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兄在巴黎开了一家叫“孔府”的中餐馆，一开就是十五年。二十多年前初到巴黎，他心里还揣着画家梦，后来一路辗转，手里的画笔被榔头和方向盘取代，最后落脚餐饮，生活就在菜场和客人中间打转。巴黎是什么样，他根本不记得了，好在也算站稳了脚跟，可是疫情一来，多年的经营立马歇了业。旅居巴黎的作家申赋渔每天出门散步时都要和他打声招呼，两人隔着门问候闲聊一阵。有一天，王兄说等疫情过去自己就把餐馆卖掉，买辆房车一直开，“我反正没有家，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开。”

尽管疫情爆发之初就有不少专家警告，新冠病毒不会很快消失，它的影响是长远的，但等到两年过去，我们才真切地领会了这句话的全部负重。早期的各种阻绝已经变为一个个隔离的屏障，普通人只能在或大或小的气泡里努力维持正常生活的模样，在屏障之外，是被迫中止的关系与梦想。谁心里不和王兄一样，梦想着挣脱层层束缚，驱车向前呢？尤其是那些漂泊于海外的人，对他们而言，一张国际机票连接着的不是一次旅行度假，而是许久未见的亲人、梦中的故土、一个温柔的归依之所。

疫情爆发后，留学生成为最受国内关注的海外华人群体，不论得到同情还是遭到谩骂，他们的艰难回家路已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与之相比，长期在海外务工甚至定居的华人则很少进入大众视野。巴黎封城，申赋渔在新书《寂静的巴黎》里记录了许多身边小人物的故事，冷眼观事的葡萄牙门房、弹钢琴的邻居、远渡重洋的朝鲜农民……当笔下人物转为同胞时，他的语调亲切又无力，他对他们的孤独处境如此熟悉，却也无可奈何。外面讨不到日子，故乡回不去，也不敢回去，生怕自己变成惹人嫌的“麻烦”。一家华人经营的日料餐馆墙上印着一首俳句，“落叶作轻舟，随波逐浪江湖去，何时靠岸头”，正是对海外游子的写照。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从《寂静的巴黎》中摘编了两篇有关疫情下海外华人处境的文章，里面普通人的烦恼和苦楚渺如尘埃，却也落满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巴黎开餐馆的中国人》（节选）

文 | 申赋渔

回不去的家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我有两次感到恐慌。一次是混在黑压压的“黄马甲”游行人群中，一枚催泪弹突然从天而降，落在脚边。一次是今天晚上出门散步。

带好出门单和身份证，我打算快步走上一小圈就回来。两天没出门，的确有些烦闷。一向熙熙攘攘的圣拉扎尔火车站前，空空荡荡，只有几个警察在巡逻，没有人戴口罩，他们没有口罩。这是晚上八点，原本正是最热闹喧嚣的时候，宽阔的奥斯曼大街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所有的店铺、咖啡馆、酒吧，全都闭门关灯，四周安静得能听到心跳。我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置身于人类末世的荒原。走到普鲁斯特故居的楼下，终于不敢继续向前。对面是赎罪礼拜堂，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上了断头台之后，遗体曾在这里存放多年。即便白天过来，这里也总是弥漫着阴森的气息。此刻它周围的一大片建筑树林，都沉在黑暗当中，像一个无言的深渊。我换了个方向往回走。

刚走几步，就看到两个流浪汉。一个仰面躺在大路边，一动不动。另一个蜷缩着坐在一家银行的门廊下，定定地望着我。这一天他们大概都没有吃饭。疫情渐重，原本给他们送饭的志愿者回家了。志愿者大多是退休老人，正是高风险人群。慈善组织呼吁年轻人站出来。有些失业在家的人响应呼吁，不过人手仍然远远不够。现在已经无法给无家可归者供应热饭，只能用塑料袋装一些面包、糕点、水果和饮用水，隔着栅栏分发。即便这样的饭食，也不是人人能领到。

流浪汉好像突然之间从大街上冒出了许多，到处都是。其实他们一直在那里。只是所有人都回家了，所有店都关了门，大街上只剩下他们，就显得很突兀。他们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很快，我就走回了我居住的伯尔尼街。这是一条窄窄的小街，刚够两辆车交错而过。街上除了一家日本料理店还开着门，所有的店铺全关了，整个小街显得昏暗冷清，甚至有些凄凉。亮灯的料理店为这条街添加了一丝暖意。店主是华人，姓马。我不常去，因为是同胞，也就比较熟悉。每次从他门口经过，他都会在里面朝我挥手致意。

店里的灯开着，却是大门紧闭。马克龙宣布封城后，所有饭店不允许堂食，只能外卖。我推门进去，想要一个号码，以备在断炊时能叫外卖。店里没有客人，也没有外卖的订单。老马看到我， 格外高兴，一定要我坐一坐，说着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日本清酒。

老马陪我说话，他的妻子在厨房里收拾。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也在这里帮忙。现在无事可做，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脑。

“房租太贵了，不敢停业，做一天是一天。”老马说。

妻子切了一盘生鱼片端过来：“天天忙，大年三十也没停，歇歇也好。”

“回不回国呢？”我问他们。

“好多年没回去，也想回老家看看。前段时间，国内疫情紧张，跑了几个药店，想买些口罩给老家那边寄回去，没买着。都被我们华人买回国了。我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里紧张了，往回跑，不好。”老马笑笑。

“我们是中国人，回去有什么不对？”女儿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

“国家刚刚才好些，回去反而添乱。”孩子的妈妈尴尬地朝我笑笑。

二十多年前，老马就来法国了。那时他还年轻，柜台后面的那个漂亮女儿刚刚出生。他抛下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女儿，一个人来了法国。偷渡来的。

他先是到处打黑工，几年之后，才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安下身来。老马能吃苦，人又聪明，两年下来，从帮厨开始，竟然成了这家店里手艺最好的大厨。料理店里的各样菜，他做得比日本人还地道。老板于是跟他签了雇用合同。有了这张合同，老马终于拿到了合法的居留卡。一番辗转，老马把妻子女儿接来法国。离别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老马更是没日没夜地干，他要给妻女一个好的未来。

老马是去年才买下伯尔尼街上这家小店的。说是买，其实只是从上一家手里买下经营权，叫“顶”费。房租、税费都还是自己交。

料理店刚开张，我就去吃过一顿。原先不起眼的一家小餐馆，被老马整修得焕然一新。一面长长的墙壁上，满满地画着一幅巨大的海涛汹涌的浮世绘。另一面墙上请人用毛笔写了一首松尾芭蕉的俳句。

巴黎有许多家日料店，不过有一大半是华人开的。据说萨科奇当总统时，曾经公开抨击中餐馆如何脏乱差，一时之间，许多中餐馆门可罗雀。没办法，一些中餐馆摇身一变，改成了日本料理、韩国料理、越南料理。这样的餐馆，自然谈不上什么味道正宗。不过老马不一样，他在日本人的店里打拼多年，已经是十足的内行， 每个菜都做得像模像样。也许是有这个底气，他们一家人在服饰上倒没有做刻意的改变。除了老马在头上扎了一根白带之外，身上穿的就是寻常衣服。漂亮的女儿更是穿着巴黎正流行的时尚裙子。特别是他们脸上的笑是那样亲切自然，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

老马手艺好，人又精明，妻子、女儿干得也卖力，生意一下子就火爆起来。我每天从他门口经过，里面都坐满了客人。偶尔去吃饭，老马总要送一份新菜品让我尝一尝，再忙也要跟我拉几句家常。老马说，这么多年的积蓄，都花在买店上了。再干上十年八年，挣一笔钱，就到乡下买个房子养老。

“我想要一个院子，几亩地。老了，有个自己的地方，挖个塘养养鱼，种种菜。法国都是海鱼，蔬菜也不合口。你看我虽说开了个日料店，平时我们家还是吃中餐。小时候养成的口味，改不了。”

“有没有想过回国养老呢？”

“也想过。”老马叹口气，“回不去了。家里什么也没了。一片瓦、一分地都没有。你说，人就是好玩，兜了一个圈子，到临了，还是想过从前那种日子，养鸡种地，安安宁宁的。”

在老马的店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这次他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钱：“都这样了，也不差一顿饭。”

女儿想回国。老马夫妇担心她，不想让她一个人回去。回去了，生活不习惯，环境不熟悉，工作不好找。一家人在一起，总好些。这次遇上新冠病毒，小店是不是能挺住，老马心里没数。周围十几家餐馆全关门了，不论是法餐馆还是中餐馆。若是小店关了，法国留不住，回又回不去，接下来怎么办？“我不能想， 也不敢想。”老马说。

“我们冰箱大，里面有鱼有菜。你要是不方便去菜场，就给我们打电话，几步就给你送过来。千万不要客气，谁让我们是自己人呢。”出门时，老马的妻子叮嘱说。

“一定一定。”我朝他们挥挥手。一家三口站起身来送我，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打在后面的墙壁上，像是墙上那首俳句的插画。俳句自然是日文的，名字叫《小虫》。我第一次来吃饭的时候就询问过意思。老马说是女儿选的。那天生意特别好，女儿一直在忙着收银。父亲喊她好几回，她才抽空翻译给我听。因为隔着柜台，离我有点距离，她放大了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唱：

“落叶作轻舟 ，

随波逐浪江湖去。

何时靠岸头？”

直到世界的尽头

巴黎封城前一个多星期，有两位中国客人到“孔府”餐馆吃饭，其中一人咳嗽得很厉害。第三天，店主王先生觉得喉咙疼痛，浑身乏力，当即关了店门，把自己隔离在里面。

“孔府”是离我家最近的中餐馆，在莫斯科路一号，走路只要四分钟。因为环境优雅清静，每次请客，我都选这里。店主王先生说话温和谦恭，笑容腼腆。服务周到细致，却从不与顾客饶舌，一看就知道是个体面的读书人。与他熟悉是因为一次事故。

我和翻译家郑鹿年还有两位法国人约好在这里见面谈事。其中一个高大的法国人显出中国通的样子，说话之间与郑老师发生了争执。引得七十多岁的郑老先生勃然大怒，突然拍案而起。郑老师法语极好，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几乎捋起袖子要动手了。我虽然自忖不是这位法国人的对手，还是挡在郑老师面前。这时身材单薄的王先生跑过来，死命地把法国人按在座位上。

事后王先生说，他也好几次遇到法国人与中国人争执，从来没有看到郑老先生这么有血性的人。“他真敢对我们老人动手， 不信我们三个人干不过他。”他说，“大不了把店砸了。”自此我和他结为好友，我喊他王兄，他喊我申兄。

王兄到法国已经二十多年。原先是来巴黎学画的，和一个上海来的学生租住在一起。两人一边学油画，一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广场上给人画像。几年过去，上海同学的画家梦终于破灭，回了中国。王兄也放下画笔，跟几个师傅做装修。先是抬水泥、搬黄沙，后来学会了铺地板、贴墙纸、布电线、装水管，只要是装修的活儿，样样上手。一干三年，生活稍有结余，买了一辆尼桑面包车，开车运货。

二〇〇五年十月，两名黑人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慎被电死， 引起了半个多月的法国大骚乱，全法有一万多辆汽车被烧，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王兄停在路边的车也被烧了。第二天早上去一看，只剩下一个空壳和一地碎玻璃。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思来想去，王兄找亲戚朋友帮忙，凑钱开了“孔府”餐馆。生意虽说一般，十多年下来，债务终于在去年还清。王兄笑着跟我说，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

几个月前，“孔府”忽然受了一次重创。我给王兄打电话，想订晚上的餐位。王兄语气急促而仓皇：“厨师出事了。”

当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厨师到外面抽根烟放松，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王兄赶紧叫救护车，陪着去医院。拍过片子，厨师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他什么保险也没有，王先生四处借钱，想着救他的命。

过了一周，我去见王兄。他原本白皙的一张脸，变得蜡黄，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血丝。他说厨师救过来了。医生把他治得暂时没事，今天早上让他出院回家了，瘤还留着。医院没有提钱的事。

店还是要开，一时也找不到新厨师，王兄只好亲自下厨。大堂里由那个老实巴交的孟加拉伙计应付。很快到了中国农历年底，王兄说我和他都是一个人在巴黎，不如一起过一个年三十。他把晚上的生意停了，就我们两个人，炒几个菜，喝一杯。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谈新冠病毒和武汉封城。王兄叹息说自己没有路子，买不到口罩，只能给法国山东商会捐几百欧，算是表个心意。

就在法国总统宣布封城前的一个多星期，王兄喉咙疼痛，浑身无力，担心自己中招。他害怕传染给客人，甚至毁了巴黎中餐馆的声誉，当即关了店门。

我每天散步时都会从他门口经过，每次我都喊他一声。他不开门，只在里面跟我说话。昨天经过他门口，他在里面跟我说， 他以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这些天想了很多。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过一辆面包车吧？有一次出城， 迷路了。我把车开到一片森林里，看到一头鹿，就站在我的车前面，一动不动。看着它的眼睛，我忽然想，做一只鹿也很好。” 远处突然传来救护车紧急的鸣笛声。往两边看，街上一辆车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我那个厨师，脑袋里长瘤的那个，昨天给我打电话，他又出来工作了。他说反正是死，不能在家等死，不如出来做点事。”

“死在路上怎么办？”我说。

“死在哪里不都一样。”王兄说。

“你到底想什么了？”我知道他有话想跟我说。

“我自从开这个店，到现在差不多十五年，每天就像驴拉磨，不停地拉。十五年，除了客人，我和别人没有往来。除了去菜场，我都没看到巴黎是什么样。这些天关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我就想，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

“你可以当画家。你会是一个好画家。”

“孔府”餐馆的墙壁上挂着他的一幅画，他取名叫《塞纳河》。长长一幅画，横跨了整个墙面，像许多颜料桶被同时打翻在地，无遮无挡地奔涌向前，色彩和线条大胆惊艳，美得令人惊愕。

“我早就不画了。等疫情过去，我就把餐馆卖掉。我买一辆房车，一直开，一直开。我反正没有家，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开。”他大概为了安慰我，又补充说：“我希望遇到好的……遇到了我就停下来画。”

我们不说话，隔着铁栅栏和玻璃门，互相看着，就像从世界的这头，看到那头。从外往里看，他像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从里往外看，他大概也觉得我在另一个笼子里。

本文书摘部分和图片节选自《寂静的巴黎》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