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的人”协奏现实版“钢的琴”

归去来：四个东北下岗职工重拾梦想造钢琴的故事

辽宁，营口。

三伏天的一个午后，知了叫个没完。

拨开疯长的野草，在热辣辣的阳光里，我们站在一栋8800平方米的空荡荡厂房前，怀着赞叹、惋惜、惊讶、忧伤的复杂情感，回望这个曾是世界最大三角钢琴生产车间以及这座工厂的历史，聆听四个老工人的青春、生活和他们的“造梦之旅”。

往 事

7月14日，郭凯、周雄、张晓文、张永庆（从左至右）在车间合影。记者姚剑锋摄

在蔓生的蒿草和灌木丛中，立着一栋两层楼高的厂房，墙皮剥落，一行斑驳的红色标语还倔强地留在墙上：创世界级品牌，扬中国人志气。

“这是我们东北钢琴厂当年的口号，现在看都是很好的。”东北钢琴厂老员工张晓文说。

三间巨大的厂房一字排开，在杂草的包围中，像一个垂暮的老人，等待着人们走近她，了解她往昔的故事。

“这是东北钢琴厂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厂的‘诺的斯卡’三角钢琴生产车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三角钢琴生产流水线。”46岁的钢琴设计师郭凯感慨地说。

走进最大的车间，这个足有21个篮球场大的建筑里，空荡荡的，光线昏暗，高挑的屋顶框架黑黢黢的，霉味扑鼻而来，破旧的柜子、废弃的钢琴外壳东倒西歪，遍地玻璃碴和房顶漏下的污水……

“工厂倒闭后，着了一场大火，什么都没了。”郭凯说。车间办公室门上贴着的年历还停留在2007年。

这是成立于1952年的东北钢琴厂几易其手、轰然倒闭10多年后的样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光时刻的东北钢琴厂，收购了欧洲十大名牌钢琴之一的瑞典“诺的斯卡”品牌和工厂。21世纪初，这里创造了年出口6000余架三角钢琴的中国纪录。

“那个时代，能到东北钢琴厂上班，在营口是件非常牛的事儿。”东北钢琴厂老员工周雄回忆起当年的风光劲儿，眼里泛着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上海派出的专家团队支持下，营口组建了东北乐器厂。“那时候，钢琴、口琴、手风琴、小提琴……各种乐器都能生产。”周雄说。

后来，各个乐器品种分别成立了工厂，东北钢琴厂肇始于此，逐渐成长为“中国四大乐器生产基地”之一、营口市国有大型企业。

“一到下班，厂门口停着8辆黄海牌大客车接送职工。3000多人光是走出厂就得半个多小时，那场面……”周雄经常回想起当年的场景，他觉得，那同样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他的同事、曾在东北钢琴厂做调律师的张永庆对当年的老国企生活也有自豪的回忆：“发工资那天，一出工厂大门，一溜儿出租车排队等着，都知道我们厂哪天发工资。有钱了，工人们都进城吃饭、唱卡拉OK、看电影。”

产品远销到美国、韩国、日本等国际市场，国内许多大型演出指定伴奏钢琴都是“诺的斯卡”，“公主”“王子”等品牌立式钢琴更是因物美价廉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东北钢琴厂在中国乐器行业的风头一时无两。

“谁能想到，当年那么风光的一个国营大厂，说倒闭就倒闭了？”摸着厂门口一棵合抱的柳树，钢琴厂的老职工张晓文不能释怀。

青 春

一名调音师在车间内为三角钢琴调音。

时间闪回到20世纪80年代。

每天早8点，迎着朝阳，东北钢琴厂院内第六套广播体操的旋律准时响起。

身穿灰色工装的工人排着队，跟着节拍做早操。

“队伍很长，一眼看不到头。厂领导站最前边，我们在后头。”张晓文回忆说。

1986年，19岁的张晓文作为营口第二轻工业局技工学校钢琴制造专业的学生来实习，第一次走进东北钢琴厂。

“进厂第一件事就是和工人们一起修路，抬石条，劲头特别足。”张晓文回忆说。后来进了车间，每个实习生有一位师傅手把手指导，把书本理论与实操结合。

转正后，心灵手巧、专业基础扎实的张晓文在装配二车间干得风生水起。为鼓励工人提高效率，钢琴厂实行绩效制，多劳多得。凭借出色的业绩，她的工资逐年提高。

“第一年每月工资44元，第二年涨到52元，第三年就300多元了，在厂里‘放了卫星’。”张晓文笑着说。她还记得，第一次发奖金，她买了件皮大衣，在厂里回头率极高。

“造钢琴就是一种创造美的过程，首先你得热爱生活，你才能有热情去创造美。”她说。

最令她难忘的还是从造琴中获得的满足感：“钢琴的触感是工人调配出来的。我负责的‘二番’工序就是为了让演奏者在弹奏时感觉更舒适。”

在那个讲究比学赶超的老国营厂里，工人们之间也都暗地里较着劲。张晓文的优异表现，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我们开始不在一个车间，但总能听到她的名字。我心里还不服气呢：一个刚出校门的小丫头，能有这么厉害？”比张晓文早入厂几年的周雄回忆说。

实际上，周雄也是在一个个加班加点的平淡日子里把自己磨炼成技艺纯熟的钢琴工人的。

1983年，周雄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东北钢琴厂。每天他骑车一个半小时穿过营口市区到厂里上班，“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1988年，钢琴厂派出30人的代表团赴瑞典收购“诺的斯卡”钢琴厂，周雄作为其中一员前往并在当地学习了三个月。

“收获很大。原来在厂里干活，就是师傅让干啥干啥，不懂为什么这个活儿这么干。在瑞典跟人家学，才知道造琴的原理。”周雄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老工人的敬业劲儿。

“除了上下午固定休息15分钟，其他时间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每道工序上。他们随身带一把钢尺，尺寸非常精确。我们那会儿是拿个小木棍比量，大概齐就行了。”许多年后，周雄才知道，这叫做“工匠精神”。

回国后，周雄有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人家能把琴造得那么好，为啥咱中国人就不行？”

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造琴，绕弦、装码钉、铲码坡……各种工艺在一次次的习练中日渐纯熟。

1971年出生的张永庆入厂时，张晓文已担任工段长，是厂里有名的生产能手。作为张晓文的师弟，张永庆也怀着做一名优秀工人的想法，走进东北钢琴厂。

“一进车间，看到一排排簇新的钢琴摆在那儿，感觉很神圣。那个时代学校有几台旧钢琴就很了不起了，哪见过这么多新钢琴？”他回忆第一次进厂的情形，同样心潮起伏。

入厂第二年，他开始跟着师傅学调律。

“前三个月先练耳朵，你得能听出什么是好的声音、什么是有问题的声音，还得能根据声音判断出问题出在哪儿。”

张永庆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不断辨听各种琴声，直到听得想吐，才出来缓口气儿。

“钢琴在没调整好之前，产生的都是噪音，长时间听噪音，肯定受不了。”他说。

张永庆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调律师，还担任过调音班班长。他和师傅曾代表东北钢琴厂到北京参加全国钢琴调律大赛。至今，他还珍藏着那张获奖证书。

喜欢唱歌弹吉他的张永庆还是厂合唱团的成员，经常在大食堂排练，一名老工人用厂里生产的钢琴伴奏。他们唱着《钢琴厂厂歌》《红梅赞》《长江之歌》等歌曲参加市里的比赛……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永庆总会怦然心动，那歌声里，有他美好的青春和钢琴厂的光辉岁月。

在东北钢琴厂，有一个车间被大家叫作“联合国车间”：在这里，各道工序集成装配到一起，一台钢琴就正式下线。张晓文、周雄、张永庆等技术纯熟的工人，在这里相识、相知、相互欣赏。

郭凯是1998年东北钢琴厂引进的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从东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厂领导到学校招聘，本打算回本溪老家做公务员的他临时改变主意，到了东北钢琴厂。

“那个年代，钢琴还是很‘高大上’的乐器，另外东北钢琴厂也是国有大型企业，挺有吸引力。”郭凯说。

入厂伊始，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做派：把办公地点从崭新的厂办公大楼搬到了车间，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和工人待在一起，熟悉各工序。

“设计师如果不了解各个工序，自己设计的产品自己都生产不了，怎么让工人信服你？”郭凯说。

1999年，东北钢琴厂成立三角钢琴生产车间，聘请韩国的专家帮助建生产线。郭凯作为厂里的高端人才，被指派协助韩国钢琴设计专家郑太光绘制设计图。

多年后，郭凯仍然记得2004年三角钢琴生产车间上千名工人加班加点、为美国客商生产的200架三角钢琴如期下线后，大家激动的心情。

“能生产三角钢琴，是几代东北钢琴人的梦想。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这么大的订单，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非常自豪。”郭凯说。

厂领导在车间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对工人们予以表彰，随后，这批钢琴被运往大洋彼岸。想到中国人制造的钢琴在美国奏出美妙的乐章，郭凯和工人们心潮澎湃。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厂里来了个很牛气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后来厂里每年评十佳标兵，我们几个总在一起领奖，就互相认识了。”周雄说。

流 浪

一名工人在车间内组装调校钢琴组件。

2007年，经营出现困难的东北钢琴厂被美国一家乐器公司收购，大部分工人买断工龄后离开了工厂。

上千名老国企的员工，从此踏上“流浪”之旅。

厂里开完通知改制的大会，时任音源车间主任的周雄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在原木堆上发呆，泪水无声滑落。

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一干就是24年。对工厂依依难舍，对未来焦虑迷茫，彼时45岁的他，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

在一个盛夏的傍晚，他办完离职手续，骑上自行车，在斜阳晚照中，一步三回头地出了东北钢琴厂的大门。

此后多年，他辗转辽宁铁岭、浙江德清等地的钢琴企业，终又回到营口开了一间小钢琴厂。

张永庆不像周雄那样伤感。实际上，他早就想离开东北钢琴厂，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老国企太安逸了，一眼看到头，好像到退休也就是这样。”听说钢琴厂要改制，他就着手联系外面的琴行。离开钢琴厂，他就去了大连一家大琴行，此后的十多年里，他在大连和老家营口之间奔走。

他曾给理查德·克莱德曼等钢琴演奏家调过琴，也尝到了赚外快的甜头：“一天收入千八百块很正常，也不很累。”

但在他的心里，常年和家人两地分离的漂泊感始终挥之不去，有时遇到个别客户的刁难，也让他倍感辛酸。

一次，他去顾客家里调琴，由于路不熟，迟到了。顾客铁青着脸让他进了门，在他调琴时语带讥讽：“你到底会不会调琴？”

张永庆赔着笑脸解释，但顾客并不买账，要把他赶出家门。无奈，他弹奏了一首舒缓的钢琴曲，顾客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才得以继续调琴、完成工作。

东北钢琴厂改制后，郭凯作为技术部经理继续留用。然而，美方管理团队采取的一些经营管理策略并不适合企业的实际，也不再设计新琴，他实际上没了用武之地。

2008年，在多次提交辞职报告后，郭凯离开了东北钢琴厂，到湖北宜昌一家钢琴公司工作。半年后，他被派往德国，负责公司在当地收购的一家钢琴厂的技术管理。

“每天都在学习，有时会请德国的一些钢琴设计大师来讲课。我也在思考怎么设计出最好的钢琴。这10年，虽然辛苦，但很有收获。”郭凯回忆说。闲暇时，他也会想起在东北钢琴厂度过的时光。“心里觉得，将来肯定是要回来的。”

张晓文是最后一个离开东北钢琴厂的老员工。改制后，她作为零售督导部负责人继续工作到2009年。

“我发现收购方并不爱护我们的品牌，好的产品就贴上他们自有的品牌，品质差一些的就贴上‘诺的斯卡’。我们无法接受。”

离职后，张晓文一度想离开钢琴行业，另辟新天地。“思来想去，还是放不下钢琴。”她先是做二手钢琴的回收修复业务，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钢琴厂。

固 执

2018年，同样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张晓文、周雄、张永庆三人急切地推开尘封多年的东北钢琴厂大门，好像同时也打开了记忆的大门。

当年亲手修的路，如今长满杂草；曾经高大的厂房，或屋顶坍塌、或贴满封条；大院中，垃圾堆成小山，大树倒在路中央……

性格刚强的张晓文忍不住哭出声来：这哪里还是她魂牵梦萦的那个东北钢琴厂？这哪里是自己留下最好青春年华的地方？

踩着遍地的荒草、垃圾，三个人在26万平方米的厂区边走边看，仿佛踏进时光的河。

多少岁月无声流过，青春不再，曾经各自漂泊的三个人，又重聚在了一处。在张晓文的心里，她好像从没离开过东北钢琴厂。

“有时候会梦到又回到东北钢琴厂，在大院里，看3000名职工推着自行车，像水一样流出大门……”

美国公司接手东北钢琴厂后，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没几年企业就倒闭了。曾经辉煌的东北钢琴厂，伴着辽东湾的海风，消散得了无声息。

10年后，张晓文带着未曾忘却的梦想，也带着她心目中东北钢琴厂最优秀的老员工们，去而复返。

她拿出创业积累的全部身家，加上银行贷款，将东北钢琴厂重新盘活了。“我把我的命押在东北钢琴厂了！人活一辈子，不就为了干成点事儿吗？”

在做这项决策前，她找到周雄、张永庆，甚至几次到德国，“三顾茅庐”邀请郭凯加盟。

血仍未冷，一拍即合：干！

虽然星散飘零，心仍在一起；尽管天各一方，但梦想从未熄灭。他们辗转找回几十名当年东北钢琴厂的老员工。大家齐动手，修厂房、清垃圾、除杂草、种新树……一双双造琴的手，为了重建昔日“理想国”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

张晓文根据记忆重新设计制作了老厂工作服。开工当天，老员工们穿上蓝灰相间的工装，看着胸前再熟悉不过的“东北钢琴”四个字，再望望彼此斑白的头发，许多人潸然泪下。

2019年6月20日，东北钢琴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在工厂大门外，金色的公司名字旁边，挂着一副钢琴的铁排，地上的斑马线也被精心设计成白色琴键的图案。

“工厂倒闭后，‘东北钢琴’的品牌被人注册了。为了买回这4个字，我们花了800万，一个字200万。”坐在由老厂房修整一新的办公室里，张晓文心情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2019年8月25日，编号为零号的第一架立式钢琴正式下线，留厂纪念。

如今，已经59岁的周雄戴着老花镜坐在工台前，拿钢尺测量一排琴弦旋钮的高度。为了使钢琴的生产环境与未来的使用环境一致，车间没装空调，31摄氏度的气温，让他的额前一片光亮 “到这个岁数，名利都看得更淡了。我们几个，这辈子也就剩下这一件事：把钢琴厂重新建起来，把琴造得比以前更好！”他说。

老花镜后，周雄目光专注，他已经成为自己当年仰慕的瑞典老工匠。他站起身来，弓着腰给码桥上防潮漆，木质的码桥上漆后，闪着温润的光。

周雄说，一架三角钢琴有将近2万个零件，许多工序仍然要靠人手工完成。钢琴之所以被称为“乐器之王”，正是靠着这些老手艺，温柔了岁月，放慢了时光。

四个年近或已过半百的人，成为重获新生的钢琴厂的业务骨干。没有当年的青涩生硬，也没有厂领导的架子，几个人常常身兼数职，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几个啥都干。我现在负责调律，同时也管销售，人手不够的时候，货车、叉车我也开。现在这个企业就是我们大伙的，只要对企业有利，我们啥都干。”张永庆说。

他现在经常一路小跑。“人活着，不是光为了赚钱。我50岁重新来过，就是不想让自己这辈子留下遗憾。”

旅德10年、对钢琴品质的追求近乎偏执的郭凯，清楚怎样造出最好的钢琴。他一方面秉承传统工艺，坚持用进口琴弦、木料制作钢琴，一方面不断创新，以期赢得市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已经不再年轻的他们要重振雄风，注定要付出更多。

能演奏上万首乐曲的全自动钢琴、可静音弹奏不扰邻的立式钢琴……在郭凯的设计下，一款款科技感满满的钢琴在新的东北钢琴车间诞生。

郭凯的“二次创业”目标清晰而笃定：“我想通过改进设计，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让钢琴更小巧、轻便、物美价廉，让钢琴在更多的中国普通家庭里放得下，让更多中国孩子能弹得起、学得好。”

公司运行两年期间，受疫情影响，还停工半年多，但业绩足以令张晓文和她的事业伙伴比较满意：

2020年，“诺的斯卡”钢琴在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重新亮相。饱满的琴音、出色的品质让许多熟悉这个老品牌的同行感到梦回从前：曾经的东北钢琴，又回来了！

去年，东北钢琴生产的“诺的斯卡”钢琴达到3000架。今年一季度，公司再次成为文化产业规上企业。二季度，美国客户的订单纷至沓来，得知东北钢琴恢复生产的国内外老客户也不断打电话寻求新的合作……

今年6月，张晓文为女儿在厂区举办了婚礼。“诺的斯卡”钢琴的伴奏，和着新人与宾客的欢笑，飘过新漆的老厂房，升起一片希望。

张晓文计划把某些老车间改造成培训学校、钢琴博物馆，或者打造音乐小镇……对那三间3500至8800平方米的超级厂房，暂时还没有具体的重整计划。“走一步看一步，当务之急，我们要活下来。”

“我们也很佩服她，最后是一个女职工把东北钢琴重建了，她很有决断力，很‘刚’，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造的不是钢琴，而是‘刚琴’。”张永庆说。

如今，四个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人，每天仍奔走在这座有些空旷的工厂里，为了共同的梦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开怀大笑。

“老厂的厂志我们已经找到了，东北钢琴的历史还要继续写下去。我希望等我们将来都没了，这个企业还在，厂志上会留下我们的名字。让后来人知道，曾经有这么四个固执的下岗职工，为了造一架好钢琴，做过一点事情。”张晓文说。（参与采写：齐子一、齐子家）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