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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学徒怎么写辞职报告〉招聘厨房学徒怎么写…

时间:2023-04-24 04:47:55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罗泽君(左)和陈正文。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1993年,两个年轻人几乎同时离开家乡,到达深圳,开始了他们的打工之路。一个叫罗泽君,湖南衡阳人,26岁;另一个叫陈正文,安徽滁州人,22岁。

罗泽君在老家打工,有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但他想到深圳看看,寻找他理想中的城市。陈正文则说他是“逃荒”出来的,为的是逃避贫穷。

他们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保安。命运相似,又不相同。26年后,当年追梦理想城市的罗泽君,还是一个保安,他打算干到60岁,交满15年社保,就回家乡养老。陈正文则开了一家自己的修车店,在深圳有三套房子,他觉得自己还能做点儿什么,老了以后,可能也不会回老家养老,深圳是他的他乡,也是新的故乡。

离开家,是为了淘金的梦想

在老家的时候,罗泽君曾有一份足以让村里人羡慕的工作——在铁路上做装卸工,那是顶替半工半农的父亲的职位。在世代务农的村里人看来,这就算进城了,尽管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

装卸工是重体力活儿,城里愿意干的人太少,才会在农村招聘临时工。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谁都有机会,在村里人看来,住宿舍、吃食堂、按点儿上下班,旱涝保收,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这么好的条件,只是出点儿力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对于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来说,并非如此。当初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新鲜感,以及对于城市的憧憬,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中,快速地消磨殆尽。罗泽君觉得,这不是他想象的城市,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生活。于是他辞职南下,到了深圳。“人们说深圳遍地黄金,我就来了”,他说。

在深圳,罗泽君很快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保安。这份工作很轻松,每天到处转转就成,而且薪水也比在老家更高,他觉得来对了。

一口气从安徽跑到深圳的陈正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是‘逃荒’出来的,家里的日子实在是太困难,只能出来找一条生路”。

但现实给他上了第一课,到深圳后,他22天没找到工作,整整22天,他窝在表哥的宿舍里,不敢出门,因为没有工作就办不了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在那个年代就是“三无人员”,被查到了,会被遣返。

22天后,陈正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也是保安。这是那时候闯深圳的男孩子最理想的工作,穿上保安制服,绝不会有人查,自然没有遣返的风险。

第一次修自行车,补胎补了三次

在南下打工的年轻人中,罗泽君和陈正文都算是“高学历”,都是高中生,不同在于,罗泽君高中没毕业就在老家上班了,陈正文则是考大学的前夕出门打工的。

在老家,罗泽君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一直半工半农,在村里算是“体面人”。陈正文的家里更困难,父母、哥哥都是地道的农民,高中毕业考试之后,很多同学还在备战高考,陈正文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了,“我们学校高三有两个班,每年也就有2、3个人能考上本科,大中专加起来不过10个左右,我的成绩一直都在二三十名左右,除非复读,否则没有希望。但家里的情况不允许我复读了”。

保安的收入不算低,但对陈正文来说还不够,他要在深圳立足,还要给家里稍微补贴点儿,“当时我想多赚点儿钱,表哥跟我说,晚上下班后,可以出去修自行车,我从来没修过车,第一次补胎,补了三次才补上”。

不久之后,陈正文发现,很多到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晚上都会去上夜校,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弥补他不能上大学的遗憾。于是他报了夜校,学修车,不是修自行车,而是修汽车。

到现在,罗泽君还在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一门手艺,那个年代,深圳到处是都夜校,但罗泽君觉得,保安的工作,比老家做装卸工要好得多,甚至也比大多数到深圳打工的人好,再加上认识了同样在深圳打工的妻子,两个人的收入,比起家乡的同龄人高出很多,他觉得很满意了。

最难的那年 他隔段时间就去卖血

和老家的同龄人比,罗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高中念到一半,就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后来到深圳打工,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不低,还认识了同样打工的妻子。到2000年时,他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房子,一共花了10多万,“当时还是挺风光的,算得上衣锦还乡了”,他说。

陈正文的生活,过得远没有罗泽君那么舒服。做了一年保安之后,他认识了比他晚一个月到深圳打工的妻子,那时候妻子正在服装厂打工。

不久之后,两个人结婚了,然后他就跟着妻子去了她的娘家九江,在那里继续学修车,但很快就觉得当地的修车厂还是太低端了,又到了南京。白天在4S店做学徒,晚上上夜校学理论,有时候还要出去打零工。

为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陈正文又回到了深圳。“那时候压力太大了,父母哥哥在家里生活很困难,有时候还要我帮衬一点儿,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妻子在娘家带孩子,不能出来打工,全靠我一个人”,陈正文说。

1996年,陈正文的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回乡下的娘家生,结果孩子脐带感染,住进了医院,“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我打两份工,白天在4S店,晚上去海鲜市场做搬运工,在太阳出来之前,运到市场的海鲜都要搬完,每晚能赚20元。搬完之后到早晨上班,还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睡觉,就睡在市场里”。

即便如此,钱也远远不够,每隔一段时间,陈正文还要去卖血,每次400cc,可以得到200元,这等于他在修车厂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陈正文在深圳苦熬,妻子在老家的医院花了几千块钱,但孩子最终还是没保住。

那一年,陈正文没有想过未来,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罗泽君想过,但他的未来里,没有深圳,“打工的,总要回去,所以才在老家盖房子”。

罗泽君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干了十年保安 他被老板辞退了

1998年,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之后,陈正文一家人又在深圳团聚,他们打算重新开始。陈正文在宝马4S店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到街边去摆地摊,卖点儿闹钟、扎头绳之类的小玩意儿,妻子则开了一个小卖部。

“那时候,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了”,陈正文说。

罗泽君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他还在做第一份工作,只是职位从物业保安换到了岗亭保安。他的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送回了老家,父母帮他们带孩子。罗泽君住在保安宿舍里,妻子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周相聚一两次,春节回家,是他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陈正文渐渐干出了些名堂,他喜欢学习,即便最难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看看书。后来,因为城管查的严,不让摆摊了,他就开始学写修车的文章,投稿给维修杂志。

慢慢地,在修车行里,陈正文有了点儿名气,开始有人找他创业、合作。“以前有过艰难的经历,我不太敢放弃稳定的工作,但后来,有一个相熟的老板,说想开个修车厂,让我帮他管着,不算合作,我还是拿工资。我觉得也不算冒险,最多算是‘升职’吧,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他说。

就在陈正文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时,罗泽君失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干了差不多十年吧,快到十年的时候,老板辞退了我们,因为他不想和我们签无固定期合同”,罗泽君说。

按照《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满十年,或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合同之后,就必须签订无固定期合同,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随意辞退员工。而对罗泽君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十年,几乎是一个过不去的门槛。

第二份工作,他也没干满十年

干了十年保安,没有五险一金,走的时候,公司依法补偿了罗泽君十个月的工资,每个人800多元,一共不到9000元,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罗泽君需要一份新的工作,但他已经30多岁、没有一技之长,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和20来岁的小年轻们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罗泽君想过回家,但回去之后,才发现,在老家找一份工作,远比深圳要难。不得已之下,只能再次回到深圳。

不久之后,罗泽君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酒吧保安,兼服务员。这份工作同样没有社保,但工资比之前要高,每个月3000多元,管住不管吃。罗泽君在这里又干了近十年。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危机感了,想换个更有前途的工作,但这很难,我没手艺,而且家里负担也不小,承担不起丢工作的风险,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罗泽君说。

2009年,稳定了差不多十年的陈正文,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当时帮那个老板开修车厂,但因为想法不同,有些干不下去了。家里人就说,不如自己干吧”。

十年之后的陈正文,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打工者,在深圳安家落户,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还单独管着一家汽车修理厂。这是罗泽君渴望而不得的稳定生活,但对陈正文来说,却并非不可以舍弃的。

凑了20万元,陈正文盘下了一家正要转租的修车店,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自己创业,和给人打工完全不一样,压力特别大,我们这样的人,在深圳是没根的,一旦失败,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但我老婆跟我说,没事儿,大不了把房子卖了”。

陈正文的妻子在店里忙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创业十年,没钱了就让老婆回娘家

开始创业的陈正文,似乎不能再算是打工者了,甚至他的身份,也不再是农民,而是在深圳引进技能人才时,落户深圳,成了一个真正的深圳人,但陈正文觉得,创业的日子,比打工更难。

“我觉得我算挺幸运的,创业当然比打工要有风险,但好在第一个月就盈利了。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就成,不存在歧视外地人的问题,好好干,总有回报”,陈正文说。

经历过最难的日子,陈正文觉得,生活总会越来越好,但创业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多年的经验,仍不能保证生意一帆风顺。

“有过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就让老婆回九江的娘家,娘家虽然条件也不好,但种地的人,总是饿不着。她回去以后,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个人睡大街都行,总能想到办法”,陈正文说。

创业五年之后,生意逐渐稳定,陈正文又换了一个更大的店,这个店接近600平米,只修两种高档车,规模不算大,但专业程度不低。“现在算是挺好了,房子没卖,还添了两套,孩子们也长大了,不会再有让老婆回娘家的情况出现了”,陈正文说。

陈正文买第三套房子的时候,罗泽君正在找第三份工作。在酒吧干了近十年,这回老板没有辞退他,他自己辞职了,“工资太低了,十年前的3000多不算低,但十年后,我四十多岁了,要自己上社保,每个月1000多,剩下2000多,能干什么呢?酒吧老板挽留过我,但他不可能给我上社保,也不可能涨太多工资,我只能走了”,罗泽君说。

罗泽君的第三份工作,还是保安,不过这回总算比较正规了,公司和他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给他们上社保,工资也不算低,一个月近4000元,“这个年龄,知足了”,他说。

深圳仍是年轻人梦想打拼的城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归居田园?还是留在城市?

再有几年,罗泽君就到了退休的年纪,26年前,他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寻找他想象中的城市和生活。26年后,他只想干到退休,回家养老。

“我自己上了十多年的社保,现在公司也给上,到我60岁的时候,上满15年可以拿养老金,那时候就回家”,他说。

在老家盖房子的那一刻起,罗泽君就没有想过要留在深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罗泽君居然用了一句网络用语向记者形容他的处境,他说,“来深圳这么多年,找第一份工作时,让人卖猪崽一般的给卖了,一直到现在,换过两次工作,但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保安这个工作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敬业就成,其实对我来说,也不能不敬业,快60岁的人了,不敬业哪儿还有工作的机会呢?”

对陈正文来说,不存在去哪里养老的问题。他说,“未来回老家养老也不是不行,但可能性不大,我们一家人,户口都已经落在深圳,这里有家有业,回老家连个朋友都没有,恐怕没有在深圳舒服”。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他的事业也才刚刚起步,远没有到放心退休的时候,“市场变化很快,随时都要学习、总结,要能跟上时代”,他说,“现在我们还在学习互联网营销,也在直播网站上宣传我们的店。以前埋头干活就成,但现在这个时代,还要学会推广,学会维护客户”。

当年和陈正文一同出来打工的朋友,有人生意已经做得很大,有人的收入依旧微薄,在陈正文看来,他的这份事业已经算不错了,“细水长流,和我的经历很像,我打工26年,就做了一件事儿,修车。我觉得最难的,其实就是坚持。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想上南京农大机械工程学院的夜校,报名费要450元,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200元,而且是家里最难的时候,我没钱报名,把我同学上大学的费用都借来了,每天夜里骑1个多小时单车去上学,下课又骑车回来,但我没放弃过。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未来会自己创业,只想着多赚一点儿钱养活家人”。

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

罗泽君的妻子已经回老家,照料年迈的公婆,两个女儿原本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大女儿成婚后,回到家乡打工,如果留在这里,未来孩子上学,将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如今,只剩下罗泽君和小女儿还在深圳。

打工26年,罗泽君说他是“稀里糊涂”过来的,“我不后悔出来,但后悔年轻时没学个手艺,不然也不用干一辈子保安,现在年龄大了,身不由己了。”罗泽君的两个女儿中,大女儿学工商管理,小女儿学服装设计,“也算是有点儿技能吧,年轻人必须要有技能,还要学得精通才行,否则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他说。

陈正文的父母和哥哥还在老家,仍在务农,两个孩子,老大已经大学毕业,老二上大三。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不过我的孩子和一般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最难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妈妈在乡下生活过,我创业的时候,老大刚11岁,那时候特别忙,我们两个人几乎照顾不了家里,老大在家里给老二做饭,所以他们从小就很自立”。

陈正文觉得,他现在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农村,因为有了互联网,反而不怎么出去社交了,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到店里一呆就是一天,晚上6、7点回家,11点多睡觉,很有点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意思。“小孩也长大了,房贷还完了,没什么压力,能生活就成,现在的我,就想做点儿事情,而不是非要把生意做到多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没什么压力”,他说。

陈正文觉得自己离退休还很远。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故乡?还是他乡?

第一次给罗泽君打电话时,罗泽君并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混了20多年,混了个灰头土脸,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觉得他的经历,并不代表那一代农民工,“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的经历也没什么特殊的”。

对于深圳来说,他是一个停留了26年的过客,从20岁出头,到接近60岁,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这里,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他在镇里盖的那栋房子吧。那是当初他和妻子打工七年一起攒下来的家底,如今,他的妻子已经回去了,他终究也要走,回到他生命中的起点,回到那个他曾经逃离出来的地方。对于他来说,深圳永远都是他乡,永远不会变成故乡,“我们不适合这里,没有房子,养老金也少,老了以后,不可能在这里生活”,他说。

如果以现在结果看,或许会觉得陈正文是人生赢家,罗泽君泯然众人,但如果人生真可以交换,曾经的惨痛,不见得有人愿意重来。谁的人生更加美好,不好评判。

陈正文的打工生涯,是另外一种模式,他吃过罗泽君没有吃过的苦,也承受过罗泽君没有承受过的压力,他是“逃荒”出来的,没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每到艰难之时,只能让妻子回娘家,没人帮助他们,没人体谅他们,只能靠自己,拼出一条生路。

陈正文离开过深圳,但最终又回来了,在10年前,他还是一个真正的打工者,但10年创业之后,他完成身份的转换,不再是农民工。

陈正文修车店里有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他是第二代打工者,他说,“我们老板可厉害了,有三套房子,每套值几百万”。但陈正文却说:“我不知道当年出来是对是错,也不知道是得是失,别人听我说这话,可能觉得矫情。但谁想过我们究竟经历过什么呢?那时候,我每天打两份工,还要卖血,夜里还要在海鲜市场干苦力,干到凌晨3、4点,就地睡一觉,天亮了醒来接着上班。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谁又能说得清得失呢?”

采访陈正文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在店里,记者本想采访她,但说起过去,她只是默默地流泪,不肯说一句话。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牵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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