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吴京实习生昌泽宇陈灿杰。

有油井的互联网“大厂”是指最近通过“攻坚”攻克整个奋斗、一个项目。她所在的部门没有人能在晚上10点之前下班。这个“工厂”不需要打卡。所以上午10点30分过后，很多人才陆续出现。

"明目张胆。"刘静描述了同事的迟到。领导也恭恭敬敬地督促。“以后能早点做吗？”" "

平时大家都不敢这样做。在“大工厂”里，每半年要做一次评价，满分5分，1颗星，2颗星，前途无望，只能离开。刘正形容自己累得“睡不着觉”的——，在工作中躺下的时间太短了。她醒了，又是在单位的一天。从十点到深夜。

有油井的部门平均学历高，同事们也经常调侃，自己在流水线上是“打工仔”。

程序员刘基告诉记者，“大厂”的技术部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修改微信签名。今天是“易燃易爆”。" "

晚上十点多了，他在公司会议室接到记者的电话，一半同事还没有下班。

良心的谴责被领导人看到了。刘甲修改签名也不尝试，总是一连串的电话号码。“有问题，请咨询。”" "

2017年10月11日，一名程序员找到了安静的角落，安静地处理事情。人民视觉资料图

“工厂”

这是迟钝的痛苦。刘正回到宿舍，抱着手机擦了明星视频，直到凌晨。她说这是必要的“治愈”时间。

她专门去吃了“苦”的“瓜”。综艺新闻里小鲜肉学跳街舞，扭轴排练，累了就叫救护车。她没有时间看节目，只能反复看5分钟、10分钟的视频，看他们接近自己的极限，让别人开心。还有那个港口之星。特别是香港wifi TVB的女明星，回忆起自己拍电视剧，整夜背台词。

我对这个世界一直很愤怒。“刘正说。”看到即使是那种阶层的人，仍然面临着枯燥高压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共同点的痛苦，有点放心。" "

根据 《2019年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的数据，每周平时加班时间超过10小时的白领超过20%。

刘正追的明星告诉媒体，自己的择偶观念是——只要是女人就行了。他太忙了，生活又要关闭了。

但是他们是娱乐圈的领军人物。应对互联网产业，“封面也是公司高层”，怎么能和他们的互联网兼职一样呢？

油井所在公司的大领导最近又考虑开发新项目，提出了几句话。这件事层层下达，产品、运营、战略各部门争相报告说：“一个月飞了十多份。”还有更多正在准备的报告。

这就是她参加的“攻坚”。不同球队奋力比赛的人都不下班。

一阵虚无掠过油井的心头。晚上10点将迎来出租车高峰期，她一定赶不上——。她总是同时盯着四五个研究，复出，做图表，有时晚了，指导她发问卷的下游企业做PPT，大致讲意思，对方整理城门。

刘静的上级个性很强。刚入职的时候，她总是被指出报告太差。现在催她的报告仍然等于催命。但是刘正又要感谢他——。他能从其他队“抢走”工作。

写了更高级别的领导认可的报告，只有领导的年终报告有话要说。整个团队都可以晋升，避免行业内“35岁淘汰”的魔咒，“上升到一定级别就比较稳定了”。刘正肯定地说。

即使没有“35岁被淘汰”，也要尽量提升。否则，这么大的工作量，35岁的身体能承受吗？

即将30岁的刘甲晚饭后还要经常开会，整个团队讨论了如何更稳定地改变整个后台系统。

他所在的“大厂”正在迅速扩张，并在短短几年内与早期创立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一起唱着“板子”。它的总部大楼也总是引导路过的人深夜停下脚步，拍照，发送社交平台。“绝对的。”今年1月，一位微博用户在22点15分晒了楼门口的汹涌下班人群。“这时候交通堵塞竟然是个小高峰期。”

刘凯总是对接更急的产品经理。很多产品在用户高速增长阶段也在高速变化。程序员是不够的。产品经理希望后端程序员优先考虑与自己产品相关的工作。

"但是'大厂'的节目就像蜘蛛网一样."刘甲说。“你的数据流向我，我处理，我进入下一阶段。我平时只负责一小部分，很多水晶要和别人沟通。“大工厂”生产的不同产品相互链接，每个页面设置都在不断修改，小设置的修改与多个段落相关。

“这种变化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刘甲给对接的产品经理发了信息。

“下周能交吗？对方回来了。

「你别想了。刘恺说。他不经常反驳产品经理给的时间，有时会说：“你想找我的领导向他反映一下吗？”。

理想情况下，产品经理努力找到他的上司，给他更多的人手，但有时领导来指责他。“这件事交给我做吧，两个小时就做完了。”" "

“这样的变化，给他两个小时，哪里可以写？你可能认为我是男人，但直接骂人的话效果显著，我也面试过了试用期。”刘甲觉得领导的话有点夸张。

“是我不够好吧。”他又想。这样的心理活动屡屡发生在回到家的深夜，在这样的深夜和记者聊到戳心窝的话，这个疲惫的程序员眼里噙满泪水。第二天，他还是会去上班，不然哪有钱呢？

挤压

领导也有压力。刘铠接着给自己“上课”,“leader”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对内对外都不给好脸色，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至少我现在没房贷，所以随时可以离职。但是如果有房贷，又人到中年，他能到哪里去？”

刘铠对记者说，他眼中的互联网企业讲究“多快好省”，比方说，如果今年某款产品营收做2%的增长，就能实现赢利，“大厂”的人肯定会觉得：“不行！两个点太少了，要实现十个点的增长。”

用户就像地盘。企业忙不迭地占领每一项新业务的山头，把自己的小旗插上去。增长的要求逐次下达到每一层，员工证明自己价值的时间在变短。“一个产品给你做，六个月做不出来，那就下课吧。”

严重的增长压力，导致“大厂”流水线上的各个环节不时发生刘铠遇到的“挤压”。这家“大厂”的另一名员工也对记者描述，不仅产品老在责难程序员，卖广告位的销售人员拉来各种“烂”客户，“冲几百元就走”，也能把产品一方气得骂娘。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拦住这些“烂”客户上线，为此，不惜再把“锅”甩给内容审核端。特别是月底，经常发生一场乱战。

实时变动的用户数据也把焦虑感传递给俞静。有时候，她带着供应商做的PPT去开分析会，旁观产品经理训斥他的下级——产品表现不好，年终奖会少拿分红，而且晋升可能性变小，更对35岁的到来感到忧虑。有的事发生得太快了。俞静说，半年前还春风得意的产品经理，最近突然满面愁容。

他们也纷纷到俞静这里“排队”，都希望俞静先做与自己产品相关的研究，情绪太差的人，对俞静没有好言语。

“下一次升职很可能会卡着我，要做答辩，要说自己这些年有哪些业务思考，哪些方法论的突破……”又有短期的工作量，又要做长远的规划，于是，俞静也老在和产品经理争取时间。她感到心力交瘁。

从前在“985”高校，俞静是惊人的好学生，曾打算继续读博，吃过很多苦。刚进“大厂”上班，俞静有一种“苦海”里“上岸”的感觉。“大厂”里有明亮温暖的免费健身房，有随便吃喝的晚餐、水果和零食。

然而“大厂”太忙碌。她和产品经理对接，没听得太懂，多问了几个问题，对方可能就会“很无奈”地重复一遍之前讲过的内容。后面，可能再发生撕扯，双方开始“对账”，当时他说了什么，她又说了什么。

多数时候，她也没有很严重的恶感。毕竟，她学生时代一直在严厉的教育环境里，“我上学的时候，也总是挨骂。”俞静自以为非常“抗压”。这也是在“大厂”工作的必备素质。

另一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一名员工觉得，“大厂”里的考核比外面更严。

“出了错，何止是责怪你，”她说，“可能你在原来的单位出错，领导会找你谈话，说你几句，但互联网的责怪方式是，你要写bad case，围绕怎么失误、以后怎么避免，然后在众人面前讲出来。”

她觉得战战兢兢。“怪兽遍地”。

“淘汰”

“有没有想过，如果多招几个人的话，就不会是这样？”记者问刘铠。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刘铠说，“公司要是增加人员规模，直接挑战是薪资要增加，另外是组织结构要提升，有一个理论是一个人能管理的直接下属上限是10到12个人，招十个基层小工就得再招一个第二层的工头。”

2020年11月7日，山东青岛，大学生通过扫码了解企业用工信息。

刘铠说，自己读大学时，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简直是个‘巨婴’”。那时候，由他带队在《魔兽世界》里打大boss，一只很大的怪兽。“我就差给你上一个游戏截图了。”如今说起自己的战绩，他还是很骄傲。

“怪兽的机制特别复杂，要是队伍里有人犯了一个错，所有人跟着陪葬。”当年，血气方刚的刘铠整天面对屏幕训斥自己的队员，骂人家打游戏不努力。刘铠想，要是那种个性坚持下去，是不是现在自己也是一个令人生厌的“team leader”？

但有一回骂人以后，刘铠的队友找他说，人各有生活，其他人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比如找个女朋友，哪里像你，整天在游戏世界里驰骋。

从此刘铠学着将心比心。即便满腹冤屈，他仍下意识地为公司考虑。比如，“大厂”的行政流程有时比在体制内更繁琐。刘铠给公司“找补”，都是几亿、几十亿元的交易，要是出个小纰漏，那股价可不得大跌么。

他好像并不愤怒，而更恐惧。他最近活在深重的焦虑感里，想象着35岁的自己工作量退步，仍是个基层程序员，领导来劝退他：“我们觉得你这几年没有什么进步，我们不需要你这样不追求进步的人。”到时候，自己该怎么办？

少有受访者见到35岁互联网员工遭到淘汰的实例，但并不妨碍这种说法相当流行。一名程序员对记者说，目前企业处于上升期，还在大批招人。但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张，以后借裁员的名义辞退中年人，有什么不可想象？

这名员工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不仅忙产品，也忙计算机论文；但他们仍然认为，互联网的进步速度不及从前预测的快：“目前技术突破以及需求挖掘的情况都不乐观，可能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只配卖个菜。”

在对提高技术水平的需求不大的情况下，年龄增长，势必工作效率减慢，这名程序员深感升职渺茫。“除非领导猝死了。”他调侃道，这样能给他腾出一个位子；如若不然，未来自己严重减产，公司可能赔给他钱，找比他效率高的人顶他。

他对记者抱怨，自己想提高技术，往领军人物的方向发展，可是，现在加班太多了，根本没时间学习。

对于更多的互联网人，直接的经验是——基层招聘只要年轻的新人，“老人”进不来。刘铠说，各“大厂”仿佛对好了台本，就特定岗位挖其他“大厂”的员工，只挖级别低或平级的，他们想“低就”找工作也不可能。

没有人否认互联网行业工作强度大，而且“只上不下”，只是，刘铠不时地失去上升的信心，很多人没有。比如，与俞静同公司的小吴也工作好几年了，看上去兴致勃勃，他说，拼多多来挖过他，但他打算在现公司升一级再走。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回家以后能干什么？”小吴反问记者，“回家也不过打打游戏，一个人待着。那为什么不在公司里待得晚一点？”

同样加班，俞静的“螺丝钉感”很重，而小吴觉得自己骑到了一头巨兽的背上。这样的想法不在少数。有受访者对记者说，她觉得自己能参与改变世界。

但是，他们在入职前都考察了特定公司和岗位对人的消耗程度，不至于加班加到心慌气短。之前，小吴在BAT之一的某个视频团队当实习生：“通宵不睡，搞欧洲现场的视频直播。”他理性地退了出来，换了一个无需通宵的职位。

茫然

忙碌起来，俞静偶尔觉得，自己也可能倒下。她累极了。

此外，令她倍感不愉快的是，她觉得自己对人冷酷起来。俞静对记者强调，部门气氛还好，那种令她感到惊恐的变化，发生在她与不那么熟悉的人之间。

除了与业务部门就时间表“杠”来“杠”去，俞静现在熟练地骂起自己的实习生和代她做PPT的供应商。“你这个东西写得太差。”夜间8点，“大厂”的窗外灯火依稀，俞静语气冰冷地给人发信息，“11点半改一版出来。”

她知道，收到信息的人会像她以前一样，一阵震惊过后，熬夜改报告、PPT。“可是，我如果不这样催他的话，我就得自己从头做这个东西，而且就算我已经催了他，我自己还得通宵。”正在“攻坚”的俞静“忏悔”道，既崩溃又不甘。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一女孩连续加班半个多月后，在生日当天难得下班早一点，打车回家路上却突然被喊回加班，一时忍不住崩溃大哭。

从前俞静读研究生，想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学术界争地位。她写论文，为了迎合学术潮流，反复改研究思路，给其他学校的知名学者写邮件，试探又试探。她觉得自己要抑郁了。

后来她发现，那样的生活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同样是天昏地暗，与各式数据为伍，但在学校里，她还关心一些大问题。她试图考取博士不顺的悲伤是那么寥廓，当时一直在网络上更新自己的心情，写“无病呻吟”的东西，与一些学术同好一起叫苦。当时的她哪里知道，那也是一件奢侈的事。

现在俞静打开公司内网。论坛里的热门文章简单粗暴——“30岁，买不起房，周末只想休息，没有朋友，怎么办？”俞静找不到答案。

“要不就回老家教书。”刘铠为35岁可能被淘汰的自己想好了一条退路。他想起自己的高中老师，教一两个班，在职责范围内把工作做得很好，业余时间，买各种便宜东西，去菜市场挑菜，待遇在当地不错，又有社会认可度。刘铠羡慕他们。

“我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有用的人。问题是，我有没有用，不由我自己评价。”

他生气起来。要是公司敢辞退他，他就告公司去。然后，“公司会卡我的离职证明，会一直拖着我的官司，不让我找新的工作，拖个一年半载……”

“我在北上广，追求有房产、有车，有结婚的必需品，这种东西能给我带来一些归属感，保证我的社会地位。”他又说，“我的财力现在不足以支持我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现在的目标。”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目标离我有点远，我要买房，也许还要打拼多少年，然后再考虑结婚、养娃。”

二三年前，他遇到过一点感情问题。然后，刘铠换了一个城市，逐渐走进“大厂”，带着对“亲密关系、家庭生活”的朴素憧憬。

前述刘铠同事对记者说，对于一些学历不高的同事来说，“加班是他们最大的梦想，甚至要发个朋友圈庆祝。”

他看那些销售人员，实现了业绩翻倍，“在公司里搞庆祝活动，像学校运动会一样，头上绑根红绳敲大鼓，嗷嗷叫”。

刘铠反复说，社会对人评价的体系太单一了，似乎只有买车买房才算成功。但究竟是社会的评价，还是他自己的追求，他也说不清楚。

凌晨一点，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大楼里依旧灯火通明。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喻琰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张小莲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