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本本在国家,国家的本本在家里,家国的繁荣需要好的家风。

精装,钱钟书夫妇年轻的时候

钱钟书:好的家风要学好

作家钱钟书是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钱钟书的父亲一一国学大师钱基博,是清华有名的国文教授。世人皆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自有千秋,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

钱基博偏爱古书,平时总会看书抄书,并在摘录上写上自己的看法。他对儿子的管教也极为严格,钱钟书十五六岁时,还曾经因为读书不用功挨过打。

钱钟书读书时,除了要完成学校规定的作业,还要读古文名著。大学期间,父亲写信告诫他“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他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这位“博学鸿儒”后来秉承了父亲治学严谨的风格,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惜时如金,淡泊名利。即使是在战乱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工作和写作。他毕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并将中国文学艺术推向了世界。

钱钟书时刻将父亲的教导铭记于心,并以实际行动将之传承给了女儿钱瑗。钱瑗与父亲一样,淡泊名利,从来不参加游山逛水的活动。外出开会或者讲学时,每每会议结束,她要不马上回到学校,要不就在旅馆里看书备课,很少出去游玩。晚期身体不适,躺在病床上行动不便,却仍手不释卷,勤于思考。

对知识的追求,让钱家几代人都活得简单而卓越。越是拼搏过的父母越知道教育的重要,他们明白奋斗人生的不易,能将自己受过的苦转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优良的学习、思考习惯,传承给孩子这种传承,才是最好的家风。

范仲淹:好的家风需要善行

古人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厚德载物,厚德养家。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世称“范文正公”,著有《范文正公集》。他一生为国为民,想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这与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不无关系。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家里虽然生活清苦,范母却常以“孟母三迁”中的孟母自勉,给范仲淹讲古人发奋读书成材的故事,并教他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后来,范仲淹在家附近的醴泉寺中苦读三年,留下了“划粥断齑”的故事。他把苦难的生活当做自己的考验,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为后来从政和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的善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他曾经找过一个算命先生,见面就问:“你帮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吓了一跳,就跟范仲淹说:“小小年纪,如何口气这么大?”范仲淹很不好意思,说:“那您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有些纳闷问:“为什么这俩志向差这么多。”范仲淹回答:“因为只有良相跟良医可以救人。”算命先生听了之后,很是感动,对范仲淹说:“你有这样一颗善心,将来一定可以当宰相。”后来范仲淹如愿从政,政绩卓著,既铁面无私、公正严明,又宅心仁厚、有情有义,广受百姓爱戴。

祖籍为苏州的范仲淹,对苏州有特殊的感情,他在任苏州知州时选中一块地,于是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块地太好了,住在此地必定子孙满堂、飞黄腾达。范仲淹转念一想,如果把这里变成学堂,将来成才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子弟。因为小时候的求学经历,他希望更多贫寒家庭的孩子也能进学堂读书。他很快把这块地捐出来,建了苏州州学。后来苏州州学成为北宋规模最大的地方官办学校,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又成为规模庞大的苏州府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范仲淹从政30多年,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他亲手创办和热心扶持的学校。他救济学子,减少徭役,建立义田,善行惠泽天下。还利用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俸禄,在老家创办了义庄。其后代绵延,并將他的善行延续,家族成材者无数,家业兴旺发达。寒窗苦读,救世济民,兴办学堂,不慕财富,先人后己……这就是范仲淹留给后世的清明家风。

过去,家风是一整个大家族的传承根本。而今,家风仍是一个个小家庭的立足之基。良好的家风对下一辈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决定着子女们出门在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底气。好的家风,才是家庭真正的不动产。

家族兴衰,德行为要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曾国藩:家风家训与教子之道

好的德行,来源于好的家风。晚清名臣曾国藩一家便是这种“祖宗留下好家风,世世代代留清芳”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影响下,曾家10代内出了200多个人才,其中覆盖数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各个行业,家族中更是无一败家子。

曾国藩资质平庸,虽愚钝笨拙,但力学不倦,最终成为后人的精神模范。他从16岁参加童生试,考了七次,终于考中秀才。28岁,考中进士,虽然只是三等四十二名,但人生从此步入仕途。曾国藩知道自己平庸,以勤克己。四书五经,一遍不成背十遍,十遍不成百遍,直到背诵下来为止。《二十三史》,每天圈点十页,雷打不动。他初入官场时也经常得罪人,后来听说记日记可以反思自己,就给弟弟写信说自己也要“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他坚持每天记日记,虽然琐琐碎碎,但却写得工工整整。从此,每天记日记就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些字里行间的反思、自省让他获益良多,也让家人深受启发。十四年,曾国藩一天不落,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写日记。他以身作则,身先垂范,对兄弟和子女也是如此要求。他在给大儿子纪泽的信中,几乎每次都问他起得早否,读书了否。要求儿子每日写一千个字,读《诗经》、《文选》等。要求女儿们和儿子们同样接受教育,一起读书。他说:“叭之相貌,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还学习静坐,从刚开始“即己成寐,神浊不振”到后来的“静中真味,煞能领取”,整个过程坚毅而忍耐,极大地感染着家人。

曾国藩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可他没有丝毫自得之意,相反,他留给家人的永远都是常思己过、严于律己的模样。身居高位,仍常怀“冰渊惴惴之心”,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告诫道:“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此外,他还自身节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深知一丝一缕来之不易,时刻要求子女们节俭持家。作为一家之长,他以身作则,每餐只吃一种菜,穿戴更是出了名的简朴,一件普通的青缎马褂竟被他穿了三十年。他要求子女不能坐轿,不能穿丝绸,要自己种菜,洗衣。女孩子要织布,做菜。儿子纪泽读书时每天步行八里地,妻子欧阳夫人带头织布。

曾国藩家训语录30条

身为家中长子,曾国藩有许多信是写给父亲和兄弟的。在带兵打仗时,他经常写信向父亲回报战况。诸兄弟性格各异,他写信一一教导。妻子背着他在娘家附近购买田产,他得知后让弟弟卖掉,把钱交到祠堂。曾国藩主张大家庭以和为贵,“和则致祥,乖则致戾”。六弟不幸遇难,他悲痛数日,认为和家庭不和有关,教育儿子每天要向叔伯请安,家中诸事要以大局为重。曾家从曾国藩父亲一辈,一直到后代,都不曾分家。

在写给九岁儿子纪鸿的信中,以慈爱的口吻,告诫儿子要读书,要自立。他说:“凡人多望子孫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在那个以科举入仕为读书目的的功利时代,曾国藩却说出了读书的本质。纪泽只参加一次乡试,就潜心于西方文学及科技。后来不仅在中俄签订条约时为清政府争取最大利益,而且成为驻英法公使。纪鸿则是醉心于数学,成就卓越。

曾家后代很少为官,大概和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但曾氏家族代代都有才俊,在许多领域出类拔萃,这与他们良好的家风是密不可分的。

林则徐

林则徐,字元抚,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他主张严禁鸦片,并留下名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以爱国主义对待国家,以重民思想对待人民,以改革精神对待社会,以廉洁自律对待自己,为后世竖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林则徐一生为官三十载,在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中,他始终不忘教诲子女。他的子孙今已至第九代,后辈们牢记祖训“破荡败业非子孙”,故子孙无论居国内,或侨居海外,多能勤奋上进、克己奉公、诚意待人、忠于职守。

1989年树立的林则徐铜坐像

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综合社会上流传的修身格言,提出了“十无益”的传世家训,教育后世子孙如何修身和为人处世。

此后,林则徐一直恪守着“十无益”的人生准则,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抒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篇章,展现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博大胸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十无益”家训依然铭刻在林家后世子孙的心间。他本人坚持身体力行,用勤勉、淡泊、慈悲、仁爱的优良家风,教育后世子孙。

美国纽约广场上的林则徐雕像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这是林则徐一幅教育子孙的名联。质朴的话语展现了林则徐对家庭教育的睿智思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林则徐的”十无益”家训名言

林则徐为官一生,一直非常谨慎,他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官声,这与其遵守父亲对他的告诫和家中一脉相承的优良家风是分不开的。1839年,已贵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一路风尘仆仆,刚到广州就给他的夫人写信,郑重告诫夫人,当官不易,做大官更难,要毕恭毕敬,奉命唯谨,让夫人告诉两个儿子,务须谨慎,不可仰仗乃父的势力,到官府走动,或干预地方事务。

林则徐修治黄河、白茆、浏河等水利,使一方众生免除了灾难;他不畏强权,虎门销烟,使无数百姓摆脱了迷毒之害;鸦片战争爆发,他率众抗击英军,使人民免于侵略者的蹂躏;为了国家民族富强,他率先“睁眼看世界”,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师夷长技以制夷”。

如今,当我们重温林则徐的经典家训,回顾其感人的家教故事时,仍然会为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所感动。

恪守家道,家和万事兴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家庭和睦,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大至国家之强盛,社会之祥和,小至个人生活之幸福,事业之兴旺,身体之健康,均要以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家道,乃一家人的相处之道,家庭角色不同,则有不同讲究之道。父母道、夫妻道、婆媳道、子女道、兄弟姐妹道……道道有理。老人要宣扬家风,父母要示范家风,夫妻要掌舵家风,子女要继承家风,孙辈要传承家风,兄弟姐妹要竞比家風。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福。

苏轼:情操昭千秋,家风永流传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苏轼及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就占了三个席位,史称“三苏”。在北宋书法的“宋四家”中,苏轼也位居其一。苏轼家族一门三杰,其文章和为人都被后世所称颂,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苏轼的“苏学”,这一切与苏家好学、仁爱、清廉的高雅家风密不可分。

为人子:志向远大,爱国爱民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人,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被誉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苏洵对孩子十分严格,苏轼小时候贪玩,父亲在家时对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并会严厉催促,这就让苏轼从小就饱读诗书。父亲常常游历名山大川,回到家中便会给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讲述旅途见闻,这也让苏轼从小便见识不凡,胸怀天下。受父亲苏洵的影响,苏轼自幼喜爱读书,且聪慧过人,10岁时出口成章,被誉为“神童”,21岁那年便考中进士。其为人正直,经常直抒己见,虽几经谪贬,但他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为官清廉,关心民生,勤政爱民。在任杭州知州时,由于西湖杂草丛生,淤泥雍堵,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苏轼便率众疏浚西湖,将淤泥构筑长提,以便行人,由此便有了“苏堤”的美誉。

虽人生几经坎坷,但苏轼舍身为国、亲民爱民之心从未改变。这些与其从小的家风家教,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世俗眼光看来,苏轼几个儿子的人生显得有些平淡,没有比肩父辈的官职和文学成就,但是他们都充实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也许这就是苏轼对儿子的期许:“以淡泊之心对待世上纷争之事,才能达到静以修身。”

为人兄:亦师亦友,呵护备至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感情被后人称为“史上最深兄弟情”,并肩携手、患难与共的手足亲情,几乎贯穿他们的一生。苏轼、苏辙的兄弟情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在故乡时,他们俩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双双高中进士,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

多年后,当知道苏辙生活中遇到不顺时,苏轼作诗多首安慰弟弟。在“乌台诗案”苏轼罹祸下狱后,苏辙呈上奏折《为兄轼下狱上书》,愿免除自身官职为兄赎罪。二人回朝任职相聚京师时,两家相距不远,苏辙总是到哥哥家里对饮闲聊。在苏辙位高权重、苏轼要回乡时,苏轼在伤感之下为弟弟写下《感旧诗》。

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提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在这一点上,苏轼和苏辙二人可谓典范。

为人夫:情深义重,至死不渝

苏轼的发妻王弗性情温柔,谨言慎行,二人的婚姻美满恩爱。王弗初到苏家时,并未说自己读书识字,只是在做完家务后,常常来到书房静静地陪伴苏轼。有一次苏轼背书时卡壳了,十分着急,这时王弗轻轻一笑,背了一两句提示他,令苏轼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王弗知道苏轼性格耿直,特别留意他在外行事,每当有人来拜访苏轼,她便与苏轼一起分辨人情是非。王弗对待公婆亦十分孝顺,就像侍奉自己的双亲一样,深得苏洵和程氏夫人的喜爱。王弗在27岁时因病去世,苏轼悲痛万分,十年后还写下一首凄婉的词作怀念亡妻,情真意切,字字带泪。

苏轼始终过着淡雅简朴的生活,即便是回到荣华富贵的官场时也未改变,并且为人大方,乐于助人。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勤俭持家,安贫乐道,不购买奢华的服饰,不贪恋物质的享受,在这一点上二人是相互影响、高度契合的。苏轼每每拿家里的钱物帮助别人时,王闰之从未表示不满。

苏轼历经坎坷,往往是刚贬到一地没待上几年,又迁移到另一地,生活上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王闰之一直陪伴,无怨无悔,对前妻的孩子也如同己出。苏轼对这一点特别感激,夸她“母仪甚敦”。王闰之与苏轼同甘共苦、相濡以沫25年,在46岁时离开人间。苏轼对她的思念挥之不去,久而弥坚。

为人父:乐于陪伴,关爱如山

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几经荣辱,他的三个儿子也跟随父亲经历沉浮。他们虽然难能安定为学,但他们在优良的家风中耳濡目染,从幼年到成年时时接受着父亲的教导,个个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孝顺仁爱。

苏轼并不像苏洵一样严格,他可谓慈父。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喜欢与他们一起嬉玩,稍有好一点的表现,便予以称赞鼓励。全家一起闲坐聊天时,苏轼来了兴致便会与儿子一起作诗,并毫无顾忌地公开夸赞诗写得好。被贬黄州时,苏轼带着家人早起种田,夜间织布,过起农家生活,“虽劳苦却亦有味”。苏轼新垦的荒地就在黄州东门之外,将其取名“东坡”,其号“东坡居士”就来源于此。重视家庭生活、乐于陪伴家人,是苏轼这一历史人物的鲜明特质。

苏轼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体现在陪伴上,更体现在教育其做人上。长子苏迈携家眷赴德兴任县尉时,苏轼送给他一方砚台,并作铭文教他为官之道:“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在苏轼年逾60再遭贬斥,苏迈要顶立门户时,苏轼写给苏迈一封书信:“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俗语说,子不教,父之过。苏轼作为父亲,对孩子们的教导从没有停止过,也造就了孩子们优良的品格。

苏迈幼年便隨父沉浮,侍奉父亲游历各地。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时,时年21岁的苏迈徒步相随,陪伴父亲斡旋于险难之中。苏轼入监狱后,其饮食供应和生活所需皆由苏迈操持。在黄州凄苦的生活中,苏迈也未废家学,常常与父亲像小时候那样作诗联句,以此为乐。

次子苏迨幼年努力求学,后曾跟随父亲外任地方、入职京师,直至苏轼去世,始终与苏迈同进同退,相互扶持。三子苏过曾陪同父亲一路南行。在惠州时,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习惯,苏过负责父亲的饮食器用,学习做地炉取暖,在艰苦的生活中能安之若素,并在诗画方面着力。

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苏轼的后代无法扬名于朝,只能耕读传家。但人们均相信,虽然湮没于乱世,但受到父亲、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的内心亦是丰盈富足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诗词名篇泽被后世,其展现的价值观念、心路历程,无不与他的家庭、家风密不可分。纵然到今天,苏轼的爱国爱民、超然达观,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