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李四光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然而，这样一位曾经闻名于世的地质学家，曾经带领中国人民摘去“贫油国”之帽的科研工作者，他的追悼会上竟然只来了他的家人和少数几个朋友。


原来因为某些人的干涉，中央并没有准备给李四光举办像样的告别仪式，也没有通知大家追悼会的具体时间。追悼会在一间简陋的小礼堂里举行，狭窄的空间里站不下人，大家只能站在外面淋雨。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某些人竟认为没有念悼词的必要，所以连一段像样的悼词也没有为李四光准备。


为此，来参加葬礼的周总理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没有一场像样的葬礼，难道不让人寒心吗？”随后，他向李四光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后，他掏出了李四光女儿李林的信，作为悼词念了起来。此时的周总理又想到了多年前二人的谈话......


民主革命思想的萌发

1889年，在湖北黄冈的一个贫困家庭里李四光出生了。因为排行老二，父亲为其起名李仲揆。这个名字后来怎么改了呢？这就要从1902年李四光只身前往湖北武昌时的一个小插曲说起。


当时的湖北总督张之洞在当地大办新式学堂，既教古诗古词，也教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李四光对这样的学校很感兴趣，决定去那里求学。


到了学校，老师安排他填一张报名表。不巧的是，李四光一紧张把自己的年龄“十四”写到了姓名那格去。


为了省钱，他没有再买一张报名表。正在踌躇这事时，他无意中抬头看见了前方悬挂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光被四表”四个大字。于是，他顺手在“十”字下方画了两笔，就成了“李”字，又在“四”字后面加了个“光”字。


就这样，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顺利地进入了学堂。


1904年，成绩优异的李四光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思想认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东京结识了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后，又有幸同孙中山成为了朋友。


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下，李四光对民主革命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也逐渐认识到了当前清朝封建思想的落后。在这一过程中，他决定剪掉辫子，加入到革命救国的队伍中。


1905年，还不满16岁的李四光在同盟会第一批入会成员中年龄最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回到中国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一职。但不久，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李四光无法忍受北洋军阀的无耻统治，选择辞职。


远赴欧洲寻求科技救国之路

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李四光决定继续学习新科技以求找到救国之路。于是，1913年，他又一次踏上了远赴重洋之路，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此后的六年里，他钻研于地质学科，最后获得了硕士学位。


手握这样的学历文凭，李四光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过安稳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当初选择地质学，就是因为他考虑到祖国地大物博，地质方面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因此，尽管国内战争不断且民不聊生，他仍然决定回国效力。

恰逢此时他接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于是，李四光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奔赴北大，担任地质学教授。李四光一边教学，一边联合其他学者为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做准备。


幸运的是，这一学术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权威机构，至今还在。更让人欣喜的是，李四光等人的努力也被国民政府认可。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由李四光牵头筹备国立武汉大学。


然而，迫于战争压力，他在各地的科研项目被迫中止。那段时间，他埋头于学术创作，出版了很多书籍。这些著作不仅在国内受到很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很多赞同。


这期间，李四光又遇到了一位日后将要改变他政治人生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在国统区负责联合抗日的周恩来一见到李四光就感慨道相见恨晚，二人如同老朋友一样相谈甚欢。


李四光爱国却从未想要加入任何政治派别，也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只专心致力于国家建设。这次同周恩来的促膝畅谈后，他对共产党也有了一定的认同。


内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势力逐渐溃败，蒋介石政府下令将地质研究所迁往重庆。随后，李四光进入重庆大学教书，并组织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可是到重庆没多久，李四光就突发心脏病，得知此事的周恩来决定冒险看望他。在甩掉两次特务跟踪后，两位老友再次相见。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既是希望李四光保重身体，也是希望他能加入到新中国的科学建设中来。


“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战虽然还在打，但建立新中国是早晚的事了，我们急需您这样的科技人才啊！”周恩来对李四光说道。


李四光听完周恩来对共产党执政路线的介绍后，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带给新中国希望。


考虑到李四光的人身安全，周恩来考虑得很周全：“四光，你找机会去国外避一避，反对蒋介石的科学家容易受到迫害，国民党对你们这些人管的很严。”


终于，1948年从伦敦传来消息，李四光受邀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借此机会，他立刻赶往英国，逃离了国民党的掌控。这一走，他也被迫同妻子在外避难将近两年。


参会以后，他继续科研论文撰写，并在挪威奥斯陆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他也时刻关注国内战局，写信给研究所的同事们，要求他们坚决反对研究所南迁广州一事。


回国路漫漫

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李四光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时机。此时的周恩来也急不可待地希望李四光能尽快回来，于是他委托即将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的郭沫若带去了一封信。


李四光接到周恩来的信件后非常高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是当他准备买船票时，却被告知受二战影响必须提前一年预定才有票。无奈之下，他的回归之路再次受阻，只能往后拖。


此时在国内，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政协委员以及中科院副院长。不料，这一消息却被国民党政府利用，他们通过驻英使馆威胁李四光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方面的任命，如果李四光不这么做，就会将其扣留并押送至台湾。

情况紧急，李四光去意已决，他收拾好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文献，连夜坐船悄无声息地去了法国，最后终于在意大利坐上了抵达香港的船只。这期间一连5个月，国内各方都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周恩来也曾联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要求他尽快向李四光可能路过的国家沟通，以保护他一路平安。也有人劝周总理还是不要等了：“李四光过去是为国民政府工作的，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在台湾了。”


“我不信，他一定是有别的困难。我们再等等，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一定要等到他才能召开。”周恩来对李四光很自信。


李四光终究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于1950年5月抵达北京。周总理甚是激动，第二天就立刻前往李四光住处拜访。两位老友时隔多年再次相见，一谈就是快3个小时。


回国前，李四光就想好了回来后的工作计划，他原本只打算在南京继续地质科研。但周总理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留在北京协助郭沫若发展科学院，同时希望他能将全国各地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一起为国家建设服务。


面对此等期望，李四光清楚地明白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只有积极投身工作中才能不负众望。他给全国各地200多位地质工作者写信，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建议。很快，各类地质学研究室也在李四光的主持下成立。


在中央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大学也相继组建了地质矿产系，专门培养地质人才。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四光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自己的地质力学。


寻油之路上的重大突破

很多年前，“贫油国”这顶帽子就被扣在了中国头上，连中国人自己都这么认为。但李四光学识渊博，他可不认这顶帽子。于是，他打破常规，号召大家找油不要局限于西北地区，全国都可以找。

从1954年开始，李四光的寻油之路开启，每天的生活里除了历史资料，就是勘测现场的数据。很多时候，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他不眠不休几个夜晚，这也导致他的肾脏功能衰弱，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哪有时间去医院看病，找油田才是大事。”面对劝他去就医的同事，李四光坚决拒绝。直到后来中央下令，他才愿意去杭州休养一段时间。


终于，在1959年，松辽平原上喷出石油。随后，在中央的组织下，大庆、胜利、江汉等油田也陆续被发现。直到1963年，中国石油在李四光的带领下实现了基本自给，“贫油国”这顶帽子中国已经不需要了。


然而，他的愿望还远不止于此。早在1945年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后，李四光就预感到了铀矿石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在1949年回国时，他带上了一台神奇的家伙—伽马仪。


有了仪器，剩下的就是找资源了。1955年1月，李四光一行三人带着一件神秘的礼物来到中南海开会。在这场秘密会议上，他们先是从一层层包裹的厚纸里取出这件礼物，然后再将仪器靠近它，接着传来“滴滴滴”的响声。


大家都很好奇，想上去摸摸这块石头。但李四光及时制止了，因为这块石头很不寻常，不仅因为它具有放射性毒素，更重要的是它在提醒大家，原子弹可以搞起来了。


虽然工作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但李四光的政治信仰还一直是个空白。为此，周恩来趁陪同国外领导游览杭州之时，特地赶往李四光所住的南山招待所看望他，目的就是说服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没想到，李四光的顾虑还挺多的。他既后悔年轻时思想觉悟不高，又觉得现在年纪大了起不了什么带头作用。最后，在周恩来的开导下，李四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70岁的李四光成为一名党员。


总结

1965年，李四光患上了动脉瘤。得知此事后，周总理赶紧联系北京医院的医生给李四光会诊，同时减少他的工作量。在特殊时期，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周恩来还曾派指战员在李四光家附近看守。


李四光把周总理多年的关心和支持都铭记于心：“党对我如此关怀，我也要为党奉献到我的最后一口气。”


1971年4月，李四光病逝。


李四光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了地质事业，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曾说：“如果还能活半年，下一步我准备把地震方面的研究工作落实下去，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希望后面有人好好完成这项工作。”


在生命的最后，李四光还在惦记着我国的地震研究工作。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在他的葬礼上却没有地震相关的工作人员到场。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李四光曾经为国民政府工作过，政治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没必要为其操办葬礼。


周总理到了现场以后，询问科学院的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及时汇报此事，但却没有人给予解释，好像都默认了李四光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


李四光作为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奉献了他的一生，最后还有人针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怎能不让人寒心？读着李四光女儿的信件，周总理忍不住泪流满面，并亲自为他主持了葬礼。


可以说，遇到周总理这样一位尊重知识分子的领导人，李四光是幸运的；而新中国有了李四光和周总理，则是我们的幸运。正因为有了两位的共同努力，才有了后来中国建设的飞速发展，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美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