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乌梦达、张漫子、祁晨露)7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邵飘萍：“铁肩辣手”诠释红色信仰--毛泽东赞其为“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的报道。

红砖红瓦、红色窗棂，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一幢坐北朝南的建筑于6月重新开放，向如织的游人静述着红色的历史烟云。

1919年5月3日晚，这个后来被称为北大红楼的地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位戴着圆形眼镜、一身斯文的年轻人，第一个走上台开始演说。从报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到痛斥西方列强的丑恶、北洋政府的软弱，他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要以文字和宣言唤醒民众。

他向台下千余张年轻的面孔振臂疾呼：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17个小时后，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五四运动爆发。主席台上那位演讲者、燃火者便是民国著名报人、毛泽东的“老师”、后来的中共秘密党员——邵飘萍。

邵飘萍。 资料图片

被誉为“铁肩辣手”的邵飘萍，为何一心成为“宣传家”？百年前的一代报人又如何以笔为枪，用生命诠释红色信仰？

“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毛泽东、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毛泽东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在创办《京报》前，邵飘萍以爱国志士的形象活跃在北京报界。

1916年，邵飘萍被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派驻北京，以中国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战斗在反动军阀统治中心。

邵飘萍尤其善于在常人无法突破的私谈、会面中收集关键新闻线索。一次，邵飘萍听说段祺瑞为了向法国借巨额外债而召集府阁重要官僚开会，还邀请法国驻华公使出席。邵飘萍深谙段祺瑞政府官员和警卫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装，跟随法国公使步入会场，一路畅通无阻。会议开始后，邵飘萍就坐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室，装作等候公使随叫随到的样子，侧耳倾听会议室内的谈话。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闻便见诸报端。

面对大是大非和关键内幕，哪怕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他也坚决报道。1917年初，府院之争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胁迫总统府，换来的是黎元洪妥协，段祺瑞回京。

邵飘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赶往北京站，没想到扑了个空，于是换乘汽车，直奔段氏官邸。到门口他掏出一叠钞票，拿出一半对门卫说：“你只要通报，不管段总理见不见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满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个倾诉的机会，立即欣然会见邵飘萍，两人畅聊至凌晨3点。

对此，报人张季鸾对邵飘萍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独到的采访本领盛赞有加：“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邵飘萍。资料图片

在风云诡谲的军阀时期，32岁的邵飘萍痛感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偌大中国却没有一处“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境况，于是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一职，创立《京报》。

受邵飘萍影响的《京报》，一度代表着新的潮流，不仅讲求新闻的时效性，还在新闻采访、版面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报》勇于直面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现实，以针砭时弊的犀利笔触，赢得了社会声望。

报馆仅开张几天，邵飘萍就有《查办吴佩孚》《武人与政客》《敬告某某两派》《匪与督军》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陆续见报。这种集中式的刊载方法，强化了报道内容，拉长了人们对议题的关注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办报仅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发行量达6000份，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时间，京报馆成为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