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浦江县全店联合学校老教室。

王民干/摄

日前，我随高中时代的老同学郑红霞拜访她的大伯伯郑兴庭。他是一位老篾匠，已届九十六岁高龄，一生辛勤劳作，练就一副好筋骨，至今依然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不退，毫无耄耋老人的龙钟之态。

老人家的健康长寿，令人惊喜，同时勾起我的一段伤心往事——他的次子郑小庆，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十多年前英年早逝，坟上的树木如今也该合抱了吧。

一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上小学一年级。郑小庆老师虽然没有教我功课，但我已经认识他了，因为他名声在外，是因为一个“凶”字。他个子不高，平日里绷着脸，不苟言笑，有一点不怒而威的感觉。有时在路上碰到他，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紧张。

有一次，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集合，准备开会。郑老师站在主席台上喊口令，排队列。看见有个“吵客”不听指挥，他立马跳下主席台，把“吵客”拎了上去，像老鹰叼小鸡一样。“吵客”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吓懵了，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垂头丧气。他喊口号“立正”，可“吵客”毫无反应。这时，他火冒三丈，伸出右脚去踢“吵客”，促其立正，不料用力过猛，只听“啪”的一声，“吵客”猝不及防，横向倒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大人武斗，小孩打架，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放学以后，我们村里的同学常常欺负郑老师村里的同学，打一路，追一路，一直追到他们村里的朝西台门。有一天放学以后，我看两个村的同学又在玉米地里打架了。我是一个“逍遥派”，只管埋头读书，从不打架斗殴，独自慢悠悠地走回家来。“嗒嗒嗒……”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抬头一看，原来郑小庆老师满脸怒火，飞奔而来，去抓我们村里那些恃强凌弱的同学。

郑小庆老师的这两件事，都是我亲眼目睹，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小学五年级，他才开始教我功课。从此，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也彻底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其实，郑老师是一个极端负责的好老师，几乎每一堂课都要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不要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时隔四十来年，仍然能记得当年的情景，一字不漏地复述。同时，他也是一个直性子、急性子，不会绕弯弯，在课堂上容不得学生有半点调皮捣蛋。假如发现哪个学生开小差，他就不假思索，立马阻止，在跟前的，就把手中的教鞭抽过去，在远处的，就把手中的粉笔扔过去。

我是班长，特别喜欢语文，常常被他挑中，回答问题，因而屡屡受到他的表扬。按教学大纲的要求，注重培养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分析课文里每段的段落大意和全文的中心思想。记得有一次郑老师在我们班上观摩课，选的课文是《张高谦》：有一天傍晚，张高谦放羊归来，发现歹徒偷集体的羊。他毫不畏惧，与之搏斗，终因年幼力小，惨遭杀害。郑老师叫我归纳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完全切合题意。在好多听课老师的面前，他表扬了我。

在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眼里，看到郑老师的“凶”，而在我的眼里，却看到他的“严”，其实就是爱，因为“严是爱，宠是害”。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小学教学抓得并不紧，作为一个民办教师，他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烂肚肠，放任自流，生产队里又不会给他少记一分工分。

很多同学只知道郑老师性格里有急躁的一面，我却体会到他更有温情的一面。

有一次，我无端被父亲训了一顿，说了气话，不要我这个儿子了。我感到十分委屈，一整天心情郁闷。放学以后，我在校园里逡巡，迟迟不肯回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郑老师看到我，十分惊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缘由。听了我的陈述，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如果你的爹娘不要你，你给我当儿子好了。”我知道他膝下虽有几个千金，苦无公子，虽然为人师表，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闭乡村，也算是人生的一大遗憾。这虽是一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或许他自己早已忘记了，却让我感动了几十年。

小学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郑小庆老师。后来，听说他被学校辞退了，原因是想生儿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末的有一年春节，我回到家里，惊悉郑老师已英年早逝，还不到五十岁，得的是肝病。我不知道他的病根是不是跟肝火太旺、容易动怒有关。

二

与郑小庆老师一样“凶”的，是教我四年级语文的陈宝花老师。她身材高挑，风姿绰约，那时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女儿还在吃奶。

陈老师也以严格出名，手中的教鞭也没闲着，每当要抽打的时候，总要咬紧牙关。有一次，她叫同学们用“如果”两个字造句，大家踊跃举手，一个后进生把手举得老高，几乎要站起来，嘴巴里还一个劲地请战：“我，我，我……”陈老师点了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老师叫我用‘如果’两个字造句。”同学们哈哈大笑，陈老师哭笑不得，只得叫他坐下，这次手中的教鞭没有落下来。

陈老师对一些不守纪律的同学特别“凶”，对我却是特别的“慈”。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宿舍里去，拿出另一位同学的作文本，上面有一些诸如 “奋不顾身”、“当机立断”等成语，相比之下，我的作文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她借此循循善诱，帮助我分析不足，希望我始终能在班里保持第一。

有一天下午，第三节自修课，同学们不守纪律，吵吵闹闹，正好被陈老师碰到，一时火起，罚全班同学把生字表里的生字抄写一遍。我想不通：自己又没吵闹，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受罚？后来，陈老师的气也消了，同学们也回家了。

可我犯了牛脾气，既然陈老师叫我抄，就一定要把所有生字抄好再走。天渐渐黑了，可我还有一长串的生字没有抄好。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一位同班同学是教师子弟，吃了晚饭，到教室里闲逛。我叫他给我划火柴照明，他划一根，我写几个字，等他的一盒火柴划光，我的生字也抄好了。

我拿着作业本到陈老师的房间交差，恰好人不在，她的丈夫非常惊讶：怎么把学生关得这么晚！交了作业，在回家的路上，已是满天星斗。

从此，我因为跟陈老师赌气，阴错阳差变成“划火柴写作业”的励志故事，此后在母校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

与郑老师、陈老师的“凶”不同，教我一二年级语文的是方球琳老师温和耐心，循循善诱。她在解放前就从金华师范学校毕业，是我小学时代任课老师中惟一的公办教师。

有几个同学天资较差，方老师教了一遍又一遍，十以内的加减就是学不会，在我看来比牛还笨，心里着急，可她总是不厌其烦，诲人不倦，从来没有半点不耐烦的神色。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方老师教我们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的。从a、o、e开始，到翘舌音、平舌音，再到前鼻音、后鼻音，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像教牛一样，不知教了多少遍。

方老师当时已经五十多岁，论年纪是我们慈祥的老奶奶。我那时有点淘气，成绩虽好，纪律方面差了一些，结果没少挨罚，领教了她性格中严厉的一面。

记得那时年纪小，记性好，过目成诵。有一天，同桌的留级生神秘兮兮地拿着课本向我炫耀，里面有一颗颗用红墨水画的五角星，很是羡慕，问了半天，他才得意地告诉我，那是语文老师画的，因为他把课文背诵了。背课文可以得五角星？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我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从此就缠着方老师背课文，跟同学们比一比，谁得的五角星多。有一次，因为求胜心切，连还没有学的课文，我都背熟了，去找方老师，要求背给她听，再给画个五角星，结果挨了她的一顿批评。

还有一次，我在课堂里做好作业，没有下课，就站了起来，高喊下课的钟声：“当！当！当！”结果被方老师拎到教室前面“罚站”，以儆效尤。

第四学期结束，班里评选三好学生，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论学习成绩，我是班里第一，按常理当三好学生毫无问题。就是因为我的淘气，结果输给了一位非常斯文的男同学，这是方老师犹豫再三以后所作的决定。

四

跟方老师一样好脾气的，是教我三年级语文的王美顺老师。他当年还是一个小伙子，大大的眼睛，按我们乡下的说法，有点像“大水田鸡”。

王老师的教学一丝不苟。在我的作业本上，毫不吝啬他的赞美之情，总是写上“认真、清楚、整齐”六个字，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有一回，全公社的小学三年级进行语文统考，我考了93﹒5分，名列第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既为我取得了好名次而高兴，也为我犯了一些低级错误而惋惜，说如果我再仔细一点，完全可以拔得头筹。

有一次，我在公社里正在建造的金山水库工地上看到用繁体字写的标语，出于小孩子的好奇心，也依样画葫芦，在作业本上写了几个。谁知一向温和的王老师在课堂上大发雷霆，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我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十岁小孩子，居然被他戴上“复辟资本主义”高帽子。

从此，我在任何场合碰到他，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老师”二字再也叫不出来了。

岁月荏苒，一晃过了四十来年，方老师、郑老师早已作了古人，陈老师、王老师也是六十上下的老人了。我旅食杭州三十年，以文字为生，免于饥寒，端赖小学里打下的语文功底。师恩难忘，常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