家栋梁。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他写字、作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才肯回房睡觉。

竺可桢故居：绍兴市上虞区东关

竺可桢小时候身体瘦弱矮小，有同学甚至嘲讽他：“好一个寒酸的小矮子，准定不过20岁……”这一句话刺痛他后，他发誓要锻炼身体。于是，他坚持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风雨无阻，终于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没有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了上海澄衷学堂。1909年，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堂的老师全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学生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也不喊名字，只叫编号，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竺可桢非常气愤，深深地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竺可桢发奋读书，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其中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成为第二批利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共70名中的一员。竺可桢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来，他发现农学跟气象学的密切关系。1913年秋，农学院毕业后，竺可桢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专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当个秋季回到祖国，时年28岁。

竺可桢回国后，不受官职厚禄，先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他自编讲义，内容新颖、丰富，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地理和气象学说，还在课外带领学生参观实习，深得同学爱戴。

1920年冬天，在南京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东南大学，1921年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讲演委员会主任(1923年)、中国气象学会首届理事(1924年)、副会长(1925年)等职。1925-1926年曾转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各一年，至1927年重返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出版了所著的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自1929年起屡次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33年参加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代表团做首席代表，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竺可桢在野外考察

1935年，“一二·九”动力爆发，淅江大学原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了浙大师大的“驱郭”运动。为了平息家乡学潮，1936年1月12日，蒋介石甚至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后圈定竺可桢为最新校长人选，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卓著、众望所归之外，还因为他是浙江籍的身份。然而，学谙官场的竺可桢不愿入下手中刚起色的气象研究工作。

直到2月21日蒋介石要召见他时，竺可桢夫人张侠魂鼓励他出任，认为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如果担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做一番事业。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最终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但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财政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拥有用人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从此，浙江大学迎来了划时代的转变，而这位当初只答应只做半年的校，一干竟是十三年。

张侠魂

此时的浙江大学，堪称全国高校中最破败的大学。图书馆和很多教室都是危房，教师队伍中，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任课，且还有教授不继辞职的。于是，竺可桢开始着手在浙大做两件事：改革学校管理和吸纳贤才。

浙江大学竺可桢塑像

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竺可桢鲜明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同时，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一、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慨；四、健全的体格。在和新生谈话时，竺可桢经常提醒：”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在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

竺可桢题字

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乱，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633人4度迁校，途经浙、赣、湘、粤、桂、黔6省，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在迁徙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打开，按时上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在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浙江大学这场长途跋涉与当年的红军长征多有交集，史称“文军长征”。颠沛流离、科研成果丰硕的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也因此成为浙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被尊称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轰炸，浙大正在西迁转移的过程中，在桂林考察的他接到仍滞留在江西泰和的妻子患痢疾的电报，当他在浙大的长堤上，他只见到等候在那的大女儿竺梅，竺梅告诉他妈妈好些了，但“衡（幼子）没了”。回家强忍悲痛，抚慰已病危的夫人，然而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张侠魂也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子丧妻，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了《挽侠魂》等诗多首。

竺可桢一家四口

竺可桢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有一天，在联欢会的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竺可桢感到不妥当，于是说：“同学们，‘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竺可桢曾还在一年新年之夜，全家吃发了霉的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总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

南京气象台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万字，令人叹为观止。“文革”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竺可桢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

1974年春节，竺可桢因肺气肿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2月6日，他用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日记。第二天凌晨，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

“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竺可桢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竺可桢拥有的正是这种有这种贯穿于一生的幸福感，不管是在早年流亡路上，还是晚年身处动乱，他始终以一名科学院的本色，奋力奔走在永不止息的“求是”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