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运
袁同礼去南京就四库全书影印事贡献意见，于8月3日返北平。他与记者专门谈及：“本馆为贯彻此项学术上主张起见，特印行《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分寄国内外学术机关及藏书家，征求意见，一月以来，各方覆信，一致赞同，足征本馆之主张，已成学术界之共同主张。
1933年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教育部提议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一案（《影印四库罕传本 确为文化上之重要贡献袁同礼昨晚抵京》，《华北日报》1933年6月25日）。6月22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商务印书馆承接影印四库全书的消息（1933年6月22日第一张第三版），而天津《国闻周报》报道说：“此次华北不宁，北平文献多运至南方，文渊阁四库全书亦在其列。因此遂有影印未刊珍本之议。此事业经行政院通过，由教育部特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至沪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发行正式合同。合同系于六月十七日签订。”（《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之《四库全书珍本影印》，天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六期，1933年7月3日）
而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对此事颇有意见，特于6月24日离北平赴南京，向政府陈述意见。他在离平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四库罕传之本，不过三百馀种，内中宋元明人集，占三分之二。今抽出影印，实为学术界的之迫切要求。……倘将此三百种四库罕传之本，均照四库样式，一一为之影印，仍不免为一积极无意识之办法，盖四库本经馆臣窜改之处，不一而足，而近年以来，发现之孤本秘笈，远胜于四库本者，不在少数。……亟应以此项最古之本，影印流传，以存古书面目。今如不利用此项极重要之新发现，而仍然照四库原本，匪特有‘开倒车’之号，而尤贻误后人，真所谓‘刻书而书亡’。此三百馀种四库罕传本，除一部分可采用四库本外，（文渊或文津，尚待专家研究，）其馀之本，应尽采用旧刻或旧钞，最古或最足之本，以代替之。事关专门研究，已由本馆赵万里君制成草目，经本馆同人研究后，并由李木斋（盛铎），傅沅叔（增湘），张菊生（元济），陈援蓭（垣），董授经（康），周叔弢（进），张庾 楼（允 亮），章 式之（钰），伦哲如（明），邢赞庭（士襄），诸人参加意见，以期完备。不久并在本馆馆刊发表。本人向来主张将四库存目及四库向未著录之书，择要影印。此项书籍之收藏，海内以北平图书馆为中心。今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氏在平时，亦承认此种文献之搜求，内近年来中国学术上之重要贡献。如能将其影印流通，较四库罕传之价值尤为重大云云。”（《袁同礼谈影印四库全书袁同礼昨赴京向当局供意见》，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25日第一张第四版）
北平图书馆为此特别印行袁同礼与赵万里所编之《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争求国内学者意见。并由馆长蔡元培与副馆长袁同礼为此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加“未刊”之名不妥，“以本馆近年所收宋元明旧刊或旧钞之本，一一比勘，四库本窜改摧毁之处，不一而足。今兹影印，凡有旧刻及旧钞足本，胜于库本可以代替者，允宜采用原帙以存古书本来面目”。而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复函中说：“未刊者三百馀种，虽见著录，刊于宋元，而流传已少，有同未刊，是定名为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又四库所收，非尽善本，但板木追究无穷，采访尤费时日，善本虽有，乞假非易。且以库本与刊本并印，与普通丛书相同，恐不符此次印行四库存其真相之原意。而且四库以价值定其去取，观点不同主张难统一，而于未刊本中重加选择，则未当选之未刊本，永沦于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预定组织一委员会，审定目录，藉收各方宏议，以定去取。现因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已成定议，未便更改，而印行四库底本，亦属要举，不妨并行。”并说，“关于筹印四库底本事宜，可否请北平图书馆担任”[《补白：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两篇文章》：“兹悉袁氏曾与蔡元培联名具呈教育部，陈述意见，教部则似未能采纳。因此北平图书馆似否仍加入合作，亦成为问题。兹录蔡袁两氏与教部往复两文如次。”天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二期（1933年8月14日）。《北平图书馆馆长及副馆长上教育部呈》（二十二年七月五日），《教育部长复蔡袁二君函》（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4日《文学副刊》第二百九十三号）]。明显教育部不接受北平图书馆“以善本代替库本”的建议。
袁同礼去南京贡献意见，于8月3日返北平。他与记者专门谈及：“本馆为贯彻此项学术上主张起见，特印行《影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分寄国内外学术机关及藏书家，征求意见，一月以来，各方覆信，一致赞同，足征本馆之主张，已成学术界之共同主张。本人在沪时，曾与蔡孑民先生联名上教育部一呈，沪上精通目录版本之学者，如董康，张元济，徐乃昌，刘翰怡，叶恭绰，冒广生诸先生均力赞此项主张，并由叶君主稿，联名致函教部，贡献同样之意见。”（《影印四库全书应聘通人严定去取 藉收集思广益之效蔡元培袁同礼向教部建议》，《华北日报》1933年8月4日第七版）天津《大公报》8月14日在《文学副刊》也刊载了袁同礼与向达合写的《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以及王重民的《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袁同礼与向达此文也刊于《北平晨报》1933年8月14日第十二版《北晨学园》；该版8月15日还刊有谢国祯、李益华、刘节、谭其骧、胡鸣盛等人就同一话题撰写的文章；8月19日又刊登王庸《四库全书的价值和影印》；《北平晨报》又把1933年8月21日、22日《北晨学园》辟过“讨论选印四库全书专刊”）。
1933年8月11日，有陈寅恪参加的二十五位学者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对影印四库全书的意见：
雪艇先生部长大鉴：近报纷纷传大部有筹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之议，且将开始工作矣。宣扬文化，提携学术，无任钦佩。惟此事体大，非徇一二人之意所能立致，兹有二事，未敢默尔，谨为先生陈之，管龠之见，或有补于万一，幸垂查焉。
（一）四库全书有他本可用以替代者应采用他本也。考四库成书时，馆臣任意窜改，有恶其内容不雅驯者，如周南山房集之删疏文周孚蠹斋，铅刀篇之删祷雨文是也。有恶其行文对忌讳者，如黄宗羲《明文海》，凡明人制夷御侮之作，多加删落。以稿本《明文案》比勘，便可了然。其著例也。此外宋元人文集奏议中精粹语，为库本失书者，又何止千数，而卷数之增出倒置，序文之刊落改削，更无论矣。有据残本入录而原书尚存天壤间者，有据辑本入录而所辑实未完善者。凡此种种，目录学家类能言之。今兹选印，似应向海内外公私藏家及专门名家广征意见，严定去取。所有各书无他本可代者，则汇为甲编，以示别于他书。至其他各书，虽近世无覆刻本，然宋元明旧刻，或旧钞具在，较库本高出百倍，或即库本所自出者，则汇为乙编，与甲编之书，互为表里，相辅而行。甲乙两编，拟定名曰四库萃珍，（或以他名代之亦可）而详著编辑改革之旨于凡例中，以明示后人。如此则二难并矣。
如谓乙编之书，既非库本，似不必与甲编合印，以昭划一。实则甲编之书，悉用库本，本已无甚价值可言，今有乙编辅行，使甲编之书为之增色，海内外学人必奔走相贺，使天下后世知大部筹印此书之经过，非草率将事者可比，岂不善哉。如谓乙编之书征集非易，善本无穷，乌能立致？此亦过虑。且中国版本目录之学，至今日而极盛，国内固不乏精通斯学之士，国外亦有闻风继起者。关于调查编制诸项，尽可延聘专门名家，或委诸以藏旧刻善本书著称之公私图书馆与中央图书馆，共同负责办理。限以时日，事必能成，是非得失，在此一举。此愿为先生告者一也。
（二）四库全书“未刊”本名称，及范围内容应重加考量也。查四库全书，据稿本入录者，为数无多。即辑自永乐大典或录自抄本者，当时亦大抵有刊本或覆刻本。第历世久远，遂湮没不传耳。兹所编印，如统以“未刊”为名，似欠斟酌。不如以北平图书馆近编之罕传本目，以“罕传”为名，较合于逻辑也。如谓“未刊”云者，乃狭义的而非广义的，则狭义的“未刊”究至何代截止。谓截止于明代以前耶，则何解于近出之中央图书馆所辑拟目中，亦有明人著述在内。谓截止于明清以前耶，则书虽刊于明代，而传世之希罕，不亚于宋元旧刻。如《北河纪》《滇略》等书，何以悉未采入。且中央馆拟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如经部之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史部之太平治迹统类，大金德运图说，熬波图，子部中之资政要览，集部之苕谿集，山房集，本堂集等，皆有同光后单刊本，或丛书本，何以又悉行列入？似此矛盾支离，殊难索解。似应即日延聘通儒，从长考量，否则徒令外人齿冷。此愿为先生告者二也。
此上所举，均系当务之急，务希先生等本学术公器之至意，采愚者一得之靖献。弟等不敏，于簿录之学，粗涉藩篱，自当勉尽绵力，共襄大举，以底于成。文化前途，实利赖之。敬布区区，诸希见谅。专此顺颂道祺。李盛铎，陈垣，顾燮光，沈士远，张允亮，顾颉刚，朱启钤，徐鸿宝，刘复，叶恭绰，马廉，汤中，董康，冒广生，陈寅恪，傅增湘，马衡，陶湘，江瀚，徐乃昌，赵尊岳，朱希祖，张之铭，刘承幹，沈兼士仝启。[《影印四库全书学术界反对叶恭绰等再向教部建议》，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6日第一张第四版，同日《北平晨报》、天津《庸报》，21日《国闻周报》也有相似报道]
这封南北学者致王世杰的意见书，明显后面组织发起者是北平图书馆。根据8月3日袁同礼谈话，执笔者是叶恭绰，然后北平图书馆联络南北学人来签名。而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在报端见董康领衔上教育部书论四库全书事列有予名，事前未商同意。”（1933年8月15日，《顾颉刚日记》卷三，第78页）不清楚陈寅恪是否也属于此类情况。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事，教育部与北平图书馆意见相左。张元济致函袁同礼、赵万里等讨论此事，意见与教育部相同，袁同礼也复函回应。
张元济信中说：“守和（袁同礼），斐云（赵万里），先生大鉴：敬复者，昨得斐云兄十一日手书，展诵祗悉，影印四库未刊本，二公主张拟用善本替代，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即日曹具公函，向教育部当局建议，甚盛甚盛。惟弟窃以为兹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而不必并为一谈。”“至以善本代库本，则鄙见窃以为不必，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善本难遇，乞假尤难，往返商榷，更多耽搁。如是则观成无期，且善本亦正无穷。先得一明本，以为可以替代矣，未几而有元本出，又未几而有宋本出。若以明本自画，则于目的有违，若必进而求元本，更进而求宋本，则观成更无期。故弟窃以为二公高见与教部原意，分之两利，合之两妨。”[《补白：张元济对影印四库全书意见——张氏复袁同礼等书》（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影印四库全书袁同礼张元济各述立场》，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8日第一张第四版]
而故宫博物院对此也颇有意见：“影印四库全书，尚有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之争。据本月九日上海《时事新报》载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江瀚氏之谈话云：‘文渊阁四库全书，向归本院保管，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当古物滞留浦口之时，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将此书拨交中央图书馆保管，后以关系重大，未能实现。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事前未于本院接洽，遂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是此影印动机，已不纯洁，而非简单的学术问题也。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影印本馆保存之书，自当由本院主办。但为迁就事实，力图补救起见，除保留所有权外，均可让步。乃将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之合同，修改数条，提交本院理事会决议通过。’”[《补白：江瀚谈影印四库全书》，《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8月21日），另见《被影印之四库全书故宫仍留所有权 江瀚昨谈问题之经过》，《华北日报》1933年8月9日]
而教育部于8月14日发出聘书，聘陈垣、傅增湘、李盛铎、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张允亮、张元济、董康、刘承幹、徐乃昌、傅斯年、顾颉刚、柳诒徵、张宗祥、叶恭绰、马衡等十七人，为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四库未刊珍本编订目录委员聘定》，天津《庸报》1933年8月15日第一张第二版。《补白：袁同礼覆张元济书——为影印四库全书事》：兹闻编订目录委员会，业已组织成立。《补白：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编目委员会》，《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四期（1933年8月28日）]顾颉刚其实当了挂名委员而已，据其1933年9月9日记：“明天《四库全书》委员会开会，守和来邀，予亦未能去。”（《顾颉刚日记》卷三，第86页）
8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社论《不必影印四库全书》，认为四库全书对于现代学术缺乏应用之功效，主张“选印佳作，单独刊行，不可全部影印，更不可整部发售”。8月21日天津《大公报》也刊有《对筹印四库珍本之希望》，其中提及“其后南北学者董康李盛铎等两次致书教育部王部长，贡献意见”。8月22日天津《益世报》也发表了《关于影印四库未刊珍本》（《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四期，1933年8月28日）。而北平图书馆还在馆刊七卷五号刊发了《影印四库全书专号》。
冷庐主人在《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一文提及：“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有《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选经史子集四部，共三百四十三种，都若干卷。前有例言四则，后附‘质疑目录’五十二种。惜编者缺乏图书目录学常识，自该草目公布后，即有董授经傅沅叔叶玉虎诸先生联名致书教育部，曾有强烈批驳之处。”（文后署有写作日期：“二二，八，二十六，于北平”，《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六期，1933年9月11日）董康后来又曾致函教育部，对关于影印四库全书提出过具体改进意见书（《补白：董康函陈教部关于影印四库全书意见书》，《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期，1933年10月9日）。（周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