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

党政

我奶奶娘家是地主出身，有多少地主、几亩良田、诈骗剥削的历史，我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从我奶奶那白白净净的皮肤和挑三拣四的日常行为看，似乎又能够隐约地佐证她地主婆的身份。

我奶奶是后奶奶，村里人都叫她二婆。是她活生生把一顶地主的帽子扣到了我们头上。

我爷爷是代市街上一个杀猪卖肉的屠夫，每天收工都会带一些碎肉残渣回家。我爸说，生活再苦，我们家还是能够闻到肉腥味儿的，而我记得我爷爷身上到处都是这个味儿。但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走了。爷爷在的时候，我爸妈和我后奶奶之间尚且能够相安无事。爷爷不在了，很多积压的矛盾就爆发了。

让我父亲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我后奶奶毁了他一生的前途。父亲虽只是个小学文化，但写写算算却是一把好手。加之又会来事儿，深得公社和大队干部喜欢。那个时候，农村人有三条出路，当兵、考学、干八大员。所谓八大员，是公社为了补正式干部之缺，把农村一些有文化和技术的人弄到乡里负责某一块工作。有公社广播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报刊投递员、粮站管理员、天气预报员。当了八大员就意谓着半截身子脱了农，算半个吃供应粮的。当时公社已经内定我父亲做水利管理员了，但政审的时候却因我后奶奶的地主身份被刷了下来。再加之，我父亲小的时候，后奶奶对他既苛刻又缺少关爱。父亲说，每次他一出门，我家的烟囱就开始冒烟，我后奶奶总是背着我父亲，一个人悄悄吃独食。

是我母亲的到来改变了父亲的处境。外公解放前做过保长，养成了母亲的暴脾气。隔壁的王婶娘说，我母亲和后奶奶就像一对前世的冤家，一颗钉子一个眼。打我母亲嫁过来后，她们之间的争吵就从来没消停过。我记事的时候，后奶奶已经六十好几了。身上的性子也被我剽悍的母亲磨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我们孙辈眼里，后奶奶还算是温和的。后奶奶身材瘦小，满脸折子，说起话来就像在抽搐。我很少看见她开心地笑过，也极少主动地和邻居们摆龙门阵。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院坝里，脱掉鞋子，一层层地解开裹脚布，晒她那双裹了几十年早已变得畸形的小脚。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嫌弃地大声叫嚷：你看，满院子都是你的裹脚布味儿。

再大一点，我又知道了父亲一个秘而不宣的隐私，他是我爷爷从代市中学的操场上拣回来的私生子。据说，襁褓里还有一张纸条，写着我父亲的身世。但只有我爷爷和我后奶奶知道。我爷爷在的时候，父亲不敢问。爷爷走后，我父亲和母亲多次向我后奶奶打听，后奶奶死活不说。我后奶奶不说，我父亲的身世就永远成了一个秘。

我父亲继承了我爷爷的手艺，成了远近闻名的杀猪匠。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区里面的食品站帮忙。据说我父亲杀猪的手艺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一头猪从杀到剃骨、出肉，一般不会超过五十分钟。父亲还有一门绝技，卖肉的时候，不用称称，只需手一掂便保管分毫不差。凭这，父亲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外面做“零八天”相当于现在的零时工。

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加上我后奶奶，一家九口。我爸在外面做“零八天”只有我妈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像我们这样少劳动力的家庭，每年过年都得拿一头猪出来补偿给生产队里的强劳力。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猪，东家一块，西家一块，自己最后只剩下一些边角肉和内脏。后奶奶一双小脚没办法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但家里的猪基本上是她在管。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辛苦成了白忙活，她会坐在院坝里嘟囔好多天。

那个时候，农村人能够有“零八天”做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了，我家的生活在生产队里也算是过得去的。谁家想开个后门买点酒呀糖呀油呀化肥呀，都得来找我爸要门路。

我父亲在离家二十多里地外的一个食品站帮忙，每天都是清早出去，小半夜才回来。食品站伙食团隔三岔五供一份肉，我父亲就把他那份留着带回家给我们吃。我们在睡梦中被撬开嘴，一块香香的肥肉塞进嘴里，就知道是父亲到家了。但这个“半夜福利”是没有我后奶奶的，她和我们隔着厨房，住在另一间屋子里。说到这里，又牵扯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家人多床少，每天晚上必须要分一个孩子去跟我后奶奶睡。我和我姐都大了，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三妹和四妹的头上，而三妹狡猾，每天总是早早地就上床睡觉，假装怎么叫都不醒。四妹要本分些，每晚都是边哭边去后奶奶那里。我后奶奶住的房间很小，进门就是一具大棺材，就是白天我也不敢进去。四妹睡觉又不老实，总是翻来翻去，只要她一动，我后奶奶就掐她的腿。四妹说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这个，是我后奶奶床头的屎桶，屎尿都装满了，甚至蛆都爬出来了，都不去倒。我四妹说，把头伸在外面，是一股屎尿味儿，把头埋在被子里，是一股裹脚布味儿。

我是在我们大队小学发的蒙，学校所在地以前是一个尼姑庵，座落在一个四面都是悬崖的山寨上。据说这个寨子解放前也是一个土匪窝。白云寨有四道城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道城门还完好无缺，现在早已经垮塌。而白云庵什么时候没了尼姑，我从来没去考证过。白云庵一共两进院，前院一排三间大房，做了三个低年级的教室。后院一排也是三间，但中间的小，做了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两边则是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教室。

记得我开始读四年级的时候，正是大批地富反坏右的年代，每年学校都有几次大运动。凡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右统统都要叫到学校，戴高帽，接受批判。而我是全校胆子最大，口材也最好的，每次批斗大会，都免不了让我上台念批判稿。起初，我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当我第一次站在台上声色俱厉地控诉这一小撮阶段敌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后奶奶也戴着高帽子，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站在台下。那一刻，我忽然慌了神，心里一紧，说起话来就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把稿子读完，一个人跑到学校旁边的玉米地里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我们班有个叫小莲的同学，是我的忠实拥趸，她一路跟着我到了玉米地，见我哭得这么伤心，就摸着我的头，安慰我道，又不是你的亲奶奶，哭这么凶干啥子。我瞪着她，又不知道怎样辩解，还把她递给我的手绢扔到了玉米杆子上。

原以为我后奶奶肯定会大骂我一场，没想到吃晚饭的时候，她居然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但有了这一次经历，再有这样的荣誉时，我便会借故推脱。但后来我发现，每次开批斗会的那个早上，我后奶奶都会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张破镜子前梳她的头发，不紧不慢的样子让我突然觉得很反感。都什么时候了，还臭美，难道地主婆都这样矫情吗。我有点后悔，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因为我前几次推脱，都是小莲上去的。

我喜欢看小莲站在台上的样子，一张小脸激动起来就像会掉色儿一样。我站在下面，常常不由自主地就陷进了她的情绪中，早已忘掉了那些被批斗的对象中还有我的后奶奶。而我再度领受任务时，已是一个大夏天，我记得那天特别热，大操场四周又没有什么遮挡物，太阳直直地照在每个人的头顶，头发都像要燃起来。而我的稿子还没念到一半，我后奶奶突然就倒在了地上。我一下子手足无措，呆立在台上，我不知道该不该下去扶她。我木然地望向背后的校长。就在我犹豫不决的这几分钟，我的后奶奶已经被大队干部抬到了荫凉的地方。当天晚上，我后奶奶一直没出来吃晚饭，我几次问我母亲，我母亲说，不管她的。我实在忍不下心，偷偷地摸到她的房门外，从黑暗的屋子里传出来均匀的鼾声，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们家九口人，坐一张桌子吃饭本来就显挤了。要是来个客人，或遇家里面有其他的事，我们六个孩子和我后奶奶就上不了桌。而我后奶奶就会打白撒气地罢工一一烧火一一眼看着一大碗一大碗好吃的堆在桌子上，就像猫儿在心里抓。眼里馋，心里也馋。而等到客人抹着满嘴的油离开后，我们便一窝蜂地抢在前面，把残汤剩水捞个干净。这时候，我会听见我后奶奶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的声音，但又怕我母亲怼她，所以谁都听不明白她骂的什么。

我二姨嫁到了重庆郊区，一直没有生育，我妈便要把我二妹送给她。我后奶奶知道了，当着我们的面大声武气地数落我的母亲，“吃你自己的奶长大的，心哪就这么狠！一双筷子的事，难道就差她一个人的。”我们都觉得我后奶奶数落得对。但后来，胳膊还是没拧过大腿。我二姨来接我二妹的时候，我看见我后奶奶一直马着脸，根本不答理我二姨。我二妹走的时候，我后奶奶把她戴了几十年的一个戒子悄悄地塞给了二妹。

白云庵小学没有初中，我得去三公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一一草坝场一一上学，而小莲也考上了初中，和我又分在同一个班上。小莲的家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她家养了一条大黄狗，我每次从门前过时，都汪汪地叫过不停。而狗一叫，小莲也像得到了暗示，背上书包赶紧就跑了出来。我们一前一后地跟着，从未说过一句话。放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互相都用眼瞄着，估摸着差不多了就前后脚地出了教室。冬天日头短，遇到老师有事要留大家一会儿，我和小莲走到半路基本上就黑了。路又是小路，路两边全是深深的密林或者庄稼地，我们不敢隔得太远。尤其是路过坟地的时候，小莲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因为离校远，我后奶奶每天都得起大早为我做饭。中午自己带饭去学校吃，一个大搪瓷缸子，我后奶奶把它装得满满的。还经常偷偷地在饭里窝上一勺猪油。而小莲家境不好，带的饭菜多米少，有时候干脆就带两根生红苕。

初二的时候，小莲就退学了。我每次上下学都能在她家外面的山坡上看见她割草的身影。起初，大黄狗叫的时候，她也会出来吼几声，但时间长了就变得懈怠了，或者麻木了。

家里有两样活是我后奶奶承包的，一是给猪喂食，二是煮饭时负责烧火。烧火看是一个轻松活，但如果是大夏天，烧火的人就像遭了罪一样。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烧火对我后奶奶唯一的诱惑，是她可以阴悄悄地在灶堂里埋一根红苕、一串胡豆或者一根玉米棒子。而我常常也能分到一口。

初三下学期，我后奶奶害了一场大病。虽然我母亲平时和我后奶奶不对付，但花钱给我后奶奶看病却一点不含糊。土方、偏方、公社医院、区里医院，办法都用完了，我后奶奶的病还是一点没有起色。隔壁王婶娘说，准备后事吧。于是我妈在草坝场为我后奶奶赶制了一套寿衣，又请阴阳先生在家后面的山坡上看好了一块地。说来也怪，一切都准备妥当，我后奶奶的病却自己好了。而她上桌吃第一顿饭，就把我惊到了。以前她一坐到桌上就动筷子，先把好吃的夹一大筷子窝到自己碗里，从来不管别人。这次，她居然正襟危坐，等大家都上桌了，才动筷子，而且也不是先夹一大筷放自己碗里。眼神也变得温和、慈祥了。我母亲说什么，她也不再插话，更不顶嘴。等大家吃完饭，她居然生平第一次跟我母亲说，“你忙你的去，我来收拾。”母亲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念高二的时候，小莲就出嫁了。据说嫁给了高顶山煤矿的一个工人。那时候，一个农村姑娘能够嫁个铁饭碗，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我后奶奶满八十岁的时候，小莲的母亲过来帮忙。我问她，小莲还好吗？她母亲沉默了半晌，点点头说，还好。我看出了她欲言又止的心思。我问我母亲小莲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母亲说，小莲的男人前不久埋井里了。

我后奶奶的娘家来了很多亲戚，一眼就能够看出我后奶奶娘家人的“大户身份”而我后奶奶也觉得脸上有光，还特意把我拉到她每一个娘家人面前炫耀，这是我大孙子，在县城里读高中。能够在县城里读上高中，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我奶奶走的时候，我正在几十里外的县城念高中。虽然没见到她最后一面，但我也赶了回来。我妈说，我奶奶临走时，嘴里一直在嘟囔着我的小名，似乎有什么话要告诉我。遗憾的是，我没能守在她身边，也无法推测她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心里面想，该不会是要告诉我父亲的秘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