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州

引言

联合敌军事件发生至今已有50年了。50年前的1972年2月19日，日本新左翼派联合敌军的5名成员为了躲避警方搜查，进入了长野县京正泽地区名为“浅间山庄”的企业别墅，将山庄作为守卫堡垒，以管理者的妻子为人质，以随身携带的枪支和管状炸弹为武器，与警察机动队进行了持续9天的攻防战，山庄最终在攻防的强压性突入中沦陷，5人全部被捕。对事件的关注在日本造成了万人的空巷局面。电视媒体通过对事件的连日直播，至今保持着历史最高收视率。事件正朝着日本新的左翼运动悲壮的结局发展，在日本战后历史和同时代的集体记忆中也留下了浓厚的色彩。

但是浅山庄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除了事件本身的惊奇，部分原因是社会大众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政治时代”蒸发了尚未燃烧的热血。与后来的印象不同，大部分日本民众当初没有把事件视为恐怖分子的极端暴行。相反，事件发生时，社会舆论中涌现出抗议政府暴力包围、支持情敌成员抵抗的声音。僵局期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守山庄的5人是学生活动分子，认为有必要将他们与普通罪犯区分开来对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校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学生们跑到街上散发传单，敦促支持抵抗者，反对暴力镇压。面对体制方面成千上万的武装部队，五名势力薄弱的左翼青年学生发誓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的场面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上个世纪60年代，政府对美国越南战争的支持、为建设成田机场而强行拆除、官方背景化工业造成的污染污染等各种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反体制情绪，社会公众即使不直接参与反对斗争，也只能对怀有社会变化理想、公然反抗权力的左翼青年抱有同情。山庄最终沦陷后，对事件的积极认识没有减少，反而没有增加。被捕之际，被高压水枪浸透的5人被大量警察载出来，但仍以愤怒的眼神保持着抵抗姿态。这个形象通过媒体转播被人们熟知。被劫为人质的管理人的妻子在案件期间受到适当的待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作出任何不利的证词。这使得人们更加信任这些学生活动人士的正直和诚实。但是审问阶段暴露出的可怕事实使社会舆论发生了180度的巨大变化。

1972年2月28日，警察在高压水枪和大铁球的帮助下，对躲在浅间山庄的联合敌军成员进行了总攻。

据悉，从去年年末开始，包括5人在内的29名联合敌军成员为了接受武装抵抗所需的训练，进入了群马县榛名山建设山基地，共同生活。但是在此期间，共有12名成员在遭到其他同事的暴行后死亡。死亡原因包括长期虐待、被绑在户外冻死、匕首、冰湖暗杀、绳子勒死等。这一系列群体内暴力事件后来被称为“山岳基地事件”，与浅层山庄事件一起统称为“联合敌军事件”。由于极度恶劣的负面影响，1960年安保运动后激增的政治动能迅速变成了沉默。联合敌军事件彻底改变了日语中“左”字的色彩，普通人从此开始谈论“左”色。很多原来的左翼青年逐渐放下变革的理想，开始沉迷于消费社会和泡沫经济时代的纸术。今天，只要有Sealds [1]等青年学生的社会参与，各种保守人士就会从四面八方出现，声称不久将重演联合敌军的暴行。但是回顾这个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左翼运动的态度的不是浅山庄的攻防战，而是后来展开的那幅山岳杂志中地狱的图画。

这件事造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创伤，当然也深深伤害了人们的善良感情，因为我觉得以前摇旗呐喊都是白白付出的。事件似乎无情地揭露了无论理念多么崇高和真实，极端激化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宏伟叙事的自我瓦解，那么联合敌军事件的“从梦到毁灭”的展示过程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次具象化。社会学家看到，钱钟凯以大众观念中反对“现实”的东西的变迁为标准，分为日本战后的“理想时代”(1945-1960)、“梦想时代”(1960-1973)和“虚构时代”(1993)。把陷入犬儒的大众从行动领域象征性地推向了无尽的差异化游戏。

但是与此同时，事件的影响没有消失，这也是因为其中一个仍然笼罩在层层迷雾中。乍一看，这很奇怪。在对会员的公开审判中，公诉方向大众详细公开了事件的调查结果，英田横子、韩久红、食恒康宝等主要成员也出版了自己版本的回顾。资料的详细程度在过去的各种秘密组织事件中是不寻常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还没有对悲剧的原因达成共识，也没有明确指出为什么高等学府普遍毕业、本应与革命同志有相同友谊的人之间会发生这种可怕的虐待和杀戮。这种认知和心理障碍感形成了未知的恐惧，恐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摆脱创伤。半个世纪后，联合敌军的幽灵仍然徘徊在日本社会的上空，成为各种社会变化的原动力。

尽管如此，过去围绕事件的研究揭示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有助于我们掌握如何拨开云层，将故事推向最坏结局的一系列阴影。是通过联合敌军实现的。

员们那些晦涩的革命语言，山岳基地中的冲突呈现出了另一幅面貌——一场发生在本该和衷共济、同仇敌忾的男男女女之间的认同争端。而这一情形绝非什么陈年往事，而是在改头换面后反复上演直至今日。本文将尝试对关于事件的部分既有研究作一番介绍，以期能够承前启后地推进对该事件的反思。本文将尝试对关于事件的部分既有研究作一番介绍，以期能够承前启后地推进对该事件的反思。

一、“总括”活动及其暴徒

为开展进一步分析，首先有必要对基础事实进行一些简略回顾。联合赤军结成于1971年，由“赤军派”与京浜安保共斗革命左派（简称“革左派”）联合而成。在当时的众多新左翼派系中，两派同属采取武装斗争路线的最激进派系行列，虽然奉行“世界革命”的“赤军派”与主张“反美爱国”的“革左派”在斗争目标上有所不同。在合并之前的1970年前后，两派便各自组织了一系列引发关注的斗争。“革左派”成员先是从海上游泳潜入羽田机场投掷燃烧瓶，以阻止外交部长访美，后又袭击派出所和枪支商店，以抢夺武装斗争必须的枪械弹药；而“赤军派”则是为了筹集资金，对银行、邮局实行了多起抢劫活动。这些都促使警方加强对派系成员的地毯式搜捕，导致包括两派领袖盐见孝也与川岛豪在内的众多成员遭逮捕入狱。此后两派便在继任领导者——“赤军派”的森恒夫与“革左派”的永田洋子、坂口弘主导下合并组成联合赤军。在保留合法部门的同时，联合赤军的核心成员自1971年12月份开始潜入地下，在长野县榛名山的无人地带建设潜伏基地，并以即将展开的武装斗争为目标组织联合军事训练。然而在随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便发生了12名成员连续惨遭杀害的事件。

对成员们的迫害是在被称为“总括”的组织活动中进行的。“总括”是日本新左翼运动中的惯常用语，词义大致相当于“总结”或者“复盘”。“总括”一般在一些集体作战之后举行，内容一般会包括成员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以此反思作战成败并展望下一步工作。而在山岳基地里，联合赤军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给“总括”赋予了“使成员克服自身弱点以实现“きょうさんしゅぎか”，以尽快转变为能够参与武装斗争的士兵”这一全新内涵。为此，一旦某个成员被要求“作总括”，其他成员都有义务协助他进行自我变革，而这便包括了对其的殴打和凌辱。用森恒夫的话来说，这是为了使人“通过承受打击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性，进而觉醒成为战士”。成员们被要求坦白自身缺点或是过去行动中的种种问题，为了对这些问题加以克服，其他成员将对其施以拳脚，末了将其捆绑在严寒的室外进行反省。被要求“总括”的成员，大都是在暴力与严寒的双重打击下丧生。一些被判定为罪大恶极、已然无可救药的成员，则直接使用绳索、刀刃或冰镐予以“处决”。

（1971年若松孝二拍摄的纪录片《赤军－巴解人阵：世界战争宣言》中，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成员Leila Khaled讲述了自身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参与战斗的思考。）

毫无疑问，促成“总括”发生的并非其主导者森恒夫、永田洋子的某种私人仇怨，而是基于一种协助成员们快速成长变革的逻辑。另一方面，迅速告别软弱的自己而成为真正的战士，这也符合决意上山的激进成员们的自身期待，因而无论是“总括”要求的对象，抑或是被要求协助的其他成员，几乎均未对实施“总括”表现出什么抵抗，然而这依然令人不解：武装斗争或许确实要求参与主体的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杀人的地步？

由于成员间不存在明显纠纷，我们似乎只能把惨剧归因于某种集体动力学的结果。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至死的意识形态——日本赤军派》中，美国社会学家帕特里西娅·斯坦因霍夫便将分析的重点定位于组织形态及基地生活的环境因素。在她看来，“总括”类似于一种“自我意识增强活动（consciousness raising）”——共同在场的成员进行有组织的自我和相互激励，以期实现精神力量的提升。这一做法在欧美社会中的互助戒毒戒酒协会、病友会乃至减肥小组中都有广泛的运用，然而如果使用不当，自我意识增强活动将会逐渐失控，并最终导致可怕的后果。斯坦因霍夫认为，存在着三方面的因素，导致这样的失控无可避免地发生在了山岳基地之中。首先，主导者缺乏此类活动的组织经验。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为首的领导集团在高昂的目标引导下，不断要求对象进行更深刻、更彻底的自我反省，而其他成员之中也没有任何踩刹车的角色，暴力程度走上了不断激化的单行道。其次，其总括目标内涵过分模糊，缺少借以判断达成与否的客观标准。在实际事件中，森恒夫未曾认可任何人通过了“总括”的试炼而成功实现目标，因而一旦被要求“总括”，基本便等同于下达了死亡判决书。第三，山岳基地的封闭性环境也推动了事件的长期持续。愿意抛下世俗羁绊、参与山岳基地的成员们普遍高度忠诚于组织。即便中途出现脱逃者，也没有人在事发之前自首或告密。因而山岳基地的环境是彻底与世隔绝的，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能介入以阻止异常状况的持续发酵。

（岩波现代文库版《至死的意识形态——日本赤军派》封面）

除此之外，斯坦因霍夫还基于与美国的对比，指出了日本那种重视协调、强调服从的组织文化如何使情况一再激化。这些分析捕捉到了互动形式和环境因素如何最终促成了连环杀人惨剧。然而，这些分析却并未揭示在采取如此极端的斗争形式时，成员们究竟是在与自身和彼此间存在的何种事物进行对抗，而这又是基于怎样一种强制性的理想或观念。日本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曾积极参与过“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下属的学生组织，而赤军派即是从共产同中分裂出来的派系）的活动，在受到联合赤军事件冲击后，他曾写下《论麦克白》一文，探讨人类普遍追求的理念和价值，如何会逐渐外化并进而成为左右人之行为乃至生命的牢固枷锁。然而与《至死的意识形态》这个书名恰恰相反，斯坦因霍夫并未真正探索那种将成员性命玩弄于鼓掌间的理念究竟为何，因而也难以帮助人们反思自身是否同样仍处在这些无形的牢笼之中。

（文库版《她们的联合赤军——亚文化与战后民主主义》封面）

二、过早上演的认同冲突

这一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部分克服。不同于斯坦因霍夫那种组织社会学和比较文化学视角，文艺评论家大塚英治在1996年的著作《她们的联合赤军——亚文化与战后民主主义》中，将目光投向事件中隐含的时代与性别冲突。大塚尤其将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导集团中唯一的女性成员永田洋子身上。作为“革左派”的一把手，永田在联合赤军结成后成为仅次于森恒夫的二号人物，并积极支持和参与了森所主导的“总括”活动。在后来对案件漫长的审理合判决过程中，由于森恒夫于1973年初次公审前在狱中上吊自杀，在后来对案件漫长的审判过程中，永田便成为大众舆论中所有指责的最大承受者。在媒体报道和大众文化中，永田被塑造为一个性格歇斯底里，且对自身容貌有着自卑情结的女性。这种认识的形成尤其产生于她对第一位总括对象远山美枝子的攻讦。远山是老资历的赤军派成员，且与核心干部重信房子私交甚笃。根据成员们的回忆，永田在两派的联合军事训练后严厉批评远山，指责她将训练视如儿戏，且在山中依然保持涂口红、化妆的习惯，甚至在开会时摆弄头发，丝毫没有成为革命战士的精神自觉。在大众舆论的解读下，永田的行为是出于她对远山在容貌上的嫉妒乃至仇恨。事实上，这种对原赤军派成员的指责，包含着作为原革左领袖的永田试图在激进程度上与对方派系暗中较劲的成分。然而在这样的“胆小鬼博弈”中，森恒夫也绝不愿意让步半分。他旋即决定开展对远山的总括，并自此开启了十二条生命通向死亡的道路。

（若松孝二的电影《联合赤军实录》中永田（后排左二）批判远山（前排左一）的场面）

在大众媒体对事件的种种报道中，“丑恶善妒的女魔头永田”与“美丽善良的天真妹远山”这一对立形象变得深入人心。乃至身为公权机关，本应采用中性语言的审理法院，也在永田的死刑判决书中使用了“具有女性特有的固执己见、恶毒本性及施虐癖好”的语言来形容后者，并立刻遭至女权主义者团体的抗议。大塚则通过对公开资料的细致探究，对这一永田形象提出了质疑。

大塚是从永田的著作《续十六的墓标》中收录的插画谈起的。这些插画均为永田的狱中手绘，除了日常风物之外、也包含了对大和和纪的漫画《源氏物语》及往昔浮世绘作品的摹写。身兼漫画评论家的大塚指出，这些作品普遍体现出纯真可爱的“少女风格（乙女チック）”，画风像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花之二十四年组”少女漫画作品。这样充满女性气质的画作，竟然出自极左组织领袖、参与杀害12名成员的“女魔头”之手，这样巨大的反差令人大惑不解。那么，人们的认知究竟是在哪一环出了差错？

（永田著作中的部分插画）

大塚指出，在其成长历程中，永田虽然一方面受左翼激进革命理论熏陶，却也与同年代的萩尾望都、竹宮惠子等“花之二十四年组”漫画家们有着类似的成长环境，那便是经济高度成长、物质快速繁荣的六十年代日本大众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父权共同体束缚，在市场的消费活动中获得独立与性别意识觉醒，并进而有机会投身左翼运动。因此，七、八十年代遍地开花的少女漫画中体现出的奔放张扬的女性性，其实早已在永田、远山等新左翼女性成员的意识中生根发芽。

在《找“自己”游戏（「私」探しゲーム――欲望私民社会論）》一书中，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曾记载过一幕历史影像：1970年，曾有某位激进派女学生在参与街头斗争时遭到警察逮捕，照片一经媒体曝光立即引发民众热议。不同于人们对学生活动家可能会有的刻板印象，当时遭逮捕的这位运动学生带着一副蛤蟆镜、脚跨及膝长靴、下身着一条超短裙，而腋下夹着的则是当时刚创刊的女性时尚杂志《an·an》，俨然是位流行尖端的弄潮儿。在上野看来，这种装束诚然可能有刻意成分，或许是为了混入街市而做的伪装，但当事人无疑也是对这些流行事物乐在其中的。这便是山岳基地的女性成员所共享的那种时代心性。

在大塚看来，性别问题在引发事件的因素中占有极大比重，其程度或许要超过当事人自身所意识到的程度。与成员多来自精英名校、雄性气质强烈的“赤军派”不同，永田所率“革左派”多有来自医药、护理学校的女性。参与山岳基地的19名原“革左派”成员中多达9名为女性，而10名原“赤军派”中则只有远山一名。在意识形态方面，“革左派”的思想中也明确包含了对女性自立的追求。然而无论哪一派的女性成员，事实上都已然经历商业文化洗礼，并基于此形成了自我认同，只不过她们当时并不拥有为其命名的语言，而是基于革命理念认可了组织上对这一“小资产阶级习性”的压抑。因对自身外表（涂口红、摆弄发型）的关注而遭到“总括”要求的远山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其他几名受总括致死的女性成员的情况也如出一辙。从其他成员陈述的个人印象来看，这都是些性格“可爱（卡哇伊）”，给人以强烈“少女感”印象的女性，却也正因此而成为受激烈攻击的重灾区。如小岛和子在自我批判时坦白了自己过去遭到强奸的经历，被森恒夫指责说了太多当时的周遭风景，语调过于少女趣味。而大槻节子则是因为坦白了“曾动用募集来的活动资金私自买了喇叭裤”而被要求进行“总括”。这些支撑起女性自我认同觉醒的举动，在山岳基地的语境里，被视为需要克服的消费社会习性。而由于缺乏正当化其自我意识的话语，女性成员们自己也承认问题在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故而鲜有对总括要求的抵抗，这样围绕着观念的自我与相互纠葛，导向了虐杀惨剧的反复上演。

如果说对“小资产阶级性”的批判压抑了觉醒正当时的女性自我意识，那么森恒夫对她们的批判也并不能单纯视为为“灭私奉公”，而是包含着对女性性的嫌恶与排斥。两派联合之后，森在受到“革左派”所主张的女性主义思想刺激后，也曾在会议上公开表示要“反思自己至今没能充分思考过的女性问题”，然而旋即却立即申明，“可是女的月经时会流血啊，那不是很恶心吗？”并且进一步认为“月经带也没必要带，流经血的时候用报纸擦擦就行了。”这样对经血之厌恶的直白表达，暴露了森恒夫的厌女深深植根于生理层面。

在大塚看来，与浸润了全新时代心性的女性成员们类似，森恒夫独特的厌女也呈现出他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性。联合赤军中多数男性成员对女性的歧视表现为轻视其人格，并将她们矮化为单纯欲望对象的身体。体现在对女性成员的“总括”中，便是会在“援助总括”时以性关联的猥亵语言对其加以凌辱（这会遭到永田的严厉斥责），而森恒夫则由于对女性怀有生理层面上的畏惧和厌恶，因而拒绝接受那种“作为性欲身体”的女性性。森在主张其总括目标时所试图加以排除的不仅包含上述那种消费社会习性，还包括了具有性欲的女性身体。

基于这一点，大塚认为森恒夫正是一位过早地具有80年代御宅族式异性观念的人物。与森恒夫类似，御宅族并非是将女性物化为性欲对象，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对真实存在的女性往往心怀畏惧。当他们热衷于消费常带低俗趣味的动漫作品时，他们毋宁说只是在封闭的符号空间中满足自己的私人趣味罢了。到了90年代，二次元已成为泛滥着露骨性元素商品的亚文化领域，而这也引发女权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然而在大塚看来，这样的批判并未理解御宅文化得以成立的精神结构。在山岳基地中，在森“排除作为性欲对象的身体”的“总括”目标与女性成员们“反对物化女性”的要求之间发生了完全的错位，而这正是后来那些“宅男VS女权”对立事件的原初形态。

三、对大塚研究的质疑及反驳

大塚的研究不满足于停留在组织形态层面，而是直击引发冲突对立的理念和心性矛盾。且这一分析框架涉及到不同时代（“政治的年代”与消费社会）、性别乃至同性别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呈现出事件所包含的重重面向。在后续的讨论中，虽然也时有对这本著作的批判，但以笔者管见，这些批判都没有准确把握大塚研究的丰富内涵。比如小熊英二在《1968》中指出，大塚把“总括”的起因归于女性成员内化的消费文化，但12名死亡成员中只有4人是女性，且大塚也没有分析“总括”致死的男性成员是否出于同一逻辑。然而，大塚并未声称两性文化心态的对立是造成事件的唯一因素。并且在大塚的分析中，时代转变与性别意识的作用并非仅限于四名女性的“总括”死亡，而是形塑了森恒夫和永田洋子，正是他们两人主导了对全部12名成员的总括活动。上文已经介绍了森恒夫过早出现的御宅族式异性观特点。至于大塚对永田洋子的分析，可能还需要再补充几句，以应对另外一些批判。

在近期一次题为《从革命到“拉姆酱”》的座谈会上，评论家东浩纪将永田洋子的性格特点与其他开朗、“可爱（卡哇伊）”的女性成员区别开来。东浩纪认为永田生性认真耿直、在异性面前不善言辞。永田的文章中总是坦言自己对爱情的不了解，并会将最私人的恋爱问题直接联系上抽象的革命话语。因而东浩纪用自己常用的术语，将永田称为一位“世界系”人物。这是因为东浩纪对于“世界系”作品的定义便是，典型如同《你的名字》那样，其中刻画的私人恋爱关系，会不经由中间项（社会）地与关乎全体的“世界危机”、“人类终结”问题直接相连。永田回忆了自己在参与运动时期围绕女性解放问题的严肃思考，对那些驯服于父权秩序的“可爱”女性成员心怀忧虑。东浩纪因此批评大塚的研究没能察觉永田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性。然而，这同样是对大塚观点的误读，且暴露出东浩纪只会将对象纳入自身固有的思考框架，而无意真正走出去尝试理解他者。事实上，大塚的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永田特有的性格特点，而那便在于其中存在着“成功志向”对“少女志趣”的凌驾与压抑。永田成长于评论家江藤淳曾分析过的典型战后日本家庭，由一组“没出息的父亲”和“不开心的母亲”所构成。由于丈夫在社会竞争中的失败，妻子对丈夫灰心绝望，并转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出人头地之上。永田便是在其母“不要变成你爸那样”的唠叨声中长大，被寄予厚望地送往聚集着上流子弟的私立高中就读，逐渐形成了争强好胜、不让须眉的性格。这既将她引向了激进的社会变革理念，却也同时形成她对自身意识中逐渐觉醒的女性认同之压抑。这一矛盾性格造就其在事件中的悲剧性角色，也即处处不甘人后、给“总括”的暴力程度层层加码。虽然在观念上无法认同森对女性气质的全面否定，但那种认为“好女不输男儿”的求胜意志，使永田必须表现出对“きょうさんしゅぎか”改造的积极支持，并对显露出弱态的女性成员们恨铁不成钢，因而积极参与了总括活动。

尾声

从今天这个被宣告为已然“告别革命”的时代中回望，联合赤军事件正由于其语境的陌生化而显得愈发难以理解。然而正如本文回顾的研究中所体现的那样，这其实是一场我们自己时代的事件。其悲剧性结局的当代启示，正在于我们该如何才能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认可彼此参差多态的存在方式。诚然在紧随其后来到的时代里，消费社会彻底改变了价值领域，建立起一套基于符号消费而成立的认同系统，或者说是一系列以“为信仰充值”之对象而得到区分的平行宇宙。在其中，联合赤军式的冲突似乎无需发生，各种认同观念得以相安无事地同时存在。然而事实上，这种局面所带来的是不同价值体系间割裂的加剧与对立的极化，并且会间歇性地引发类似“女权”VS“宅男”这样的认同冲突。大塚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对立早已在山岳基地中发生，只不过独裁的组织模式和缺失的女性认同话语，使冲突最终走向了“左翼战士”对“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者是“男性性”对“女性性”的全面压抑。

但或许认同冲突也并非什么在所难免之事。时至今日，我们或许有机会反思消费市场所塑造的认同体系，该体系总会将个体设想为先天地保有某种认同或曰偏好，而不是能够在民主的对话之中动态地形塑自身观念的存在。然而如果我们基于开放、平等与尊重的原则来重塑讨论和实践空间，或许便有可能创制出一种所有群体都能借以推进相互理解与自我反思，并推动普遍性文化变革的替代机制。

【1】（全名为“自由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是成立于2015年的学生政治团体，成员大多为各地高校的在籍大学生。SEALDs基于立宪民主主义的活动宗旨，反对安倍晋三政权违背宪法精神的信息保密以及军事化法案，并定期在首相官邸前组织抗议游行。2019年解散。）

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