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hristine Levy；译/龚思量

编者按：在2021年10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总选，女性候选人当选人数下降到45人，较2017年减少了2人。尽管女性主义者希望该法案能够要求各党派提供同等数量的男性与女性候选人，但在右翼议员的强烈反对下，这一要求未能得到落实。此外，日本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女性长期从事兼职、短期、临时等缺失保障的工作；政治家和保守派公开发表性别歧视性言论；对性犯罪处罚不力等问题。因此，日本女性主义者展开的#MeToo，#WithYou运动为那些沉默的女性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她们团结在运动之下，努力推进日本社会的性别平等。但距离这一远大的目标，日本的女性主义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作者Christine Levy是巴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的研究员。

日本众议院

2021年10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总选，是自2018年推行《政治领域的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后的首次众议院选举。然而，在众议院当选的465个席位中，女性人数下降到45人，较2017年减少了2人。而在2017年，日本在193个国家的政治性别平等排名中位列第163位。女性主义者希望该法案能够要求各党派提供同等数量的男性与女性候选人。但在右翼议员的强烈反对下，该法案仅仅要求政党“尽其所能”去实现候选人的性别平等。

执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中只有9.7%是女性（33人）。第一大在野党、中左翼的立宪民主党有18.3%的女性候选人（44人）。日本共产党在候选人性别平等方面表现较好，女性候选人占35.4%；社会民主党的女性候选人占到60%，但其总共只有9名候选人。

日本的女性主义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女性要求更容易接受教育的途径以及更大的政治权利。作为明治时代（1868-1912）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从1872年起日本开始普及小学教育，小学教育也成为了所有人的义务教育。1886年的一项法令要求地方当局提供中等教育。然而，直到1945年后，日本的多数大学才开始接受女性学生。即便如此，直到1995年，大多数女性都在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学习。在日本，所有人都记得2018年的丑闻，当时东京医科大学（私立）承认，为了限制女性入学比例，学校多年来一直在降低女性申请人的入学考试分数。（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女医生的比例非常低）。

在1925年，日本开始“普及”成年男性选举权后，妇女开始要求获得属于她们的选举权。但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她们解散了自己的运动组织，加入了爱国妇女协会。此后，在1942年，她们被要求加入大日本妇女协会（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加入）。对日本女性运动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尽管战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但保守右派对权力的垄断（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几乎连续执政）成为了性别平等取得进步的障碍，导致性别平等运动在社会态度转变和政治改革等方面陷入停滞。

即便如此，近年来还是出现了变革的迹象。2021年1月，女性主义出版商E的创始人松尾明子（Akiko Matsuo）在东京开了第一家女性主义书店。2019年3月，松尾和女权主义作家北原稔（Minori Kitahara）发起了日本的#MeToo，#WithYou运动，呼吁对四名被控性侵的男子的无罪判决进行示威。

被无罪释放的强奸犯

2019年，名古屋地方法院宣判一名男子被控多次强奸其13岁至19岁的女儿无罪，并称“有理由怀疑她本可拒绝”。同在2019年，静冈地区法院裁定另一名男子在12至14岁期间强奸其女儿的罪名不成立，因为她的证词“不可靠”。

福冈地方法院宣判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在灌醉一名女同事后强奸她的罪名不成立，理由是他无法判断女性的状态。而静冈地区法院宣布一名男子在殴打一名妇女后强奸她的罪名不成立，称男子不可能知道她的不反应并不意味着同意。

示威活动结束后，前三人最终在上诉中被定罪。从那时起，每月一次的“鲜花游行”（Flower Demos）已经成为强奸和乱伦受害者发声的论坛。正如同北原稔所解释的那样:“多亏了WithYou，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她们的声音并相信她们。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让她们说话。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让每个人都可以讲述她们的故事的地方，并能够对她们表示声援。”

正如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者为“减少日本对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容忍度的斗争”始于几十年前。女性运动正在与歧视作斗争：女性主义者于1999年成立了一个协会，“谴责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的性别歧视言论”，并且其他公众人物的性别歧视性言论进行排名，呼吁在公共领域中消除此类言论。2021年，排名第一的是自民党前首相森喜朗（Yoshiro Mori）和自民党国会议员杉田水脉（Mio Sugita），后者以反女权主义和反LGBTQ的言论而闻名，她曾说2019年的无罪判决是合理的，因为妇女会在性侵犯问题上撒谎。

在两天内收集到的11万个签名

2021年2月，时任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森喜朗发表了有关“有女性在场的会议时间太长了”等歧视性言论，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第二天，一份呼吁对他进行“适当的制裁（appropriate sanctions）”的请愿书在两天内征集到了11万个签名。共同社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0%的日本人认为他应该卸任委员会主席。一些奥运赞助商和名人由于他的言论而与他保持距离，一千多名志愿者拒绝在奥运会期间提供帮助。尽管获得了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Suga）的支持，森喜朗还是被迫下台，这是自民党的重量级人物首次因性别歧视行为而辞职。

森喜朗

2021年2月6日，Choose Life Project在YouTube上直播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论坛，其题为“不要沉默”，并加上了“#わきまえない女”，“一个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女人”的标签，它被用来质疑这种“女人的位置”的观念。25名作家、出版商、非政府组织成员和活动家被邀请对森喜朗的言论进行评论，特别是他关于女性 “竞争”的言论（这在国外较少被宣传）。森喜朗曾表示，“而且女人竞争意识强，一个说完另一个也一定要说”，该委员会包括七名女性，但“幸运的是，她们都知道如何行事。”与会者一致认为，自民党没有能力带来变革，现在是反对者发言的时候了。

相较于年长者，日本的年轻一代更开放，更关注环境和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等问题。活动家Tamaka Ogawa表示，她在2013年因一篇为职业母亲辩护的文章而受到侮辱，一些人将她称作“肮脏的女权主义者”（kusofemi)。她在之后加入了女性运动。

日本的出生率正在下降，人口正在经历老龄化，许多年轻人的工作不稳定且工资很低，这些都成为了日本的主要问题。2020年，日本只有不到3%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是在日本，民众做出结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男人的供养能力，尽管人们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

二战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迫使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M型曲线（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结婚或生孩子后下降，随着孩子长大再次上升）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日本女性往往会在30岁而不是25岁首次退出劳动力市场。

自1986年以来，日本就规定要求妇女在结婚或生孩子时辞职属于非法行为（大多数公司曾经让女性员工签署一份同意这样做的合同）。尽管政府自2012年以来开展了促进工作与家庭实现更好平衡的运动，但即使在今天，也只有38%的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重返工作岗位。

“职业”和“非职业”工作者

1985年，日本国会批准了联合国发布的《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并通过了一项平等就业机会法。但是，公司老板通过发明一种双轨制来规避该法律，即在公司设立“职业雇员”（sogoshoku）和“非职业雇员”（ippanshoku）划分，前者可以获得晋升资格，后者则不能。女性在被雇佣时必须选择自己的职业轨道，但选择“职业雇员”意味着要接受长时间的工作，还并像她们的男性同事一样，经常搬迁到省级办公室，这让她们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日本大阪上班的人

在日本公司中，只有约9%的中层管理人员是女性，而在高级管理层，这一比例要低得多。政府数据显示，日本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40%降至2020年的24.5%（法国为16.5%）。但这更多是，由于在过去20年中男性薪酬的下降，而不是女性薪酬的上升。而且，女性经常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包括兼职、短期、临时等），工资不到男性平均工资的55%，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

部分原因在于1986年通过的两项法律。第一项法案提出，只要配偶的另一方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9000美元），就可以享受380000日元（3300美元）的个人所得税津贴（家庭主要收入者可以因为配偶是受抚养者而获得大额税收减免），这一规定对妇女兼职工作的报酬造成了巨大影响。另一项则是将临时合同合法化，在此之前，关于临时合同对合法化一直被禁止。在1986年，这一项法律仅适用于13个部门，1999年起适用于26个部门，2015年以来适用于所有部门，这项法律主要影响了妇女和年轻人的工作。

这凸显了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背景下，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出发了混合信息。2012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提出，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振兴日本经济的一项关键结构性改革，称他希望创造“一个所有女性都发光的社会”。女权主义者仍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自民党在去年选举中的胜利对日本女性而言是一个挫折，因为与2017年相比，当选的女性候选人减少了，但#MeToo运动正在激励女性动员起来反对性别歧视。但总体而言，日本女性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