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你就这么记吧。他会跟我分析,甚至去查些教案以外的资料。那会儿网络不是很通行,他查了一些书,哪天忽然找我说,哎,顾晓军你看一下这个。我就发现,很多结论性的东西要是掰开了揉碎了,会发现跟现实的历史大相径庭。我很感谢这个老师,是他的鼓励,让我意识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兴趣。
上大学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文献。当时选择这个领域的学生不多,因为对语言的要求高,除了要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还要去解读各类古代文献。
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掌握了多少门语言,有的可能还算不上精通,但我确实从学生时代,就尝试自学日语,后来又学了法语、古希腊语等。历史是包罗万象的,掌握更多语言,能帮我近距离地触碰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经典的文学,体会到更强烈的心灵震撼。
我大学论文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发现很多人文主义者都提到过一个人——西塞罗。我觉得西塞罗最核心的特质,是一种无限的斗争,或者说是一种好奇心。人面对挑战,有时候是被动的,是不得已的,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是积极的,去迎接挑战,像谷爱凌似的,不断突破新动作。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极限能够突破到多大,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厉害,这不是一种好奇心吗?
而且,他们有的不光是简单的激情。像现在很多人,一时的激情是有的,但是这种激情能够延续多久呢?最后PK的是持久度,或者说一句很常见的话,就是“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入道之初心。
更重要的是,在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会选择理想。而且更厉害的在于,他们不是简简单单背弃现实,而是一种中和,更好地变通,最后达到自己的本意。
那些“长在心里的点”,才是永恒的
《最后一课》讲的是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了,德国把法属的一些地儿吞并过去,逼迫当地人去说德语。文中的小弗朗士,他那天差点就翘课,但是经过上法语课这一系列的过程,他有了对于母语的意识。
如果细抠故事背景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历史上德国也曾被强迫说法语。如果你宏观、理性地看这个问题,也许会觉得,作者都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进行一种战斗,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渲染。他没有直接点明,法语要被奴役了,他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讲述,而且这个孩子表现得似懂非懂。
读到《最后一课》的人,很多对法语、德语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包括像“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很多人都在争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这些其实没必要,必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种通性。对于任何一个受奴役的民族,他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受到启示——要保持自己的语言。
“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
我当时读这段的时候哭了,因为觉得写得特别好。你想想,母语本身就是母亲嘛,他们一下子就不让你和母亲在一起了。都德把这种人和对语言的情感,很贴切的展示在其中。而且对于我来讲,可能对语言有更多的敏感性吧,对语言的情感留恋更多些。
我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但是奇怪在哪儿呢,我一般不会在这种(拍摄的)情况下激动,可能那天睡得比较少。其实拍摄的时候我还读了好多别的,包括《共产党宣言》,包括苏格拉底。我没有去预设感情,就是读到那段,不知怎么就那样了。
有几篇文章对我都是禁区,不能提得太深,或者说不要当人家面去读。我觉得这样倒也挺好。如果说哪天读了,完全没感觉了,像是一个发泄点进不去了,我会挺痛苦的。这种点可以牵引你去读一些东西,像是古希腊语、梵文。不一定都是哭点,但都是凭着一种本能的热爱,把人吸引过去。
其他一些目的也可以产生这种“吸引”,比如说为了升学、为了评职称,或者靠着这些得到某些人的芳心——这也能够理解,但我觉得这些目的产生的吸引都是瞬间的,只有那些“长在心里的点”,才是永恒的。只要你生在这个世上就会喜欢这种东西,可能种种原因,你丢弃了它,但你时时还能捡起来。
豆瓣上有读者发了“寻找顾晓军”的帖子,导演跟我说起过,我没具体去查。在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有人在网上写,说国图有个人,学波斯语。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应该是我,但我当时学的应该是希腊语。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我是谁,重要的是大家能关注这种事情,而不是说哪个明星出现在国图,或者国图出现一个不怎么好的事引起社会关注。我觉得最起码能给人一种好的向往。
拍纪录片的时候是去年三四月,和那会儿比,我比较大的变化是开始用智能手机了。主要是我们馆没有健康宝不能进来了,逼得我不得不换手机。我去营业厅办手机卡才发现,现在已经变成小卡了,我最开始用的是诺基亚手机,后来换了另一个杂牌机,内存最大也就256兆,功能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
我发现智能手机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可以用PDF和Word,而且还有阅读记忆的功能,相当之方便。以前我用Word写完东西,都得用U盘拷贝下来,回家插电脑里再看。现在我写完了,就搁在手机里,在车上也可以看,然后反复琢磨遣词造句,一下子(学语言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克服“接触不良”,己所欲者也不滥施于人
我大学毕业后当过旅行社销售,也去奥组委当过工作人员。但在最忙的时候,我的法语书仍然在看着,仍然没事的时候看看维基百科,看看历史,看看喜欢的那些西方学者的生平传记。我当时就觉得,唯一缺的就是时间。我希望之后有时间了,能把这些积累汇总起来。
我是2009年1月4日来的国图。当时我也有好多选择,包括一些国企。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都离我太遥远了,我想去一个跟文化更接近的地方。后来我正好看国图在招聘员工,就投了个简历,于是就来了。
从小到大我就不是特喜欢钱这类东西,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太擅长挣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我选择的,我选择的必定是一条表面不怎么光鲜的路子。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羡慕别人的光鲜了,你走的就不是这个路。
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说,顾晓君是苦行僧一样的人,我觉得不是。我非常敬重苦行僧一样的人和“苦行僧”这个词,但我真的不是。你看我哪儿苦了?没有苦,我也没为了喜欢的事情不吃不喝,一切都很自然。其实我觉得这样很酷,能得到很大的满足。
我周围的很多亲戚,包括我妈,没有人懂古希腊语,我也从来不跟他们讲这种细节的东西。平常见长辈,更多的还是聊工资多少了、找没找女朋友。像电视里有一阵老拍这种情节,讽刺这种现象,但话说回来,跟长辈在一块儿,不聊这些聊什么,要交流啊。
而且这些事是通识,跟别人讲某个特定领域的东西,他肯定不会知道,但是通识谁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不冲突,真的不必事事跟人家讲,比如说,“公元二世纪希腊语在用词在文法上开始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这种是研究课题。
我跟同事一般也不会聊古希腊语,但有可能会聊法语或者书籍。比如说谁要看《红与黑》,我就告诉他,这个法语本来是怎么回事,这个翻译的人怎么样,诸如此类。我一般不会太强势地跟人家讲什么的,一般会讲一些别的,顺便说说这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也不能滥施于人。
差不多十年前吧,我已经克服了那种和外界“接触不良”的感觉。其实就是对自己状态和周围状态的不搭,至于落差感和抱怨,我好像还真没有过,只是偶尔有些波动,确实也赶上周围人都比较包容我。
我觉得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这个“穷”不是指的没钱。“穷”指的是一种困顿,是一种状态,是一种自己不得伸展。你看繁体字的“窮”,底下是一个身一个弓,就是典型的一个象形字,就是一种得不到施展。那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就是典型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能“达”了,有一天能够伸展了,那么“兼济天下”也是用的“独善其身”时候的这些积累吧。就是咱们说的俗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而且我觉得,做的这些事情你并不去伤害谁,也不会去影响谁,你也不必就像个道学先生板着面孔。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招谁惹谁了,对不对?可能有些人觉得,你比较怪啊什么的,但这没关系,他说他的你弄你的,时间长了他也就不觉得了。
图书馆的人群里,貌似波澜不惊,其实汹涌澎湃
来图书馆的人群,你如果不留心观察,会觉得就是一潭静静的死水;你要是去主动观察,就会发现这里貌似波澜不惊,其实汹涌澎湃。
因为来的人,除了个别休闲的,大多数人目的性挺强的,有的是高校学生来写论文和查资料的;有的是上班族准备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或者给自己充电的;有健康出了问题,到书里来求医问药的;还有一类像“失意文人”的群体,他们几乎每天都来,能从言谈中感觉出来,他们看书不少,但因为定位不准,一直没给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所以到图书馆是来寻找方向的。
有读者来借书或者看书,我会比较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些书?是写论文、写报道,还是说基于兴趣?我还会想知道,他对那本书、对那个领域到底了解多少?会不会是专家,或者就是个小白?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都能产生思想的火花。因为多数情况下,看书学习都是一个人的行为,就好像练武术,得有个左右互搏的阶段。如果能找个人过招练练,对方又刚巧是个程度差不多的,这样更棒。
以前我们馆一层有个外文工具书的区域,书的内容不是像小说那种,可读性不强。有个老奶奶,一本一本看俄文大百科。她还在A4纸上抄写俄语词条,“核反应堆”之类的词条。她每次都拿特厚的一摞纸,抄得特别整齐。她应该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能感觉出来,她知识的专业性和对俄语的驾驭能力非常人可比。
后来这块区域改造,外文工具书没有了,换成了哲学书目,她就再也没来过。我对她印象特深,但是很遗憾没机会聊聊,我很想问问她,都是抄了些什么内容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读者,还有一位老先生。我认识他是2010年前后,他那时候刚退休,想学英语,他用莎士比亚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译本对照着看,但发现有些中文翻译的句子反推不回去,就拿来问我。
后来这位老先生身体不太好,行动不便,严重到都没法走步行梯了。他如果要上三楼的阅览区,得搭乘外面的电梯上来,然后我们再把三楼的门给他打开。有一次他来国图,就是为了问我个英文句子,问完转身就走。他走向门口的速度非常慢,就那么一点点挪着。
我曾经听说,一些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先生,居然还记得自己的学问。像季老(季羡林)是98岁逝世的,离开的前几天,他还在看《罗摩衍那》。我是很相信这种事儿,将来如果我得了那种病,可能话都说不利索了,但是我的意识里会永远留着我学过的语言。
如果我能活到90来岁,如果我还在坚持、还能表达,如果那会儿还有类似《但是还有书籍》这样的节目,他们再拍一个那会儿的我,我再跟他们讲对于学问的这些“观照”,相信我的理解一定会更深。
文/本报记者 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