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联想和号称“教父”的柳传志再一次被推到了舆情的风口浪尖，所谓“再一次”，是说联想被推到舆情的风口浪尖并不止这一次，上一次大约是2018年，一个关于“5G”投票的“内幕”被公开后，联想便成为了很多网民心目中的“卖国贼”。究竟联想把票投给高通算不算“卖国”行为，大约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主流的定论，反正联想自己不认账，非但不认账，“教父”柳传志还愤怒地喊出了“保卫联想”的悲壮口号，接班人杨元强也尽力解释：联想不是一个中国公司，联想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似乎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不投中国公司一票很正常，毕竟参会的那么多的国际（化）的公司，没有投中国公司一票的很多，联想有联想的利益......。
上一波舆情当中，柳传志“保卫联想”是否胜利，杨元庆的解释网民是否满意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可以看见的现象是“联想手机”的业务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时隔三年，联想又被“盯上了”，这一次盯上联想的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南。
关于司马南本人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这位当年的反伪大师如今算是宝刀不老，其锋芒其实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手撕伪气功。当然，事情的起因我们吃瓜群众无从知晓，但这司马南“六问联想”几乎是“字字诛心”。
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涉及到“信息安全”涉及到“资不抵债”，当然还涉及到“高管高新（离谱）”以及“问题金融”，还有一问------联想算是“高科技企业吗？”
司马南厉害！
厉害归厉害，但我个人认为，司马南的“六问联想”还是要冷静客观地对待，当然能够有这六问，司马南果然不“浪得虚名”。
司马南对联想的“六问”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也是很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不是靠汹涌的“舆情”能够解决的，但一定会引发广泛的公众思考。
中国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很多，一个从公有制成分占比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经济体系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改革转变为非公有制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几乎是必然的。
其实，“流”和“失”应该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肯定不会是“流”必然“失”，而“失”必然是“流”造成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没有“流”的前提下，国有资产的“失”也是有一定规模的存在，而即使是“流”了，国有资产的“得”也很多，不然的话，“资本或资产的转化转换”就会变得毫无疑义。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其前身都是“公有或者劳动人民集体所有”，这些企业的身份或者资产性质的转换带来的是企业的振兴以及税收的大幅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看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税收的高低代表企业的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利润的多少大概仅仅代表企业发展的后劲的大小，也就是企业为了发展而做出投入的能力。
由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一个“三产”改制成的联想，其身份从纯国有（公有）转变为民营（私有），国家受让了国有资产，得到的是“联想”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计算机终端制和销售的造跨国公司以及很丰厚的税金，国有资产究竟是“流失”还是增值，还真的是“远看成岭侧成峰”。
包括倪光南在内的联想的创业者们，当年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简陋的条件下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努力一步一步地前行，联想能有今天，有倪光南们的功劳也一定有柳传志们的努力，至于是“技工贸”路线还是“贸工技”路线，本身是见仁见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其实一直走的是“贸工技”的道路，直到近些年我们才开始真正地重视“技工贸”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联想即使走了“贸工技”的路子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更不要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同时，拿华为做对标，既不适当也不厚道。
倪光南们尝到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甜头，走“技工贸”的路就是必然，而看到了“贸工技”的前景的柳传志必然会坚定地沿着这条路来走。当然从一个企业的选择来看，两条路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没有绝对的错和对。到今天为止，柳传志是成功的，但不代表“贸工技”的路今后也会一直成功，联想缺乏后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不也意味着当初选择“贸工技”的路是错误的。任何选择的正确和错误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的评判都是不厚道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非是简单的“秋后算账”。而这个“账”在开春和秋后肯定算的角度不同，当年的国有股份买了二十几个亿，只能算当年的账，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不太合适。这就像房子一样，北京当年的一套四合院也就是万把块，而如今呢？
“买定离手”是基本的规则。
联想究竟是资不抵债还是“资能抵债”，需要一个专业的权威的判断，这种判断有它自身的标准和规则，一些数据能否成为“证据”还是要交给法律。我相信联想欠了供应商很多钱，因为联想是一个“组装企业”，外购、外委的比例应该不小，欠钱似乎是必然，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拖欠供应商货款的行为，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但如果这种拖欠是一种恶意行为那是不可饶恕的，被拖欠的企业需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联想也不例外。
至于联想集团涉足金融行业应该是不奇怪的，同样有很多的企业也在做这样的经营布局，比如搞房地产的、搞钢铁的、甚至是一些文化产业都有这种现象，只要不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就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说了这么多，似乎联想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或者质疑的，其实不然。一个在两次舆情面前被“墙倒众人推”的企业，肯定是出了问题。据（司马南）说有270个媒体或媒体人组团对他进行“反击（攻击）”，但在我看来，这些反击或者攻击似乎是无法服众，联想缺乏正面的，明确的回应。其实有些问题联想集团或者柳传志们应该是无法回答或者是“无权回答”。当年联想的改制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联想所走的“贸工技”路线是否正确？作为一个计算机终端制造销售的企业是否可以涉足“金融”，推出的金融产品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暴力催债”？这些问题联想无法回答，无论是肯定的答案还是否定的答案都是“自说自话”。这些问题大概只有“有关部门”可以有权威的答案，但事实上有些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时过境迁。
但是有些问题却是联想必须面对的。比如企业高管们的（离谱）高薪，比如一方面欠供应商巨额货款另一方面却在搞“放贷”的生意等等。其实，联想和柳传志们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把“无商不奸”演绎到了炉火纯青，把“在商言商”诠释得冰冷无比。无须讳言，“赚钱”的确是一个企业的第一要务，但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不能也不应该把“赚钱”当作企业的唯一目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是有情怀、有温度的。联想的电脑终端市场份额当中国家的“政府采购”的比例相当可观，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联想给美国军方的“慷慨捐赠”（据说），高管的年薪如此之高而企业的科研投入如此之低，难道联想就真的是高管们的赚钱机器吗？我相信联想的基层员工的年薪和高管们的年薪比较起来不足千分之一。这大概也是尽管柳传志拿六万多联想员工说事儿而不见多少联想的基层员工积极应对的根本原因。柳传志可以联合一些“泰山大佬”誓死捍卫，但估计无法团结六万多“联想员工”同仇敌忾。
从“商业行为”看，联想似乎没有太多的可以指责的，至少目前没有足够的法律认可的证据，联想的“商业操作”和“合理规避”大约做的不错，但是，少了温度，少了情怀，少了责任，联想大约也就仅仅算是一个“在商言商”的成功典范。
司马南质疑联想，我想大概是三个字“看不惯”。我很赞赏，也很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