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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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刊登在1997年3月《中国大学生》杂志《校园通报》专栏，《张恩才杂志》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6月9日转发。）

突然让我回忆起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让我点燃一支烟，慢慢从此时此地此境走向那个时代，蒙住大学生活的尘土就会云一样散开，闪出耀眼的星光。毕竟还是那片天空最晴朗。

诗、诗友、诗社，一下子又来到我身边。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诗的校园。

安徽省蚌埠市的东南郊，安徽财贸学院一幢五层的男生宿舍楼，1982年至1986年，我就在那儿居住，求学——准确地说是写诗。

我的专业是工业会计，这个志愿是我当了一辈子公社会计可能尝到一点点甜头的爹报的。虽然我不喜欢这个专业，但看到老爹望子成龙的难过样子，一进大学校门，我乘着高考的学习惯性，热情投入备考研究生的不分昼夜的激战中。认真上课，学好每一门课，包括珠算；刻苦自学，到图书馆，饱览群书。成绩如红日头冉冉上升，差点到了全班的顶点。我是个极投入的人，认准了目标，开足马力，直线前进。要不是中途拐了个弯，想我现在已开进会计专业博士后流动站了。可是，人生总有那么多可是。那天晚上在图书馆，看累了《资本论》的我，顺手从书架上抄来一本《诗刊》，漫不经心地翻着，越翻越慢，最后我睁大小眼，盯住那排列有序、富有人性人情的诗句：“你要想起我就想起我 /像想起春天的一个梦/你要忘掉我就忘掉我/像忘掉天边的一颗星。”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情绪、那意境、那韵律一下子把我脑子里的价值、商品流通、m、v、p等等这些没有具象的东西统统挤走。从此我失足跌入诗潭，决心要当一名比李白大一点的诗人。

让我坚定信念的是，我的第一首充满怀乡情绪的诗——《故乡，太阳城》，寄给老家的《淮北日报》，竟给发表了。这简直是在刚上场的斗牛腚上狠抽一鞭。事实证明，我就是大诗人啦。我写得更猛了，像走火入魔似的。上课写，下课写，白天写，晚上写，宿舍实行灯火管制，我就从厕所拉根线，用被子蒙住灯火在被窝里写。有时做梦也在写诗，并且醒后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那时满脑子都是诗，水是流动的诗，小草是生长的诗，砖墙是静默的诗。几百首诗被我写在稿纸上，投出去，大半个中国，竟没一个长眼的编辑。我心里着实凉了一下，这咋办，诗写出来没人发表，更没稿费，真是急死人了。有次急得我投稿时写下如此客气的附言：敬爱的编辑，诗若达不到标准，不发也就算了，您是不是先把稿费寄来，让我劳有所获。这才符合马克思劳动理论。妈妈的，那家杂志从此连稿也不给我退了。

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告诉我，写诗要多读书，读好书。我像一下子找到了诗稿发不出去的毛病，逮着书就读。诗歌、小说、历史、美学、哲学、心理学，着实吃进去不少干货。每当名作家路过蚌埠小停，给当地大大小小的文学青年讲座，刮风下雨我也去听，象流沙河，李国文，张锲等名人的报告我都听过。听着听着就觉得，原定三五年到瑞典领那个大奖的计划可能要推迟几天，迟就迟吧，我意已决。天底下最伟大的是诗人，最牛气的也是诗人。望子成龙的老爹，您就等着跟我沾光吧。

我开足马力写完八三年，开始写八四年，八四年秋天的一个午觉之后，我忽然觉得校园象缺个脑袋似的缺个诗社。找几个诗友一碰，均有此感。那就赶快把脑袋安上吧。我们当即宣布诗社成立，我当社长，任蕴当主编，刘大群是社副，杜慎仲就当秘书长吧。校东有湖名曰龙子，我们就叫“龙湖诗社”，湖里长荷花，社刊就叫《小荷》吧。谦虚点，我们不谙世事，但成立诗社这等大事，总得让全校师生知道。会画画的诗友浓墨重彩，画了张美丽大方的海报，贴在教学楼的门旁。谁知贴上没十分钟，就被学生会的干部撕了。我闻讯气歪了嘴，怎么冒出个学生会，这学生会干部是何物。那时我沉醉诗中很少清醒，只知道有班长，确实不知道学校还有什么学生会。走，找他们去。一声招呼，闻讯的诗友个个如张飞直奔学生会办公室。一进门我就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本《宪法》，让学生会汪主席认真研读那句关键的法律。成立诗社没跟学生会打招呼你们就撕海报，这是违法，这样的学生会干部以后当了国家干部还怎么得了。好虎难抵群狼，对社团管理一知半解的汪主席最终认错，让我们重出一张，并写了封致歉信，贴在新出的海报旁，以挽回如此恶劣的影响。

开始出刊物，也不知找学校要经费。诗社社员们就你三块我五块地凑些钱，买纸张。自己刻蜡版，自己油印。有时是整宵整夜地干。说到印刊物，任蕴主编功不可没。系宣传干事掌管一台手摇油印机，字也写得不错，对任蕴挺有那个意思，尽管任蕴从不把他放在眼里。继而爱屋及乌，帮我们刻蜡版，印刊物，干得特欢，就像我们诗社找了个傻干活的上门女婿。那时印《小荷》，任蕴一个人去就行了。心里虽不太情愿，但为了诗歌，任蕴只得“忍辱负重”。为此我表演她好几回。可好景不长，那位干事墨头墨脸地印了几期《小荷》后，见毫无进展，便草草收兵改印宣传材料去了，我们只好自己印了。一期两期三期，《小荷》的质量越来越高，寄给报刊，常有作品给选发。谁的作品公开发表，全体社员都过年似的高兴，可稿费一律充公，当诗社的活动经费。每出一期《小荷》，我们都慎重地写上帖子，请蚌埠市文艺界名流来校园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诸多文友确实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引导。十年之后我还是从心里感谢他们。

诗社的活动历历在目。那年春天我们背着面包去踏青，在山岗上，唱歌、舞蹈、谈诗、喝啤酒，最后每人一句诗，组成一首诗，那首诗至今我还能背出大意；那年夏天，我们去校园外的池塘边捉泥鳅，满满一大桶，煮了两大锅，夜晚在宿舍，打上几脸盆散啤，众诗友大醉一场，以后我也醉过，就是没那次醉得痛快；那年秋天，我们借用学校的破桌旧椅，到萤火虫飞舞的龙子湖边的草滩上，开篝火晚会，一阵狂欢之后，集体对天起誓：我们为诗而生、而死。

那感情确实是真的，真的令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了。也是，那时我已发表不少诗作，出了本小诗集，加入了蚌埠市文联，整天苦思冥想，要把中国古典诗歌同西方现代派诗歌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崭新的诗体。整个身心象被诗歌的气筒打足了，鼓得溜圆。那对诗的感情能不是真的吗？

时不时广播电台播我的朗诵诗；报刊配小照发我的组诗，诗社的小诗友对我几乎是集体倾倒，可偏偏学校里的一小撮美丽的小女子，把我看在眼里却从不放在心里。这话也没啥不好意思讲的。那时，我看上的一小撮小女子，个个都看不上我；我看不上的一大堆女同志，却老跟我套近乎。弄得我整个大学时代虽然很忙乎但没有真正搞过一次恋爱。任蕴班上有个小女子，美丽如南方之云朵，想找任主编介绍介绍又觉有失诗人和社长的身份，便偷偷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没料到那小女子会在晚自习时公然跑到我们班上找我，还装作不认识我一般，拿腔拿调，令全班同学鸭子似的伸长脖子看我的好戏。其实这个小女子挺有戏。她把我带到校园外一僻静处，默视我一会儿马上前进两步，盯着我动情且柔声地说：“你真的一个暑假都在学校等我吗？”同志们哪！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猜猜我说了什么屁话：“不！我在学校里写诗。”那前进的两步闻声退了回去，一退就退了十万八千步。假期我确实在学校里写诗，可诗非情丝，也非街上流行的女孩子喜欢的真丝，那时除了诗，怎么什么我都不懂呢！

大学四年，我写诗着迷，但专业课并没有落下。每次考试前，我就找一张挺大的纸，把课程的重点一一列在纸上，就背这张纸。四年三十几门课，我的最高得分是94，最低得分是69，算是中等吧。班上毕竟还有几位同学因补考不及格没拿到学位。

现在我从事着与诗歌无关的工作。但我仍旧感谢诗歌，她令我执着过，令我沉醉过，令我喜悦过也令我痛苦过。她使我受到了真正的高等教育，正是她，让我的大学我的青春全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