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恒函授学校进修，却总是来不及做功课，于是由她替做。那么朝华在忙什么呢？朝华在办油印刊物，是乃父指定要弄的，当时还找了一个李姓年轻人（广东人）刻写蜡版，吴竹也在帮忙。这位李姓的年轻人家境穷，很老实，要吴竹教他英文。吴竹不大愿意，但父命不可违，也硬着头皮去教了。这位年轻人后来回广州，成为新华书店的负责人。

朝华还办了一个“小说林”，当然也是乃父的主意。“小说林”的业务是租书借书，但不是像其他那种租借言情小说的书摊，而是专门租借苏联小说，宣传民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书本借来借去，要常换书皮（包封）。吴竹就忙着包书皮。她更补充说：借书应该不收钱，纯是宣传。“小说林”也卖书，不然无法维持生计。吴竹也提及，“我爸爸曾经让我送一副林则徐的对联给欧阳予倩。当时欧阳予倩与另外两个人住一个不是很讲究的房间。是欧阳生日，所以我爸爸送他”。估计图书以外，书画也该略有经营的，但让十来岁的少年去出面主理这些事，压力也太甚了。

陈君葆与“故人之子”

“小说林”卖的是线装书、古籍善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教授，是其中一位大顾客。尽管如此，卖书收益仍有限，也不稳定。为家累，朝华要找一正职，于是去《星岛日报》当校对。当时《星岛》社长是林霭民，虽是父执，但那时朝华的父亲对外都不作联系，一直到1949年广州解放，才公开露面。第一个见到的老友，就是《星岛》社长林霭民。而此时朝华已经北上四个月了。也就是说，林霭民先生在1949年以前，并不知道陆朝华是这位故人之子。

笔者藏有陆朝华致陈君葆的邮简，是1947年10月7日的，邮简正面蓝色墨水笔楷书：“本港山村道凤辉台四号二楼陈君葆教授台启。陆缄。十、七、”，左上方钤“小说林”椭圆形蓝印。邮简内容是：

陈教授

昨晨匆匆谒见兹将各书图价格开奉如次

弇州山人四部稿 144本 400元

梅溪先生文集 24本 70元

大学衍义 40本 100元

内府地图 60元

本星期四早当再拜访

肃颂教安

小学生陆朝华上

十、七、

陆朝华致陈君葆邮简

揣度其内容，当是陆朝华持书谒见，经陈君葆选定后，再以邮简向陈报价。邮简中陆朝华自称小学生，那是谦称。当时他只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在老人前就那么从容有礼，且进退有序。这显然和家教有关。不以“世伯”相称，当是向陈君葆隐瞒自己是其故人之子。

陈君葆1948年摄于香港

黄永玉为陈君葆画像，1949年11月27日在香港劳军义展会场

《陈君葆日记全集》

关于陈君葆，他是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香港沦陷时期，曾忍辱负重，保护馆藏图书和政府档案，因之战后获英王颁授 O.B.E.勋衔。也曾参与创建“华革会”，又协助将萧红骨灰迁葬广州。1948年更出任南方学院校董，三年后该学院被吊销注册。1952年“三一事件”，港英控告《大公报》，陈出庭作证，证辞殊不利于港英。1955年冬，陈与香港大学多位英籍教授赴教北京，得周总理接见。翌年夏，陈再引香港大学华人师生访京，又获周总理接见。回港后不久，未届六十遂被退休。陈君葆遗有日记数十册，十多年前由其女婿谢荣衮医生整理为七巨册出版，曾送我一套。 由于《陈君葆日记》1947年下半年部分缺佚，故无法得知陈君葆、陆朝华最初的交往。但到了第二年，则有几段有关者，录如下：

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九日星期四

蒋法贤来看书，先是陆朝华托为沽出医书两部，一为明嘉靖版《重刊类证本草》（曾为吴兴许博明氏惠新斋所藏，有印）；一为《回回药方》残本抄本四册（系从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抄出——索价二百元）。本草廿四册，大本甚精，索价五百元，惜我无用，故介与蒋李两医师。

又宋版明刻杜集廿四册，甚精，惜手头颇拮据，未能致也。

又：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

陆朝华派了吴兰女士携了三部书来，一部是日本安政六年版《医心方》——只见第一册，一部是《滇南本草》，一部为《解毒篇》，与《怪疾奇方》，《汇集经验方》共为一册。按《医心方》三十卷康赖撰。永观二年。《滇南本草》，《云南丛书》子部三十五，嵩明兰茂止庵著。

笔者留意到，朝华寄给陈君葆的邮简，不是寄去薄扶林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而是寄去跑马地陈氏私人住宅，可见是陈氏私人购藏，而与图书馆无关。其时陈君葆不很富裕，凡自己未能购致的，也必荐与蒋法贤、唐天如等朋友，日记中常有提及。这位蒋法贤医生后来是联合书院院长。而唐天如（恩溥）医生、是香港的收藏家、香港红十字会会长。如此，陈君葆和陆朝华由买书而交订忘年了。

至于陆朝华经营的古书，哪里来的呢？笔者猜测，很可能是陆朝华父亲在香港的旧藏。因陆朝华父亲是港报社长，除属下有资料室外，其旧日居停也该有些藏书。至于分路逃亡，能带书籍绝不会太多的。当然，自沪邮寄而来也是有可能。

记得黄般若公子黄大成曾语笔者，那年代他往往在荷李活道嚤罗街搜购古书，携回中环思豪酒店黄氏经营的书画古董店铺销售。但陆朝华的父亲正遁世埋名，去冷摊检书已不可能，而陆朝华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又何来判断挑选旧书的眼力呢？

但陆朝华与人相交，似有一种魅力，令人“绵绵思远道”。事隔四分之一世纪，陈君葆仍然在怀念陆朝华。1976年3月24日日记有谓：“《野菜博录》，3、是书为陆朝华所赠。”陈君葆因搬家而要处理藏书，分赠友好、弟子，对朝华的书，却仍要保存。

同年6月24日记：

颜洁龄想要我所藏的几本James Legge译的Chinese Classics，我不是不想放弃，但我是得自朝华他们的，我有赠吴兰诗，写道：

译笔真应首此君，余闲犹得理丝纷。

如何抗敌援朝日，草檄仍将换变文。

春归长欠买花钱，已谓吴兰意我先。

抛却女红巾帼事，独从灰烬剔残编。

吴兰今不知仍在人间否？朝华则于朝鲜战争中战死。

James Legge（1815-1897）即理雅各，苏格兰传教士，香港英华书院首届校长、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在王韬协助下所译四书五经，一直被学界奉为标准译本。颜洁龄是中华巴士公司颜成坤长女、陈君葆弟子。她想要理雅各译本，陈君葆因为此书“得自朝华他们的”，有纪念意义，没有答应，还录下赠吴兰诗。其时吴兰在安徽马鞍山教学，与陈老不通音讯，日记有“吴兰今不知仍在人间否”此一问，也足见陈君葆待人的真挚。

持恒师友·知己红颜

陆朝华来香港后，去持恒函授学校进修，这是出于父亲的意思。“持恒”是生活书店创办的二线教育机构，本来取名“韬奋函授学校”，后来怕名字太响，不利于国统区求学的青年，所以改名“持恒”。而邹韬奋算是陆朝华的父执辈了。邹韬奋曾是陆朝华父亲的捉刀者，两人又曾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持恒校务委员会主席是徐伯昕，徐伯昕是生活书店负责人，生活书店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宣传机构。所以吴竹说持恒学校“那是个进步组织，联系组织，就是通过这个学校”。

陆朝华父亲以“ 持恒”作为儿子人生的第一台阶，这该是深思熟虑的一步。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一步是重要的，然而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认识的与朝华同在持恒进修的蓝真、翟暖晖又早已作古，无从请教。幸好，近日得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端纳、乔木（乔冠华）致朝华手札，正好能补此空白。信不长，录如下：

朝华兄：

前天乔先生给我看了你的来信，才知道你的小说林因为经济关系而改变了方式，也才知道你在谋职业。

对于你的热情和努力，乔先生和我都深为感动，对于你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也都十分同情。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足够力量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你有决心和毅力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也一定会成功的。

至于你说有朋友介绍你去《星岛日报》做事，我觉得如果目前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你最好还是去的好。尽管它是一家反动的报纸，但是，第一，目前职业机会实在太少，为了生活骑着马找马总是比较稳当的；第二，《星岛》究竟还不是一家嫡系的报纸。例如他的国际版，就还不是太坏的。其中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所以一个好人进去，如果能起点好的作用，还是好的。总之，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形下，去是可以去的。不必太顾虑朋友们的批评，因为朋友们要是懂得其中的道理，他们也会觉得嘲笑是不应该的。问题是从跨进去的一天起，就应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不仅不能受他们的影响，而且还得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

持恒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这学校的先生也都是思想清楚，富于热情的。他们喜欢与学生接近，所以，你可以不必把他们当作普通学校的先生待，多和他们接近，多和他们谈问题，研究问题，是有好处的。虽然它是一个函授学校，你可以去信约先生会谈，他们欢迎学生这样做。先生和学生最好成为亲切的朋友。

对于你大哥的好意，乔先生说他非常感激，以后要修时，一定请他帮忙。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可以先写封信给我，我们可以在城里约个地方谈一次，因为我常常在中环一带跑来跑去的。

祝你进步

端纳 十五日

端纳致陆朝华手札

这封信透露了几点信息：小说林运营困难；朝华拟去《星岛日报》做事，但《星岛日报》反动，于是犹疑。信中端纳的谆谆慰诲，也代表了乔冠华。另外，像持恒的老师邵荃麟（中共香港工委文委）也在做同学的思想工作。到了1949年5月，持恒的同学都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去华南游击区加入解放战争，有的参加粤桂边纵，有的参加东江教导营。但陆朝华没有选择去华南，而是北上平津，用行动回应邵荃麟，因邵荃麟曾发表《加强准备，迎接新时代》，向同学们呼唤：“每个青年都应该认清自己在新的时代新的斗争中的地位，向自己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剧烈的时代中，我将向人民贡献出什么？”

持恒函授学校文学科老师邵荃麟

朝华要北上参加革命。端纳给朝华的信中有一细节——

朝华兄：

你的事我已替你办好了。

不用什么信件，你到了目的地就可以登岸。没有问题。我因为有事没能等你，希望你此去一切如意，加紧学习，好为人民服务。临别我只有一句赠言：自己要有信心，虚心就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武器。

端纳 十一日晨

（此信当写于1949年5月11日）

端纳致陆朝华手札

陆朝华也曾有段回忆录文字，透露了离港前的一些讯息：“临走时，他（陆朝华）的爱人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解放区，在香港不是也可以学习和工作吗？’他回答她：‘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青年，住在香港是容易被沾污，会堕落下去的，我需要太阳和新鲜的空气，我要到人类理想的地方去。’”（见《悼志愿军摄影记者陆朝华同志》）

《悼志愿军摄影记者陆朝华同志》

到人类理想的地方去

陆朝华是什么时候“到人类理想的地方去”的呢？《陈君葆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准确日期：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陆朝华来，他明日坐湖北轮到平津去。

另据据当年资料，高士其、蔡楚生、陈原等等滞留香港的文化人也是1949年的5月乘湖北轮北上平津的。既然月份、船名、始发地、目的地都相同，而且又都是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安排的，那就等同“专船”。所以有理由相信，陆朝华和高士其、蔡楚生等所坐的是同一条轮船。高士其文集中有一篇记有当时乘搭该轮船的事，录如下：

船过台湾海峡时，全船灯火熄灭，寂静无声。船到了南朝鲜仁川，徐徐开进了码头，有的人上岸了。船上大放光明，歌声、琴声、笑声、谈话声连在一起，把船上旅客的情绪，顿时提高了。过了仁川以后，天津在望了，就要回到家了。同行者组织了一个庆祝晚会，会场设在统舱里。节目非常精彩……热闹非凡。

出席晚会的有……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一家……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从全国各地由香港转道来的许多青年，我都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欢度从上船以来仅有的一个文娱晚会。过了烟台，天津就在望了，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船开进了塘沽码头，有人来接我们了，党中央毛主席派人来接我们了。这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回到老家了，回到久别的故乡了，回到革命的大家庭了。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坐汽车参观了天津市的市容。天津市刚解放不久，帝国主义残留的痕迹还未扫除干凈。当晚，我们接到通知，明晨有人来接我们坐火车到人民中国的新首都北京去，那时候还叫做北平。

参加南工团

1949年初，平津解放，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第四野战军旋即建立了“南下工作团”，陆朝华到了北平，参加这个南下工作团的第三分团。

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一大队在湖南行军途中

我们可以从朝华当时（1949年7月底）致文华的长信，了解朝华参加南工团的经历和思想转变的轨迹——

文华：

今晨至午到大队开会，政委报告了我们明天中午一时动身。当时心里是说不出的快乐。全体同学也兴奋得不停的鼓掌。回来后大家整理一下洗一洗衣服，把小米粮食行李等搬上卡车，打扫院子，擦玻璃窗。因为这房子都是借住的。走前须要整理好还屋主。

这次我们是太幸运的了，路上大概是不会走路，除非铁路遭水冲坏等意外事发生，那须要行走少少的路程。行李也准许多带。除自己背四十斤左右，多出来的可交大队运输。……组织上对我印象还不差，也和我谈了好多次关于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生活情况。在行途中我担任本分队的卫生员及保管员和壁报通采员。我准备在这次行军中（约有半个月）争取入团，锻炼自己，使自己更进步。因为团方号召过，在行途亦是对申请入团的同志一个考验。

到武汉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给你信。……

这次我的南下路上，在车厢为避免苦闷，各分队（每分队四十人一节车）有文娱组、壁报组、卫生组，组织在路上一路出壁报及演剧歌唱游戏，南下前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南下，都写了保证书。路上我们带了干粮（饼干、面包、馒头、罐头牛鱼肉及咸菜，都是自己背）吃。……

睡在旁边的同志很脏，而且生有白虱，前二天我身上也发现了，也没有法子。只可以自己清洁一点，姆妈知道了又要害怕了。在上海时有一次我从南京回去，身上有白虱，姆妈怕得要命，而且还不敢高声讲出来，怕邻居听到。现在想想真可笑，这种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不讲实际的错误。

最近学了社会发展规律，自己看了本社会发展简史，我觉得囝囝须要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将来的社会内不懂这一套是成笑话的了。

我们南工团是属于第四野战军的，所以也算是革命军人，家属就成为军属，在后方是有优待的。这些都是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上星期我们开会时（三分团大会），有一个同学当众把手指咬破，用血写了“坚决南下”的四个血字已表示自己的决心。像这囗在开会时上台一面流泪（兴奋、热情的表现）一面的宣誓，……

本月（七月份）实际只有半个月，其余半月是准备行军工作。我们学习三个问题。一、人民民主专政，二、人生观，三、组织原则与组织观念。得益太多了，学习的方法也好，先是上面发下一篇文件，一天先草草的把它念完，第二天指导员或政委讲关于这文件的问题。我们归去再深的讨论二天或三天讨论完后，政委又对我们讲一轮。所以各问题都是很彻底的了解。我自己觉得比香港时进步太多了。

我们的三分团政委是徐懋庸，是浙苏人，是以前东北临大的校长。人太好了，讲课时又幽默又深刻，浅容易懂，口才又好。上二次“斗争”指出破坏分子时他的讲话太厉害了，把那些坏分子弄得哑口无言。

上星期天晚上，我们夏伏特到大华去看话剧，是东北文化教育工作团演出的《立功》。讲关于工人的觉悟，太伟大了。演员的演技、配音、布景都好，尤其是剧情好，配合现实。我想如果你们能看到一定欢喜。这儿的一切的文工团都好，舞蹈、歌咏、戏剧，我以前是都没见过这末好的。

我们这次南下到汉口，还要有一时期的，学习三个月左右，然后分配工作。我很希望能到农村中搞一下土改，那时我想广州也要解放了。……希望来信写长一点报告一些香港的事，在（再）妹妹他们的生活。

朝华

七月囗囗

陆朝华致陆文华信，1949年7月

这封保存了七十年的几页长信，虽略有残缺，通读之后，仍然可以看到，朝华热切追求理想目标而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

朝华在信中说“我们的三分团政委是徐懋庸”，徐懋庸二十二岁时已是左联领导，任南工团三分团政委时才三十八岁，正值盛年。信中所述，流露出朝华对徐懋庸的钦佩。那个年代，有不少革命干部人格髙尚、学识渊博，往往以自身的个人魅力，让年轻人佩服、爱戴、追随。

陆朝华遗物中有两本笔记，是南下之后的听课学习记录。第一册笔记由1949年8月16日记至12月9日。第二册笔记由1949年12月25日记至1950年3月1日。检视这两册笔记，可以一览陆朝华此时政治学习的具体内容。8月间的宣讲者，大都是三分团政委徐懋庸，偶尔由四中队教育股长或郭协理员宣讲。讲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级与政党、国家政权、人的阶级性、各阶级性的分析、思想方法、辨证法、战争、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等等。有问题解答，有讨论题目。

南工团三分团政委徐懋庸讲大课

陆朝华笔记封面

陆朝华笔记

陆朝华参军

陆朝华1949年9月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再隔一个月，学习期满，朝华正式入伍，在第三十八军政治部担任新闻摄影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团史》载有：“南工团三分团一大队的三百余名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达13兵团驻地湖南常德，以后再分别分配到38、39、40、41、47军。”（页21）查陆朝华遗物中有一纸革命军人证明书，背面有毛笔字：

三十八军政治部

摄影记者 男

陆朝华 二十一岁

江苏 苏州

四九 湖南省常德县

自愿

陈彬龢 父子

陆朝华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这说明陆朝华在湖南常德入伍，参军出于自愿，也不讳言父亲是陈彬龢。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陆朝华参军之后才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支援。那时派出赴朝的志愿军大部分是农民，知识分子该是舍不得送上战场的。香港天民楼主人葛师科当时也参加空军，没有被派上战场。那时有句顺口溜：“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拿枪，胡里胡涂混个纪念章。”葛师科也别着胸章。而陆朝华在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宣传部摄影组任记者。他多才多艺，当时的技术人员少，领导舍不得派他上战场，但朝华坚决要上前线。

1950年夏天，陆朝华到北京探望妹妹吴竹

陆朝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全体将士于铁岭、昌图、开原等地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誓师大会

在此，且补上一段吴竹大姐的一段记忆。当吴竹回北京升学，因为是朝华亲属，受到特别照顾。解放军画报社有一位白世藻，是很出名的摄影记者，还有一位负责人叶飞影，对吴竹特别关照。吴竹担心哥哥上战场，他们跟吴竹说，您哥哥不会出国的。1950年夏天，朝华为了工作任务到北京，与吴竹见面，“我觉得我哥哥变了，他已不再是香港时的他了。他穿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佩着‘八一’帽徽，诚然是一个革命军人，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出过去的少爷派头”（吴竹《悼念我的哥哥陆朝华》）。

吴竹《悼念我的哥哥陆朝华》，《摄影网》第十一期

吴竹还记得，“哥哥见我说他要出去了。我说，他们不是说你不会出去的吗？他说他要求一定要出去，还批评我，说我思想落后”。吴竹后来写悼念朝华文章，将这些情况很老实写出来，但“他们（部队）觉得不好，删掉了”。

吴竹文章还有一段：“几天后，他便回队了。在临走时，他对我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要志愿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从此，我一直没有接到过他的信，我想他一定是去朝鲜了。但我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

陆朝华是军中的摄影记者，他在朝鲜的采访摄影，也侧重于报道有功勋的战斗英雄，他的遗物中有几页采访笔记，记的都是援朝战争中立有大功的功臣的具体战迹。浏览这几页朝华的采访笔记，会感受到朝华的同袍在极度困难、危险中依然士气高涨，读者也就能理解，强大的美军最终为何被迫去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关于陆朝华牺牲的海外传言

八年前读容若《陈彬龢反蒋是真“落水”是假》（《明报月刊》2012年5月，页111），有谓：“陈（彬龢）两子皆共产党员：长子陆文华，曾就读香港九龙喇沙英文书院，回内地后长期担任公安部门工作。三子陆朝华，一九五〇年十月参加‘抗美援朝’，是人民志愿军《战斗报》摄影记者；同年十一月，美机轰炸大榆洞彭德怀司令部时，与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同时同地牺牲！”‬‬‬‬‬‬

直到去年冬，笔者借回乡祭祖之便，顺道登汕头博物馆，何馆长引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览。笔者特别留意展品中有毛岸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与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彭台电报译稿。有电文录如下。

事由：

毛、高二位同志被燃烧弹烧死。

内文：

军委、高贺：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廿五日十六时

电报顶端有一行批示，是周恩来的字迹：

刘、朱：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周

案发第一时间的这页报告，证明与毛岸英共同牺牲的是高瑞欣，日期是1950年11月25日，与陆朝华牺牲的时地都不一致。

毛岸英干部履历表副本

志司彭台电报副本

陆朝华的家人

一、父亲陈彬龢

在陆朝华的兄妹群中，隐然有个“身影”在给小兄妹以庇护，培育和指导。为何只说是“身影”呢？因为从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他都在逃避通缉，结果是在大陆能不做史量才第二，逃亡到香港也没当杨杰第二。他的朋友满天下，正因如此，才不敢公然露面，直到共和国成立之后，始松了口气。这“身影”就是蒋介石屡欲去之而后快的名报人陈彬龢。他就是陆朝华的父亲。

陈彬龢五十余岁时摄

陆朝华家庭合照，前排左起吴竹、吴兰和母亲，后排左起陆朝华和哥哥陆文华

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出版《上海百业人才小史》所载陈彬龢简历如下：吴县人。仓圣明智大学之江大学出身。曾任浦东中学北京女子中学教务主任，澄衷学校校长，商务书馆编辑，申报主笔，“日本评论”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主任，香港港报社社长，申报社社长。

这《小史》只是浮泛述说，未中肯綮，不足以解释陈氏身世行藏。但如要细数他一生功过，非本文篇幅所能容下。陈彬龢有一种神秘性而不为人知，人既不知，又如何能在文章中谈得好？如要简而言之，那只能说：他一生事业，能公开的是关于“申报”和“反蒋”。至于那不能公开的，又该怎么说呢？在此，只能谈些与其家人有关，或在“不可解”和“不可说”之间的事。

a.见林霭民

广州解放之后，陈彬龢始敢在香港公开露面见朋友。这就清楚表明，他所逃避的只是国民党特务。前文说过，他第一个见的是星岛社长林霭民。前文端纳给陆朝华信中说《星岛日报》反动，那是可商榷的。因为1949年共和国成立，星岛的大标题是“大陆天亮了”。这事在当时的震动也是大的。《星岛日报》如若反动，陈彬龢怎会以林霭民为第一个见面的朋友呢？更有趣的是，林霭民见到陈第一句问的是：“毛先生周先生的身体可好？”直把陈彬龢当作中共高层的上宾了。而高贞白曾说：“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年底吧！香港有张报纸登载一则电讯，略说陈彬龢在佳木斯，甚为活跃云云。”（林熙《文化界奇人陈彬龢》）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传言：抗战胜利后陈彬龢潜逃入苏北新四军驻地。新四军请示延安，申报社长陈某到此，如何处置？延安回电是：“礼送出境。”这种礼遇，又岂仅因他曾是“敌人的敌人”？但青史茫茫，这似乎又无从说起了。

再者，笔者去年到北京探访潘汉年侄子潘宁堡先生，言及陈彬龢，宁堡出示一纸潘朗手札影本，是1980年6月18日，潘朗致张问强兄嫂、邹南怀兄嫂、汤建勋兄嫂等几位香港报界前辈的信，其中一段云：“前日有一位老友来访，他已七十五岁，我们一见面，几乎不认识。由他侄儿陪同来说了些事，才知来客就是陈赓雅老兄。他说他去过某地，拜访过主席，主席说彬哥是个好人，对国家对人民立了大功，人民应该敬重他。”话中的主席是指毛主席，而彬哥即指陈彬龢。只不知这说法是能解开谜团呢，抑或更添不解？

话说回来，陈彬龢是具有神秘感的，虽然做的是好事，但神秘感总会令人在理解上有所障碍。所以连儿子朝华也不清楚父亲的真实背景。朝华在南工团、部队改造思想之后，要开始与复杂的父亲划清界线了。这从朝华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笺”写给大哥文华的信中，显示端倪。信中说：

大哥，你对我的帮忙实在是相当大，教了我无线电，又这样的先后照顾我，真有的说不过去。你在人民政府工作下，自传是一定要写的，写自传是件麻烦事，但是不好不写。并且写自传对自己政治觉悟上是有帮助的。把自己过去的所做一切写出来，能分析一下，当时所作对不对，有损人民的利害吗？自传一定要写得坦白，把重点抓住写，不要太“噜哩噜嗦”。应毫不客气的批判自己及批判父亲在日本时代所作的一切。

抗战胜利后陆朝华是陪着父亲一起逃亡的，方向本来是北面，但途中有人传话，说延安对陈彬龢有不同意见，所以才转去香港。这些情况，朝华该略有所知吧？但朝华知道也没有用，他的上司肯定不知情。那个年代流行“划清界线”。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彬龢在香港左派机构工作的亲友，如汤建勋(《文汇报》《正午报》)、常婷婷（《大公报》）等，也曾接组织通知，要与陈“划清界线”。

但也有特例。吴兰参与过父亲的情报工作，知道实际情况。就算到了“文革”，被迫写交代材料，也没有咒骂父亲，只是老老实实列举一些具体事情，其余则用“不知道”来交代。扯开一说，这个“不知道”很好用，常婷婷当年被港英政治部侦讯，最常用的词就是“不知道”。常获释后见到罗老总（孚），常还未开口，罗已笑笑，口中重复说：“不知道不知道。”可见港英政治部中也有卧底。

b.暮年作别

解放前后，在陈彬龢动员下，子女陆续北上，到1952年，连妻子汤其奋也回大陆了。据吴竹透露：“我妈妈跟妹妹回到上海是扬帆接待。”但作为丈夫的陈彬龢却未能同行，如果不是陈氏有任务在身（搜集情报、对日贸易），那就可能是未获当局谅解。于是夫妇暮年也要作别了，正如《李陵答苏武书》所谓：“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c.相濡以沫

陈彬龢独留香港，景况困难。《陈君葆日记》中有云：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晚有一个女性的友人送一封信来和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把扇子。信放下那人就走了，拆开信看，是陈彬龢的，他说困守很久了，经济十分难，要借二百五十元来渡过年关，放下两把扇子作抵押品的意思。周人缓急，这大概也没法子推辞了，虽然我现在的情况也是牵萝补茅屋的。两把扇：一把是胡适的字和陈树人的画，另一把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合作，都没有意思。不过我现在怎买起这些东西呢？当然，求人谅解有时也是很难的。

接着又云：

二月二日 星期二.

是农历的除夕，微雨云翳，竟然是湿年的光景了。

清早陈彬龢来，时已下雨，坐了一会，借了贰百五十元去；他说陆朝华和吴兰都是他的儿女，那么吴兰是朝华的妹妹了，他拿出朝华和吴兰合照给我看，倒的确相像，不过以前她来时我总没有想到这点。彬龢说：朝华已在朝鲜壮烈牺牲了，我听见拿着照片看了很久，不忍放下。

这两则日记读来令人酸鼻。是除夕了，两位陈姓老人相濡以沫，人已走了几年，现在才吐露真情。陈君葆先生“拿着照片看了很久，不忍放下”的情景，正是在用心泪哭国殇！其时是1954年，朝鲜已经停战，但陈彬龢仍处于世人皆欲杀的处境。值得深思的是：陈君葆一向以正义和敢言见称于社会，竟然在斗室中和“大汉奸”老友一起哭鼻子，不仅没有“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而且还借了钱给对方。而在陈君葆数十年的日记中，也没有片言只语谴贬陈彬龢。看来，饱阅世故的陈君葆深懂人间是有委曲的。所谓“得失寸心知”，故而没有随人说陈氏的短长。

二、母亲汤其奋

汤其奋，原名汤其淑，与陈彬龢结婚后曾名汤彬华（取陈彬龢中间的彬字）。1902年生，嘉定人。汤家境富裕，思想新潮，是上海启秀女中读书时第一个自行剪短发的学生，还因此上过报纸。曾任燕京大学宗教系刘廷芳教授的助教，教比较文学，古典英文，但时间不长。后来怀孕，就不教了。居家养育儿女。

汤其奋的马上英姿

据吴竹大姐说：“我妈妈五一年冬天还是五二年头回来。二哥牺牲的事，不敢告诉我妈妈。我们很久才告诉妈妈，我妈妈知道哥哥过身以后，我们食饭时，一直放个饭碗，留一个哥哥的位置。”又说：“我哥哥有一本日记，那个时候二哥很苦，坚持工作坚持行军，那日记写得很好。部队先给我，后来我给妈妈，我妈妈把它交给军事博物馆。 “关于这本日记的下落，只是吴竹当年的印象。其实是家人(吴兰？)怕妈妈伤心，把日记藏起来，近年在吴兰遗物中发现。不过日记许多内容早已1951年3月号《摄影网》发表。前不久，笔者有幸得见汤其奋手书诗，都是咏朝华的。录如下：

送我的爱儿去邻国朝鲜的前方

为了巩固我们祖国的边防

为了帮助朝鲜人民争取解放

为了击败世界人民的敌人的侵略

我相信我的儿郎

到了前方

不分昼夜

瞄准枪炮

要把敌人一扫光

固然一纸奖状从天降

为娘的接到了奖状

乐得热泪流出了眼眶

亲戚朋友也乐得发狂

儿呀你身在前方

但是你的精神常在我的身旁

汤其奋咏陆朝华诗

诗没有纪年，但诗中有“一纸奖状从天降”，该是指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发给陆文华的喜报，说“贵子弟陆朝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努力进行工作深得全军嘉许经评定立壹大功”。但欢欣才几个月，朝华阵亡。汤其奋有悼诗以寄哀思。录如下：

保卫世界和平舍身邻国疆场

鲜血涌溢儿身却救珍惜军需

二十四年短暂路程英勇杀敌牺牲

四年积极改造自己成了党国功臣

儿的热血教育了人民的仇恨

妈的泪坚强了兄妹革命心肠

儿灵安息吧

祖国的美丽

儿血培出的果实

敌人的惨败

为儿复仇的成功

只是你千辛万苦一生

没有见到祖国正在兴旺

山遥遥水迢迢

儿魂归兮来母怀抱

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七日母哀志

悼诗之后复有七言绝句，云：

征衣泥血葬儿身

埋首异域后人敬

忠烈精神垂千古

声嘶泣血招儿魂

汤其奋悼儿诗

悼诗有“鲜血涌溢儿身却救珍惜军需”，是指朝华中弹垂危之际，高呼抢救身边不远的摄影器材（望远镜头）。

能使“私爱”和“大爱”并存，这是一位通达、识大体的伟大母亲。

三、大哥陆文华

陆文华原名陈诚，长朝华四岁。曾在香港华仁书院、澳门岭南读中学。大学在上海圣约翰攻读。文华自小已学无线电，懂得如何修理。1942、1943年上海沦陷时期，参加乃父陈彬龢《申报》电台管理工作，该电台公开收集中央社、新华社的电讯新闻。

抗战胜利后，文华在香港谋得利琴行任无线电技工，当时月薪一千五百元（后加至三千），但文华放弃高薪厚职，投向解放区。缘于解放初广州治安不靖，潜伏的敌特也多，爆炸、暗杀等破坏活动频仍，苏联所赠无线电侦测设备无人会用。1950年6月，文华被借调回广州，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情报处搞无线电侦测，屡立奇功。及见弟弟朝华牺牲，决意参军，不回香港了。

陆文华借调回广州时，在罗湖桥头留影

文华一直在广州市公安局系统工作，屡获特等功臣、先进工作者称号，迄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返回香港。八十年代中北京最高的饭店昆仑饭店，就是文华创建的。

四、妹妹吴兰

陈君葆日记中提到“陆朝华派了吴兰女士携了三部书来”，显示他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吴兰就是陆朝华的妹妹、吴竹的二姐。

陆朝华和吴兰摄于香港

吴兰也有很多故事，吴兰小名陈斐斐，小朝华两岁，和朝华一样，思想进步，在香港参加中共办的学习小组。吴兰懂俄语，因为早岁家中聘有白俄，授吴竹钢琴，授吴兰俄语。吴兰在香港华人文员协会教俄语，《大公报》许多人去学，如赵泽隆等。吴兰偶尔翻译一些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的文章，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1948年秋，上海电力公司地下党人王孝和被捕牺牲之后，吴兰在《文汇报》上发起为王孝和烈士家属募捐活动。

吴兰在九龙上沙浦寓所阳台摄

吴兰经常用微薄的收入购买左翼书报杂志寄给旅美、旅日华侨，还编辑出版许多进步书籍，如“苏联学习丛刊”《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华侨学习丛刊”《新中国的劳动英雄》《新民主主义学习问答》等，背后是乃父陈彬龢，用吴兰名义编辑。吴兰既为中共做统战工作（吴竹说，“华罗庚是我姐姐动员他回来的”），私下也为中共做情报工作。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就曾在1950年潜往香港，通过吴兰联系其父。

吴兰编“苏联学习丛刊”《十月革命》，1949年12月香港文工出版社

吴兰种种所为，引起港英政治部注意。当时政治部有欠专业，本来要抓吴兰，却错抓吴兰的表姐。时维1950年10月左右，港英政治部在吴兰旧居九龙钻石山上沙浦（近飞机场）抓捕被认为是吴兰的女士，带回政治部问话，始悉抓的是刚进《大公报》工作的常秀林（今名常婷婷）。政治部官员传讯常秀林时问，吴兰到什么地方去了，常骗他们说吴兰回广州了。1951年4月2日早晨，政治部才在尖沙嘴赫德道抓捕吴兰真身，逮捕的理由是吴兰“思想有问题”。侦讯间吴兰被问到，与华罗庚、凌其翰有什么关系，与他们通讯的内容，为什么要去码头接他们；某日某时去《华商报》、新华社干什么，去找什么人，等等。4月15日，吴兰被驱逐出香港，回到广州。

返回大陆之后的吴兰，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攻读，未毕业即做俄语教员，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曾编有大量俄语教材，后中苏关系转坏，改教英文。“文革”前夕调入马鞍山二中工作，直至退休。吴兰是一位优秀教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爱心天使”之称，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等多种荣誉称号。

五、妺妹吴竹

吴竹小名陈璐璐，曾改名常秀英，比吴兰小两岁。吴竹回忆说：“有一天，我爸爸问我，你愿意学音乐？你愿意不愿意回去？”吴竹喜欢音乐，那时候马思聪回国了。吴竹说，“我当然愿意回去”，“马思聪主持中央音乐学院，我是冲着马思聪来的”。

陆朝华妹妹吴竹

1950年初，由《大公报》组织，吴竹与龙云公子龙绳德，跟法国起义大使凌其翰的家属一起回大陆，当时乘火车，还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不知道龙绳德比我小一岁，我叫他龙哥哥的，我对龙哥哥印象好，人家叫他龙七公子，他有一个跟班的，他还拿一个小板凳。妈妈给我的那一个大口袋，没有别的，里头都是罐头，吃的东西，很重。我穿了件皮大衣，拿了罐头，结果轰炸，大家都跑，我也跑不动，他过来帮我，我就对龙哥哥特别好。”

吴竹去北京，住在外交部的宿舍。中央音乐学院创设于天津，和南京国立音专合并而成，由于草创时期，设备简陋，教具、宿舍都缺乏，不招新生。该院一共只有十四架钢琴，“因为我持有外交部的信，说允许旁听作曲理论，不可能给琴练，没有宿舍，我人生地不熟，也不知哪里去租屋，又不想当旁听生，就回北京外交部了。”

吴竹回忆，她先考入京华美术学院音乐系，“京华是私人办的，原来在中南海里，后来中央政府设在中南海，京华就搬到陶然亭一个破庙里。院长吕世白，音乐系主任老志诚，理论是张肖虎、声乐是黄笃负责授课，都是名教授。我师从老志诚先生，到他家上课”，后来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吴晓邦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那个时候以为，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能转到中央音乐学院，结果不能转。一年多后，京华解散，学生合并入中央美院及音乐学院，这是后话，我却已阴差阳错进了舞蹈界”。吴竹说，老志诚是中国第一钢琴家、中国音乐学院一级教授，吴晓邦是中国舞蹈界宗师、舞协首届主席，“我碰到的都是好老师，是命中最幸运的事”。

谈到哥哥朝华之死，吴竹说：“我二姐（吴兰）是五一年夏天回来的。我记得我姐姐从香港回来，到北京看到我，第一句话说我二哥牺牲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马上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开玩笑，接着扔下姐姐大哭回宿舍。主要是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当时我才二十岁，在我年轻的生命中，第一次遇到亲人死亡，而二哥牺牲时才二十四岁！”她和这位二哥关系最好，“因为他对人最真诚。那个时候二哥的领导老来看我，关心我。我长得不高，瘦瘦小小，他们把我当小妹”，“二哥的战友白振武我也很熟，他非常出色，曾和我姐姐短暂相恋，后来又回前线。当时三十八军二哥所在部门的志愿军战士都要和我们相聚，把我们视为亲妹妹。请我们吃喝。他们豪爽的喝酒场面，就像电影《魂断蓝桥》二战中的场景。我印象很深”。吴竹第一任丈夫胡先生是朝华的老战友，与朝华一起回国，一起参加南下工作团，一起出征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朝华和他约定，谁先牺牲，另一人就照顾牺牲者的家人。朝华牺牲不久，胡先生写信找到吴竹。当时社会上鼓励学生和“最可爱的人”通信。两人通信三年之后结婚。

部队把哥哥的遗物寄来，吴竹几个月后才收到，因为寄去了陶然亭京华美术学院，而她已经转到戏剧学院。“有一天，我接到原京华美院老同学寄我一个邮包，原来是我二哥牺牲后，他所在部队寄我的身亡通知书和遗物，里面有一只表，一个毯子，一本日记！因为同学说本来有些钱，给她弄丢了，所以迟迟才寄我！人都没了，钱算是什么？苦的是他的亲人一直被蒙在鼓里，等待着胜利重逢！”吴竹说，哥哥的遗物中，日记本是最重要的，给了妈妈，“而我哥的毯子，我带了到西北，那条深蓝色带红格的毯子，二十多年来一直随着我，每天盖着陪我，直到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把我家一切震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