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少网文将“中国巴顿”这一名号，放在了开国少将钟伟将军身上。主要是说他和巴顿一样，桀骜不驯、个性张扬，在战争年代时常有抗命犯上之举，却又凭着赫赫战功与敢做敢为，受到许多人的景仰与尊崇。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为了塑造钟伟将军独具一格的人物标签，更为了凸显这位将军是不折不扣的巴顿式将领，经常描写他在指挥作战时像巴顿那样大发雷霆，甚至说：“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废话我就毙了谁”这样的狠话，不由得让人读完以后，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个性鲜明、蛮横霸道的战将形象，这不正是巴顿的翻版吗？

那么，真实的钟伟将军，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其实大错特错！这种写作手法，且不说和真实的历史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凡是对我军战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可判断这只是艺术加工罢了。

钟伟将军

说钟伟像巴顿一样能征善战、功勋卓著，这是毫无疑问的。钟伟自红军时代起，就随军南征北战，在战火的洗礼下从普通一兵逐渐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钟伟大放异彩，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1949年10月）中，评价钟伟担任东野第2纵队第5师师长时“突击力最强，进步快……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

钟伟在军事方面颇具天赋，他善辨枪声，闻枪响，即知敌之虚实、众寡、进退、攻防。他指挥作战时，勇猛敏捷、机灵过人，我军战史这样评价战场上的他：“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得像只老狐狸。”据说在将星云集的平江县城（钟伟为湖南平江人）中，尽管只是一位少将，但钟伟将军的名字却是所有平江籍开国将帅中流传最广的。无论是黄发老人，还是垂髫幼童，无不对这位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钟伟将军到底是不是蛮横霸道，是不是时常抗命犯上、桀骜不驯，这个就必须好好说道说道了。

翻看钟伟将军的履历，他15岁便加入组织，红军时期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担任过红3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等；1933年8月，又任红12团政委。抗战时，钟伟担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2、3团政委，直到1941年才由政工主官转任为军事主官，出任淮海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28团团长。

也就是说，在担任军事主官前，他已经有了十几年的政工经历。自古田会议时起，就明确规定了政工主官在部队中“代表组织在军中工作，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指导所属部队的士兵与官长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请注意，指导所属部队的士兵与官长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每一位政工主官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1931年11月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指出：军事指挥员与同级政治委员就军事问题意见相左时，在没有明确得到上级的指示以前，相关命令“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那么政治委员是什么意见？当然是严格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这便是人民军队中政工主官著名的监督权和最后决定权。

试问，一位长期担任政工主官的将领，一位十几年如一日坚决把贯彻执行上级命令作为职责使命的人民军队指挥员，会时常抗命？答案不用多想就能得出。更何况到了1947年2月，人民军队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组织研究才能决定。尤其是遇有执行上级命令、遵从上级决定这种敏感问题，部队最后的命令必须要有军事主官与政工主官一起签署才有效，否则就是无效的，即使发出去下边也不会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你是军事主官，还是政工主官，谁敢蛮横霸道地在队伍里公开搞“一言堂”？

说钟伟将军喜欢“抗命犯上”的文学作品，时常拿那次著名的靠山屯之战来举例，以此说明钟伟将军三次违抗林总的命令，结果却大获全胜，最后反而受到东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其实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考证的。

靠山屯之战，是指发生于1947年3月的第二次靠山屯战斗（因为1946年有一次重名战斗，所以1947年这次便被称为第二次靠山屯战斗）。8日晚，第2纵队第5师接到东总命令：全师进至中长路，配合1纵聚歼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敌新1军。

3月9日，第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经过侦察，发现是敌军第88师第262团的两个营在此。17时许，第14团团长吴国璋报告师部，发现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人，推测为敌第88师主力，且其有向德惠方向退却的迹象。师部接报后，考虑到第88师正在撤退，战意不会很强，我一个师对其进行攻击虽有风险，但有把握取得成功，甚至可能歼其大部。而如果机械执行东总指令，越过靠山屯继续向南行进，则正好与同时向南退却的敌军形成平行纵队，随时可能发生遭遇战，这样不仅路走不好，仗也不好打。倒不如趁敌不备，先将这股敌人吃掉。几经研究后，第5师遂决定暂不执行东总8日晚之令，先就近攻击靠山屯敌军。这便是钟伟的第一次“抗命”。

9日19时，第5师命第13、15团向靠山屯搜索前进，但未遇敌军抵抗；师炮兵营对屯内进行火力侦察，屯内亦无反应。第5师判断敌人已逃，遂决定继续执行东总指令，越过靠山屯向南朝德惠进发，东总也于21时来电，要求第5师务必10日9时前到达德惠。然而就在不久后，10日零时，第15团发现靠山屯东烧锅子院内有敌军活动的迹象，并侦察到这正是敌第262团一部。

师部得报后，决定再一次改变部署，仍准备先打就近之敌。10日12时，东总再度来电，仍命第5师准备参加大房身之总攻。此时，第5师已准备向靠山屯之敌发动攻击，遂急电东总说明情况。10日20时，东总来电表示同意第5师的部署，并望其“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南下）增援（总攻大房身）”。这便是钟伟第二次和第三次“抗命”。

最终，第5师于20时30分发起进攻，全歼敌88师的一个团及第71军直属队之工兵2个连、辎重5个连、通讯1个多连，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敌87师。此时林总意识到了靠山屯之战的重要性，急命第1、6纵火速向第5师靠拢，合歼敌87师，最终击溃87师并歼灭其260团大部及88师1个营又2个连，毙伤俘敌15210人，大获全胜。

这三次说是“抗命”，其实非常勉强，更谈不上犯上。林曾在对东野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对执行命令与灵活自主二者的关系作过精彩的论述。林说：“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是大兵团作战成功的关键，不得有丝毫动摇。但具体到某一战斗，在不妨碍整个战略部署的情况下，指挥员应机断专行。这里的机断专行，不是肆意妄为，而是站在确保整个战役胜利的立场上，站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立场上，站在有利于推动战事进展的立场上，灵活指挥、处置当前的情况。在战况已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如执行命令反倒错了。”

由此可见，发动靠山屯之战，是第5师在敌情出现变化，近处已有强敌在侧，如不消灭之将极大影响后续行动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这就是林所说的“在战况已变化时”要“灵活指挥、处置当前的情况”。第5师的三次“抗命”，都是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确保战役全局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部署调整，完完全全是贯彻林的意图和指示精神的体现。战后东总发给第5师的总结电中也明确指出：“我5师当敌88师在靠山屯撤退时，该师立即自动投入战斗，当日在靠山屯以南将敌歼灭一部，回头复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都值得称赞与发扬。”

再者，改变东总的部署，是第5师首长们的集体决策，绝不是钟伟凭师长的身份强行下令，更不能以此作为他蛮横霸道、桀骜不驯的例证。据时任第5师参谋长的王太良回忆，当时师部对是否先打靠山屯之敌出现了分歧：师长钟伟等同志认为应先打靠山屯之敌，如果不打，则这股敌人一定不会让我们顺利南进，更会极大地妨碍我后续行动。而且敌欲退却、战意不强，又不知我军已到，若以突袭猛攻之，不难获胜，如胜则可大振士气，并动摇其余敌军各部决战之信心，从而有助于促成（大房身）总攻的全胜，可谓一石二鸟。但师政委王凤梧、和我（王太良）等一些同志认为敌我力量相当，如若战斗不顺，没有解决这股敌人，反而耽误了全局，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此，第5师首长连续三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经集体讨论和举手表决，最后通过了先打靠山屯之敌的意见，并迅速统一了思想，而后致电东总请求批准。这一过程，完完全全符合我军的一贯做法与传统，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军队决策模式”，和独断专行、狂野粗暴的“巴顿风格”八竿子也打不着。至于一些文学作品中，钟伟将军在会上说“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废话我就毙了谁”，只能说是虚构。

文学创作，自然需要想象、需要发挥。但对于这种想象与发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像钟伟这样一位智勇兼备、是非分明的将军，却非要比照巴顿的样子，刻画成一个脾气火爆、动辄骂人的“大家长”式的军官，最后还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史料引用到大量著作中去，这恐怕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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