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在清末民初，私塾遍布城乡。西南方向的孟谦堂馆和东南方向佑载村孙恒山、手工业富豪经营的徐堂馆闻名于世。其中领先者是大同省内的杜昌堂馆。

首先简说一下什么是私塾，私塾是学识渊博的秀才、或者贡生，在功名无望，无可奈何之下，自立塾馆讲学，广招学童，直接向学童收取一些费用，杜沧塾馆就属于此种性质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私塾，是几家学东带头串联，凑集几个或者几十个学童，然后再请一位满腹经纶、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课读。

杜沧

杜沧，又名杜小渊，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出生于城内县楼东街，其父为沿街叫卖之小商贩，家境较为贫寒。但，杜沧自幼聪明好学，并立志要考取功名改换门楣、光宗耀祖，故而更加苦读诗书、勤政经文，果不其然，于清同治年间考中秀才，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取得贡生。正待大展宏图之际，不料时值乱世清末，又逢废除科举，苦苦追求功名无望，便在其故居城内县楼东街，帝君庙西宅院正式挂牌开塾，其时为清光绪三十六年（1900年）。

教材

杜先生文学根底极其深厚，他所书之文业已脱离了八股文之局限，具有桐城派文学之风格，现今大同华严寺内有他所撰写的重修殿宇石刻碑文，朴实描述，不舞用词藻，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当时大同人称之为“纯儒”。当时大同名儒吴风鸣家的子弟吴惇、吴愉，郝绳祖家的子弟郝汝毅、郝汝虔，以及一些富商、士绅之家，都慕其大名，送子弟入学。也正由此，杜沧塾馆在当时可谓名噪一时，在清末大同最典型的私塾。

县街老照片

据《大同县志》载：“杜沧有正房三间，一里两外，里屋小火炕能坐10几人，外屋大炕可坐30多人，两条土坑满满放着学童自带的小书桌，屋内供奉孔子牌位一尊，杜氏私塾束修高、学童多，平均有学童50多人。”在当时，可谓是人满为患了。杜沧塾馆，初入学之蒙童，每年要交五吊钱，到经书开讲、开笔书文则另外收取费用，每年收入大约五六百吊钱，是当时大同收取费用最高的私塾，也就是现在的贵族学校。一般平民百姓子弟是读不起杜沧塾馆的。

戒尺

杜先生的教学分为教读、开讲、开笔三个阶段。初入学三年至五年为教读阶段，先认单字，继而读书，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字、七言杂字或五言诗、七言诗，一直到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此阶段，先生只教读，很少讲解。虽然有时对个别难字难句也解释几句，但也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主要的是严厉督促学生死背硬记。每天上午背生文，下午背熟文，背不会、背不熟或背错，都是挨戒尺的，甚至跪地严惩，正所谓“熟读五车书，一字也不知”。

学堂

所谓开讲，是在熟读的基础之上去讲的，此时的杜先生与熟读期间的杜先生判若两人，讲解细致深透，追根溯源，从不放过一字一句。《大同县志》里说，杜先生主要给学童讲解《易经》、《诗经》、《礼记》、《春秋》，杜先生认为这几部经典值得讲，对以后写文章有帮助。

“开讲”过后，即为开笔。所谓“开笔”是让学童练习联字、对偶、造句等，继而就是写文章。杜先生要求学童写文章要遵循朴实说理，不写八股文。多从汉赋、唐诗、宋词学习文法，学童受益颇多，这也是杜沧塾馆出名的主要原因之一。

杜先生对学生童要求极为严格，打板子、跪地、罚站是家常便饭，学童上下学，须恭恭敬敬向孔子牌位行礼，每逢春丁祀孔，和孔子诞辰日，总要在塾馆焚香设祭，令学童整理衣冠，向孔子行三拜九叩大礼。虽是体罚学童司空见惯，但学童家长对此反而大力支持，认为杜先生教的好，管是严，是位好塾师。

民国成立后不久，实行国民义务教育，下令取缔私塾 。一生为人正派，循规蹈矩，教人敦品励行，即不走衙门，又不作诉讼师的杜先生，悲愤之下，气病死于家中，卒年六十七岁。与杜沧私塾一墙之隔的大同府文庙

与杜沧私塾一墙之隔的大同府文庙

【来源：龙山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