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建筑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超越时代的存在。与它相连的建筑物——美国国家美术馆东莞、卢浮宫“金字塔”、苏州博物馆.都用时间证明了永恒性。
2017年贝聿铭100岁寿辰前夕,本报发表了封面故事。记者李静前往培伙伴机构(培伙伴机构)采访了两个儿子——。建筑师贝建中和Belly谈到了建筑师兼父亲裴艺明。事务所对面的墙上有一张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公司。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庭的故事,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缩影。我父亲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老师回忆说,他父亲(贝祖)比较忙,所以小时候和母亲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母亲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中长大的。我大哥1944年出生,我1946年出生。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语。父母没有特别教我们汉语。因为他们迟早想回到中国。到时候我们当然会说汉语了。我爸爸来自上海和苏州,所以爸爸会说上海话,妈妈来自天津,她会说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粤语。我去妈妈家听他们说普通话。去爸爸家听他说粤语,记忆很有趣。
贝莉中:我们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但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仍然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很东方的观念。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妈妈周末也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或举行其他活动。妈妈去世后,我们仍然经常和爸爸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另一方面,我父母接受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的英语都很好,可以说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生活。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能力对我父亲的职业生涯也有帮助。
费明的儿子贝利中(左)和贝根中(超中拍摄)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仅是吴宇出身,哈佛大学也毕业了。为了费明老师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爸爸曾经说她是他的“最好的顾问”,妈妈对爸爸的事业和全家意味着什么?
贝里中:我很高兴你问我妈妈的事。我相信爸爸也会为此高兴的。在很多家庭中,女性的角色都被丈夫所掩盖。在我们家庭里,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爸爸总是在外面忙。那时我们上寄宿学校,妈妈和我们很亲近,但一方面孩子们和爸爸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他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妈妈也经常把我们聚在一起,夏天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1984年,费明明(右2)成为法国艺术学院外籍院士,与妻子(右1)一起参加了封礼。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优雅、知性的女性。她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坦诚对我父亲很有帮助。妈妈在建筑方面也有造诣,所以当时在哈佛学了景观设计,所以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难。她有很好的品位,总能把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信她也帮助了爸爸小时候的工作,给了爸爸很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非常可爱,同时也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方面,我母亲参与得比父亲多得多。她很进步,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父亲更内向,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和我妈妈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有名了,对自己的言行要更加小心。因为要和很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和父亲的兴趣一样。她更多地参与父亲的工作,父亲相信她的眼睛。在这方面,我不认为母亲被父亲“掩盖”。
贝聿铭和妻子卢舒华
三重生活周刊:你对爷爷贝佐有印象吗?
贝利中: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很久,但我们有很温暖的纽带。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一年可以见几次面。我爷爷像我爸爸对待他的孙子一样对待我们,非常温暖和慈爱,他总是呵呵笑。
我父亲和我女儿关系很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面了
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建筑师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三联生活周刊: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作“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内留影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三联生活周刊:贝礼中先生负责过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香港中银大厦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国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香山饭店内景(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事务所现在发展状况如何?互相之间是如何分工的?
贝建中:我们是一家中型事务所,规模并不算很大。我有我的团队,三弟有三弟的团队。我们的相处原则是这样的:我可以对他个人进行评论、建议,他也可以对我评论、建议,但我不会评价他的团队,他也不会参与我的团队。即使是客户,他们也想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在同哪一个“贝先生”打交道。如果混在一起,团队糊涂,客户也糊涂。如果说分工,我在医疗建筑上面投入得更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贝聿铭八十年代在苏州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好奇的一点是,贝家第三代还会继续选择做建筑师吗?如果那样的话,将是一个传奇。
贝建中:连续三代都从事一个职业,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很难。孩子们都长大了,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职业。
贝礼中:我的女儿还需要学习很多。就像我父亲对我一样,我不对她施加太大的压力,或告诉她应该做什么。我希望她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热爱它。我希望能为她提供最多的机会,但她又能自主地做出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