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艺哥，1920年11月生，2010年8月4日去世。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建国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沦陷的北平(今之北京)上中学。高中毕业，又考大学。考工科没有录取，考文科两处都录取了，我选上了辅仁大学。辅仁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日军在北平接管了国立学校，辅仁因属教会，没有接管。这时有些没有南下而又不肯在敌伪统治之下做事的教师，多来辅仁任教。我那时家境贫穷，本来上不起大学，但作为走读生，又有奖学金，不花什么费用，也就入学了。
我学的是国文系，即今天的中文系，但课程设置与今天的中文系有些不同，主要讲授中国古代的诗文和文献典籍，不讲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像这样的系，有的学校干脆就叫“国学系”。
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他是晚清的举人出身，没有新式学校的学历，既没有上过大学，更不是什么“硕”、“博”之士。但他的学问，特别是“目录学”，几乎举世皆知。我入学之后的一门基础课，就是他的“目录学”。
余先生当时年岁不过六十，但他是老师中最老的老师，也是全系中最严的严师，他给同学上一年课，谁也没见他笑过。先生不苟言笑，全系谁都知道。
余先生不但不苟言笑，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嗜好。穷年累月，除了教书，便是著述。又写一笔十分工整的楷书和隶书，从来不写什么行书和草书。他为人为学的个性特点十分突出。
从先生给人的印象看，他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而不是多情善感的诗人。从他现存的著述如《四库提要辨证》等来看，似乎他也不曾作诗。但事实上，他是做过诗的。也许他不愿以文人自居，所以有诗而不以入集。记得某年春季，辅仁校园（即今之恭王府花园）海棠花开之日，校长陈垣先生和几位教授聚会，赏花赋诗。余先生不曾与会，却写了一首七律。这诗不曾发表，但在师生中间传诵甚广。诗的开首两句是：“门墙桃李已堪攀，又访名花入杏坛。”三、四两句不记得了。五、六两句是记得的：“传来海上知多事，开到春深恐易残。”这样的诗句是令人难忘的。但更难忘的是最后两句：“莫怪杜陵无好句，只缘溅泪不曾看。”杜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余先生这两句诗是一语双关的，既说杜甫，也说自己，说自己是因为感时伤事而没去看花，因而写不出好的诗句。
我曾想，余先生一生中不大可能只做这一首诗，但我只见到这一首诗，而且是难忘的诗。先生的“目录学”，我记得不多了，但他这几句诗始终忘不了。
国文系最受同学欢迎的课，是顾随先生的“唐宋诗”。顾先生是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但他的家学根底是“国学”。先生讲授诗、词、曲，他自己也做诗、填词和度曲。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是诗人，不仅是教师。他站在讲台上，一言一动，都充溢着诗情诗意。
先生又写一笔潇洒的板书，或行或草，和他讲的诗词，搭配得很好。上这样的课，不仅得到艺术欣赏，而且提高精神修养。 也许正是因此之故，顾先生的课，旁听者特多，许多外系同学都来听课。当时人们称这种现象谓之“叫座”。这是时人讲看戏的术语，但我以为，把听顾先生的课比作看戏，是不恰切的。在我看来，顾先生的课，是诗，而不是戏。如果是戏，也只能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更不是闹剧。听先生的课，好像进入诗国，别有天地，不仅暂得享受而已。 暑假中，一些同学还是希望有机会见到顾先生。先生的寓舍距离北海公园北门没有多远，有同学倡议，每隔数日，便邀先生到北海五龙亭小聚，先生慨然应允，几乎每邀必到。这时大家的生活虽穷困无聊，但苦中作乐，情致亦好。
先生和同学相处是愉快的，但先生内心常是忧郁的，年方五十，而老态可掬，先生不止一次称道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似深有会意。先生自己则有“登高一望愁何限，只见夕阳下碧芜”之句，又似别有寓意。
还记得有一个早晨，顾先生从寓舍来校上课，路上大雾迷茫，几步之外，不辨人影。他走进教室，步上讲台，先不开讲，而板书几行，其中有：“回看来路已茫茫，行行又入茫茫里。”这是说，看不清前途，又迷失了归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在沦陷的北平城中，有这样的诗句，亦可见其内心之忧郁。
内心常怀忧郁的老师，还有储皖峰先生。他教我们“中国文学史”。在国文系的课表中，这是一门比较新的课程。先生用的教材，是他自编的半部《中国文学史》。一面给我们讲上半部，一面编写下半部。先生年方四十，还是中年，但似乎过于劳累，有些疲惫。用今天的话说，即“活得很累”。还有，由于战地烽烟，交通阻断，先生和夫人分居两地，相见无期，书信往来，也不容易。其内心之忧郁，亦可想而知。
先生教学是认真的，编书是刻苦的，生活是寂寞的。大约给我们上课半年之后，先生脸上渐有病容。身体有些虚胖，走路需用手杖。上课虽然还是照常，但精神已显然不如往常。
储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但他的课好像不怎么“叫座”。先生讲课时，自己常讲得津津有味，但同学听了，却似不甚领会。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到我自己讲文学史的时候，才逐渐明白这不仅是先生讲课的方法问题，更主要是课程安排的问题。文学史不该设在低年级。先生在低年级讲文学史，尽管讲得高深，但同学尚少感性知识，对于一些结论，体会不深。因此，与其费尽苦口婆心，还不如“卑之，勿甚高论”。
非常遗憾的是，同学对先生这一份苦心领会还不够深，而先生的病情却日渐恶化。上课已难持续，终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同学们再也看不到先生拄杖而来，蹒跚而去。
先生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前英年早逝的惟一的老师。 我对先生的苦心虽未能深知，但曾觉得他的生活是寂寞的，内心是忧郁的。在他逝世之后，师生之间流传了他病时怀念远在杭州的夫人的一首诗，这诗是：每借怀人慰寂寥，寸心如海复如潮。西湖景物君休话，第一消魂是断桥。先生不以诗名世，据说也很少作诗。这诗之被传抄出来，是偶然的。但这诗恰好证实了他的寂寞和忧郁，不仅怀念夫人而已。这是又一首难忘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