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卷)中，记述了118名考古学家的研究途径和学术生活，父亲部分(第二卷，P344~355)的摘要中写道：“孔启明、考古学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史前考古和当代。

中国史前考古与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学者，环境考古研究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曾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获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对我而言，这些语句太专业太理性了。在我眼里，父亲总是那个站在路口引颈张望，期待子女出现的老头……，我们兄妹都离开了家乡，近年来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到家，无论酷暑寒冬、凌晨夜半，父亲见到我们总要兴高采烈地要帮着拖手里的行李箱。我们埋怨他不让他在路边等，他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刚出门”，门卫大哥笑着告诉我们“你爸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

父亲1955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年西北大学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成立了考古专业（当时称作考古专门化），历史系将55级的学生分成历史班和考古班，分班时，父亲主动要求去了考古班。西大成立考古专业之初，师资力量薄弱，专业课都是请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授课，有唐兰、陈梦家、阎文儒、宿白等先生，他们的认真授课为这班学生后来从事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考古学是一门重视田野实践的学科，他们大三专业课学完时，正值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学校根据各系或专业的不同性质，安排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大炼钢铁或社会实践，考古专业是到考古工地实习。他们班在陈直先生带领下，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队正在发掘的唐兴庆宫、大明宫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兴庆宫和大明宫两遗址面积很大，他们实际发掘的是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和大明宫的麟德殿遗址。大四第二学期，系上又组织他们到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实习。之后又分组分赴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渭水队、汉水队进行考古调查。一年多的田野考古实习，为他之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对考古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9年毕业分配时被分到甘肃高校工作，当时的分配原则是要照顾1958年新办院校师资。在从教的十多年中，教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考古学通论”等，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但他始终钟情于考古工作。1971年夏，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为了推动全国文物保护工作，打报告给国务院希望在北京故宫博物馆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个展览，强调文物保护很重要。这个展览的举办，推动了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此后各省、市的文物部门也纷纷举办当地出土文物展览。于是全国各地的文物干部、考古工作者纷纷从农场五七干校抽调出来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得闻又有机会从事专业工作了，父亲兴奋不已， 1972年到在同学的推荐下，父亲被陕西省文化局调到西安半坡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

1973年～1979年父亲主持发掘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揭露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发现了五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在研究陕西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上意义非凡。同时在姜寨遗址下层发现了一处距今67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是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在考古发掘中，碰上这样年代早、保存完好、平面清晰的遗址是很少的，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他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为学术界展现了一个完整的黄土文明的典型史前村落遗址，为研究史前的社会组织、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资料。作为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一生中能够遇到一个这样保存完好的遗址，父亲也倍感欣慰。

姜寨遗址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地方。父亲是个有着独特教育理念的好家长，70年代末，我们的父辈们都是双职工家庭，无限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着革命的理想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时，儿女都是散养。母亲是中学教师，为了有地方管孩子，希望早早地把家里小儿子送进学校。父亲不像现在的家长，盼着子女成龙成凤，他认为人的童年有限，一生中能玩的时间太短了，伤仲永的事也是有的。因此，从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舍不得让小儿子早早去上学，带着他去了他的考古工地。在临潼姜寨遗址，小儿子跟着父亲在考古探方里触摸远古人类的遗物，在村头集体大火灶周围听着考古人的笑谈，混在各个大学来的实习生里闹腾。看着一队队首都大专家去了又来，认真仔细地点评着父亲和他的团队的成绩。从父亲他们被赞扬后灿烂的笑脸中，小儿子感受到了父亲和叔叔们很了不起，每天也兴致勃勃地跟着挖土，洗陶片，忙的不亦乐乎。再后来耳朵里经常被灌的是旧石器、新石器、夏文化遗存、商文化遗存这些概念，原来我们的大西安不光有秦汉唐，地下满满都是文化的宝藏。父亲热爱他的工作，爱到居然在76地震时他给出土的五、六千年前的人骨架搭建好了防震棚，却没时间管家人，直接就把家里的床板架到封存骨架的木盒上，全家与出土人骨共存亡。父亲也是个细腻浪漫的人，在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父亲特意选了一张拿小儿子当标尺使用的的“遗址东南部墓葬发掘情况”照片放在书中，为小儿子的童年做一留念。

20世纪70年代，父亲除了主持了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发掘外，还主持了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岐山双庵等多项重要考古发掘。70年代末80年代初，投入到陕西夏文化探索的研究，通过对一系列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肯定了夏代的西部疆域已达陕西中东部一带的认识。90年代，他又把目光转向了他早年的兴趣点，唐代陵墓的研究上，主持了关中唐十八陵课题的研究，为唐代陵寝制度的深入研究及陵区大遗址保护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史前考古的研究也不断地深入，但是当时《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杂志上每年发表的史前研究文章数量很有限，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考古情结的人来说，父亲也颇为焦虑。其时，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两度来访陕西，希望去周原考察，当时宝鸡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在父亲的帮助下，张先生如愿考察了周原。在与张光直先生的多次接触交流中，父亲获知国际上有数百种史前研究刊物，这一情况启发了他，希望在国内也创办一份史前研究的专门刊物。为此，他特地调查了史前考古领域积压的稿件及正在进行的发掘项目，确信学术界需要一份史前研究方面的期刊，于是80年代初创办并主编了《史前研究》杂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刊，但是多年后，依然有很多人感念、怀念这本期刊。

50多年来父亲参加过的考古调查有几十次，每次调查工作少者一天两天，多者数月数年，涉及内容有史前及历史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参加过的考古发掘项目20余项，其中任领队主持发掘的有16项。上至史前，下至夏、商、汉、唐各个时期的考古工作，父亲都做过一些，涉足的研究领域有史前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环境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更多的着力于史前考古。今年在他八十寿辰之际，父亲在其著述中精选了30篇史前考古的文章，结集成《巩启明史前考古文集》，为自己在史前方面的研究做一回顾。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父亲是个恬淡豁达的人，晚年的生活简单充实，读书看报养花种菜，间或写写文章。每月工资除了捐助几个贫困大学生外就是固定在“古旧书店”和“汉唐书店”买书，没有什么可消费之处。父亲时常感叹钱花不完，想起年轻时的艰苦岁月，感慨万千，此时也正是我们恳请他赶紧打住忆苦思甜，给他普及时尚知识的甜蜜时光。岁月静好，愿父亲健康长寿，愿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父辈们安享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