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7点过后，小江村磨坊上的40个灯笼会整齐地点亮。

从磨坊沿着村庄主干道友谊大道走，友谊大道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农舍、澡堂、超市、快递站、银行、影楼、奶茶小吃店等。

1978年以前，小江村的一切都只是这条古老的街道和20栋破旧的茅草屋。

每天晚上7点过后，小江村磨坊上的40个灯笼会整齐地点亮。新京报记者冯雨新照片

1978年，18名农户代表在村子西边的茅草屋秘密签订了“盆田-家具”协议。规定农户可以自主生产经营，每年为国家和集体提供粮食，剩下的产粮可以自由。此举被认为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这是“中国改革的惊喜”。" "

产生了“敢闯、敢考、敢选任”的“大浦健精神”，并在后续农村改革发展实践中逐渐固化为“创新、负责、奋斗”的“小强精神”。

从小江村现任党委副部长朱军的理解来看，小江村的改革与时代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各个层面为小江村打开了良好的改革机会。”对小江村改革的探索从未中断。“小江村拥有坚定追求美好生活、坚定改革的基因。”

“不能把自己的手脚绑在自己身上”

6月22日下午，小江村的街道被太阳晒黑了。在村东头的大浦间纪念馆广场，两名大浦间领导人被人群挤了进来。

拥抱他们的人问道。你还记得70年代的小江村是什么样子吗？

“可怜啊！粮食靠回扣，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75岁的关宇强张开手站着，笑声洪亮，嘴角的笑纹很重。73岁的严鸿昌内向地微笑，双手握手。严鸿昌或村里最会打扮的老人。绕村路一圈，大热天看到别人穿毛衣和宽松的裤子，他坚持穿长袖白衬衫，下摆紧贴黑色西裤。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严金昌坐在自己“金昌食府”的藤椅上，精神抖擞。他78岁了，精力还算旺盛，坐不了多久，拿起绿色的苍蝇拍，眼疾迅速，噼里啪啦地打苍蝇。结束后，继续坐在藤椅上，掏出手机，刷短视频，聊天软件说：“收不到而已。”

客人进入“金昌食品部”的大门后，请和严金昌一起拍照。他从藤椅上站起来，和客人一起站在大厅东墙下，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沈浩事迹时和领导一起拍的照片挂在墙上。有时一次来好几个人拍集体照，然后还要一个一个地和他合影。每次拍照总是握手和微笑。他的眼角下垂，面色红润，和来访者拍照时，人往前稍微冲了一下，背已经不直了。

拍照后，游客们总要说几句“大炮过以前的生活”。严锦昌和关宇强、严鸿昌一样，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从他们记得的开始吃不饱饭是常事。一日三餐，芋头干，烂糕头蘸盐吃。一大早起床，肚子饿得慌，只好倒水充饥。在情况好的一年里，家家户户一年不可能有200斤粮食。严锦昌说。为了节约粮食，村民们挖野菜喝粥。严鸿昌家一度捡起地上的烂水果充饥。

家里开不了锅，坐火车去救饭成了挽救生命的方法。山丘上的人一般搬到安徽北部、浙江一带，到当地的家院子里口吃。

关宇强说：好心人盛白饭，或者干脆给几碗生米。但是偶尔也会被骂鼻子。“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怎么能吃不下饭呢？一定是个懒汉。害怕劳动。”这是最屈辱的时刻。

以严鸿昌的性格乞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只能跟在村里熟人后面，熟人要些吃的，然后希望能分他一口。他过去想参军，但他高了一米多，当时饿得只有79斤，不能进行军队体检。

有一段时间，严鸿昌自暴自弃，不停地问自己。“明明村里有这么多地，这么多劳动力，为什么不能吃？”" "

这里有自然原因。小江村地势高耸，水往下流容易发生干旱，影响收成。如果碰上雨少的年份，就更容易荒废。

劳动者的懈怠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严振昌说，小江村还在集体生产的时候，天一亮，生产队长就吹响哨子，大家都像龙一样去了地下田。但是，在田里，早上2个小时，上午、下午4个小时，总是聊天、开玩笑的人很多，谁努力工作，谁就会说挖苦话。

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包括小岗哨在内的很多地区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没有正常进行，几乎面临颗粒无收的结局。

1483&x-signature=T8amBBU0oEEaT3rJcTBGBJUSo4k%3D&index=2" width="640" height="480"/>

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大包干带头人回忆，同年的11月24日，应时任生产队长严俊昌的邀请，全村18户人家的代表在晚饭后去往严立华家开会。

在严立华的茅屋里，大家齐齐拍板决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到每家每户，搞单干。由严宏昌执笔，18位代表写下日后被称为“分田到户大包干”的秘密协议，而后逐个签名、按红手印。

此会议高度保密，与会者都是悄悄去的，连家人也没有交代。“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政策不允许分田。”关友江说，“但是，饿死鬼不如饱死鬼。”

这些年来，有许多话，严金昌虽反复地谈起过，再谈，还是有种激情在。“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按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常言说，路就在脚下。我们不能自己捆着自己的手脚，不能怕担风险。这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严宏昌说。

光种地是赚不多的

据相关资料，1978年的小岗村有115人、耕地1100亩，其中适种耕地300多亩。严金昌、严宏昌、关友江家各分得三四十亩地。

1978年到1979年间，再有出门讨饭的需求，村民们便打发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大人们是不再去了，“都抢着留在地里干活。”严宏昌说。

1979年的秋收，虽受旱情影响，小岗村仍收获粮食共13.3万斤。据资料，这相当于小岗村1966年至1970年的产粮总和。

6月21日，严宏昌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严金昌、严宏昌和关友江家各收获了一万多斤粮食。来年的春节叫他们永志不忘：粮食从屋里堆到屋外，家家都在摆酒、杀鸡宰猪，每天都能吃席。此前他们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场面。

随后的故事举世皆知，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最后受到中央的肯定，向全国推广。在往后的农业劳作中，“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共识。

然而，在小岗村人的记忆中，1978年以后，饭是有的吃了，但日子还是没富起来，天天不变的都是青菜豆腐汤，味寡、油少，调味不过能放点盐巴。日子过得紧巴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小岗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存款。哪怕到了21世纪初，村集体也无一分钱的积累。

6月21日，严金昌坐在“金昌食府”中。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1976年出生，他的童年、青年，总在继承兄长的衣服，穿不下了，又传给弟弟穿。一件军大衣经几个人穿过，生生洗出锈色来。

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也对贫穷深有体会。1973年出生的他，没上过幼儿园，读小学时，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内上课。课桌是泥巴与高粱秸糊成的土墩，没有椅子，跪着上课。

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几年后，严余山决定远走打工。他试图动员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道走，但大多数人都不热心，反问他，出去人生地不熟怎么办？找不回家怎么办？赚不到钱、没有饭吃怎么办？

最后，严余山找到另外四个年轻人同去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他们成为小岗村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

“可能是大包干让大家从极度的困苦中挣脱出来了，能温饱了，心里就有些小满足，就想在家里踏实种田，不愿意做别的事情。”严宏昌说，“但是大家总会明白，光种地是赚不多的。”

转型

小岗村的整体转型始于2004年。

时任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规划了村发展“三步走”方案：第一，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率；第二，利用小岗品牌，发展旅游服务业；第三，招商引资办工业。

现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周群之介绍，在此纲领下，小岗完成了70%的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覆盖率几乎达100%。村民的劳动力解放了，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还有村民在村内开了浴池、超市等，十几家农家乐菜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关友江当时是村委会副主任，与沈浩搭档。他见证着大包干纪念馆的落地开放、村内旅游观光车的开通、各类工厂的创办运营、“小田变大田”的土地流转等。

6月22日，关友江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关友江的儿子关正景到凤阳县城打工，周末会回小岗村看望父母。自2000年起，每每回村，他发现来村的游客变多了，且常有人向他打听吃午饭的场所。他判断这是个商机。2008年，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开出小岗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农家菜馆”。同年，严金昌与儿子严德双合开了“金昌食府”。

到今天，两家饭店的年利润都在十几二十万元。

2018年，小岗村进一步提出整体产业发展要“三产融合”，即农业、工业、旅游业相结合、相促进。

42岁的陕西人严伟龙在凤阳县做了十几年生意。2018年，他听说小岗村在招商，便投资1.8个亿，在小岗村建立了一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产蒸谷米。“我当时首先能感觉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县、村领导都到我们企业里来考察过。第二是看重小岗品牌，它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营商氛围很好，有敢闯、敢干的精神。”

严伟龙介绍，他的公司只管食品加工，溢价从小岗农民处收来水稻，每亩地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两百块以上。2020年，他的公司收购了小岗村接近三分之一的水稻产量。

“传统农业本身的市场溢价低，农业收入很难提高。我们是希望通过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溢价，来反哺、带动我们的农民和农业。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严伟龙说。

今年2月，小岗村划出50亩示范田，严伟龙与袁隆平的弟子包万军合作，成立小岗袁氏种业科技公司，希望以生物技术来做优质杂交粳稻的选育，“从种子开始，生产优质大米。”

小岗村的一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收购了小岗村接近三分之一的水稻产量。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小岗的品牌效应也在反哺严伟龙的投资。村干部及大包干带头人为他做过几次直播销售，最多时，一晚上卖出了三十万元的销售额。“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打出小岗的品牌，很容易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关注。”严伟龙说，蒸谷米去年的销售总额有一个多亿，网店的复购率达30%。

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小岗的旅游业也在创新。

2018年，小岗旅投成立，杨永强任公司负责人。杨永强说，他当时到小岗走访，发现小岗只有“两馆一家”：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以及“当年农家”的两座小屋。“小岗当时只是红色学习地，虽然每年都接待上百万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但缺少产业。游客都是快进快出，根本形不成消费。”

如何在乡村环境中“留住游客”是规划的重中之重。小岗旅投正式运营后，首先对小岗村村貌进行了改造，在村里大量增加了绿化景观、灯彩装饰、文化雕塑等，并兴建带有乡村特色的民宿。杨永强又外聘了非遗文化传承人，每日在村里表演凤阳花鼓，“老调新唱，用凤阳花鼓的调子唱小岗的改革。”村里的商业工坊街也建起来了，对外引进了包括酒坊、花鼓店、旅游工艺品店、凤画工作室等商户，将“小岗村”和“凤阳县”的元素尽数融入，让游客在参观完各红色纪念馆后，有处消费、有处停留。

杨永强说，2019年，小岗村旅游人数115万，旅游收入2.6亿。从2019年至今，杨永强策划了12个以“小岗村”为名的旅游节，反响效果最好的一次，晚间游客人次达到3万人，“是小岗村有史以来晚上游客最多的一天。”

据资料，小岗村已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五年来，小岗村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700元跃升至27600元，增幅达87.8%；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7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增幅达73.1%。

“小岗发展，还要靠小岗本土人”

“金猴方启岁,绿柳又催春。”这是严立华的茅屋旧所之中张贴的春联。

村里人说，“金猴”是1992年。

上世纪90年代，小岗村的茅草房们陆续被推倒，只留下严立华的这座作为纪念，其余的全部重建成瓦房。又经几次修缮，呈现当下的两排混凝土徽派建筑，灰的、白的、淡水色的，都是前商后住的结构，分列在村主干道两旁。

村里的路也从泥巴路、石子路、水泥路，到而今全是标准的沥青公路，连路灯的细节都很考究，灯罩是两个凤阳花鼓。村委会门口建了小广场，是村民们每晚散步、跳舞之所。

今年2月，小岗村划出50亩示范田，希望以生物技术来做优质杂交粳稻的选育。受访者供图

严余山于2014年回到小岗村，现任小岗村党委副书记。此前，他曾二度回村，先后在小岗村创立瓶盖加工厂、节能科技公司等。他还开起了村里第一个网店、第一个快递物流服务中心，并牵头做了村里第一个互联网售货平台。他说，到目前为止，平台每年能给村集体创收200万元左右。

从前他在全国多地创业，注册公司的名称常带有“小岗”二字。“小岗发展，还要靠小岗本土人。和父辈们一样，我们这辈人也得不怕困难、规划路径、一步步破解难题来达到目标。”严余山说，“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实干，就是真正在传承小岗精神。”

严金昌认为，要继续发扬小岗精神，就要继续大胆地规划，“像我们村里制定了八项规划，把党建、教育、文化、产业、扶贫、卫生等都搞起来。”

近耄耋之年，大包干带头人们会怀念种田的时光。家里的田大多流转出去了，后辈们也不让他们再做重活。他们便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作物，常忍不住去拔草、施肥，见到锄头也心痒想摸一把。他们说，做一刻的农民，就是做骨血里一辈子的农民。

七月将至，严金昌和关友江比过往更忙了。一中午大几十人进店，接待完毕，总要到下午两三点，有时连午睡的时间都挤不出。

最早，“金昌食府”和“大包干农家菜馆”都只有一间堂屋，摆四五张桌子。而今发展成了三进的农家院，有三四十张桌，一次性可接待食客数百人。两家人都说，若小岗村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多，他们也愿进一步扩大饭馆的规模。

严宏昌的日子是相对清闲的。每天在家里喂鸡、读书、写硬笔书法。他爱读书，最近常摊在桌上的是一本《吴汝纶尺牍》，也同时在看几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家里挂着他四十多年来的照片，仔细比对，他在中年时圆润过一阵，这几年越发清瘦，也就越发像他刚搞大包干时的样子。

6月23日，小岗村内涌入了众多的游客。照例参观完大包干纪念馆、签字按手印的旧茅屋、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被问起对小岗村印象，有游客说：“欣欣向荣。”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