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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毕业感恩母校的诗句子我想说郭预衡《难忘的老师 难忘的诗》,读来不止是饶有兴味

时间:2023-02-15 14:56:14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郭艺哥,1920年11月生,2010年8月4日去世。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建国后,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艺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郭先生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鲁迅。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沦陷的北平(今之北京)上中学。高中毕业,又考大学。考工科没有录取,考文科两处都录取了,我选上了辅仁大学。辅仁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日军在北平接管了国立学校,辅仁因属教会,没有接管。这时有些没有南下而又不肯在敌伪统治之下做事的教师,多来辅仁任教。我那时家境贫穷,本来上不起大学,但作为走读生,又有奖学金,不花什么费用,也就入学了。

我学的是国文系,即今天的中文系,但课程设置与今天的中文系有些不同,主要讲授中国古代的诗文和文献典籍,不讲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像这样的系,有的学校干脆就叫“国学系”。

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他是晚清的举人出身,没有新式学校的学历,既没有上过大学,更不是什么“硕”、“博”之士。但他的学问,特别是“目录学”,几乎举世皆知。我入学之后的一门基础课,就是他的“目录学”。

余先生当时年岁不过六十,但他是老师中最老的老师,也是全系中最严的严师,他给同学上一年课,谁也没见他笑过。先生不苟言笑,全系谁都知道。

余先生不但不苟言笑,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嗜好。穷年累月,除了教书,便是著述。又写一笔十分工整的楷书和隶书,从来不写什么行书和草书。他为人为学的个性特点十分突出。

从先生给人的印象看,他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而不是多情善感的诗人。从他现存的著述如《四库提要辨证》等来看,似乎他也不曾作诗。但事实上,他是做过诗的。也许他不愿以文人自居,所以有诗而不以入集。记得某年春季,辅仁校园(即今之恭王府花园)海棠花开之日,校长陈垣先生和几位教授聚会,赏花赋诗。余先生不曾与会,却写了一首七律。这诗不曾发表,但在师生中间传诵甚广。诗的开首两句是:“门墙桃李已堪攀,又访名花入杏坛。”三、四两句不记得了。五、六两句是记得的:“传来海上知多事,开到春深恐易残。”这样的诗句是令人难忘的。但更难忘的是最后两句:“莫怪杜陵无好句,只缘溅泪不曾看。”杜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余先生这两句诗是一语双关的,既说杜甫,也说自己,说自己是因为感时伤事而没去看花,因而写不出好的诗句。

我曾想,余先生一生中不大可能只做这一首诗,但我只见到这一首诗,而且是难忘的诗。先生的“目录学”,我记得不多了,但他这几句诗始终忘不了。

国文系最受同学欢迎的课,是顾随先生的“唐宋诗”。顾先生是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但他的家学根底是“国学”。先生讲授诗、词、曲,他自己也做诗、填词和度曲。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是诗人,不仅是教师。他站在讲台上,一言一动,都充溢着诗情诗意。

先生又写一笔潇洒的板书,或行或草,和他讲的诗词,搭配得很好。上这样的课,不仅得到艺术欣赏,而且提高精神修养。 也许正是因此之故,顾先生的课,旁听者特多,许多外系同学都来听课。当时人们称这种现象谓之“叫座”。这是时人讲看戏的术语,但我以为,把听顾先生的课比作看戏,是不恰切的。在我看来,顾先生的课,是诗,而不是戏。如果是戏,也只能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更不是闹剧。听先生的课,好像进入诗国,别有天地,不仅暂得享受而已。 暑假中,一些同学还是希望有机会见到顾先生。先生的寓舍距离北海公园北门没有多远,有同学倡议,每隔数日,便邀先生到北海五龙亭小聚,先生慨然应允,几乎每邀必到。这时大家的生活虽穷困无聊,但苦中作乐,情致亦好。

先生和同学相处是愉快的,但先生内心常是忧郁的,年方五十,而老态可掬,先生不止一次称道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似深有会意。先生自己则有“登高一望愁何限,只见夕阳下碧芜”之句,又似别有寓意。

还记得有一个早晨,顾先生从寓舍来校上课,路上大雾迷茫,几步之外,不辨人影。他走进教室,步上讲台,先不开讲,而板书几行,其中有:“回看来路已茫茫,行行又入茫茫里。”这是说,看不清前途,又迷失了归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在沦陷的北平城中,有这样的诗句,亦可见其内心之忧郁。

内心常怀忧郁的老师,还有储皖峰先生。他教我们“中国文学史”。在国文系的课表中,这是一门比较新的课程。先生用的教材,是他自编的半部《中国文学史》。一面给我们讲上半部,一面编写下半部。先生年方四十,还是中年,但似乎过于劳累,有些疲惫。用今天的话说,即“活得很累”。还有,由于战地烽烟,交通阻断,先生和夫人分居两地,相见无期,书信往来,也不容易。其内心之忧郁,亦可想而知。

先生教学是认真的,编书是刻苦的,生活是寂寞的。大约给我们上课半年之后,先生脸上渐有病容。身体有些虚胖,走路需用手杖。上课虽然还是照常,但精神已显然不如往常。

储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但他的课好像不怎么“叫座”。先生讲课时,自己常讲得津津有味,但同学听了,却似不甚领会。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到我自己讲文学史的时候,才逐渐明白这不仅是先生讲课的方法问题,更主要是课程安排的问题。文学史不该设在低年级。先生在低年级讲文学史,尽管讲得高深,但同学尚少感性知识,对于一些结论,体会不深。因此,与其费尽苦口婆心,还不如“卑之,勿甚高论”。

非常遗憾的是,同学对先生这一份苦心领会还不够深,而先生的病情却日渐恶化。上课已难持续,终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同学们再也看不到先生拄杖而来,蹒跚而去。

先生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前英年早逝的惟一的老师。 我对先生的苦心虽未能深知,但曾觉得他的生活是寂寞的,内心是忧郁的。在他逝世之后,师生之间流传了他病时怀念远在杭州的夫人的一首诗,这诗是:每借怀人慰寂寥,寸心如海复如潮。西湖景物君休话,第一消魂是断桥。先生不以诗名世,据说也很少作诗。这诗之被传抄出来,是偶然的。但这诗恰好证实了他的寂寞和忧郁,不仅怀念夫人而已。这是又一首难忘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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