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的招牌建筑上分别写着“广式德文本”、“善与共、天下大同”等文字。
“一言堂百货多,二(严)康懋钞票多,三法卿木器多,四明药房药片多,五芳斋点心多”。这首在宁波一地流传颇广的顺口溜,说出了近代宁波商人严康懋(1878年—1929年)的富有。
其实,在富豪“群雄并起”的近代宁波商帮中,严康懋拥有的财富并不突出。他在史上留下英名乃至宁波城乡妇孺皆知,在于他为人称道的财富态度,更在于他遍布宁波城乡的善举义行。其所作所为,对当下的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孙善根
一
所谓生逢其时,生活在清末民初的严康懋,恰逢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他借助父辈的积累,抓住机遇,奋发有为,艰苦创业,特别是重点投资于当时持续增长、利润丰厚的“朝阳行业”——钱庄业、棉纱业。其中钱庄业有“上有天堂下有钱庄”之称,赢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不菲的财富。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严康懋在沪甬投资设立的钱庄,几乎都是可以进行汇划业务的大钱庄。1922年,他出资150万大洋创办懋昌商轮公司,更是出手不凡。严康懋经营的地域,遍及苏浙沪等地,时人称其“列肆遍沪、杭、甬间,赀雄乡里,称素封焉”,充分说明其经济实力与事业成功。
发达后的严康懋,富而思进,富而思善,一方面没有停止创业的步伐,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其创业投资活动几乎贯穿一生;另一方面,发迹后的严康懋“不敢偏钱以自私”,富而好义,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先族后里,“老安兼少怀”,大力举办各类慈善公益活动,“诚一乡之善士”。时人称严康懋“长于理财,善于用财,故生平之成就也大”。可以说,其一生相当完美地演绎了近代宁波商人聚财与散财的财富逻辑。
在严康懋去世两年前,1927年6月1日发表在宁波《时事公报》上的《敬告宁波商人》一文,对严康懋聚财与散财的人生作了很好的诠释。该文是张其为甬上钱业界即将创办的《嘤求》杂志创刊号而写的。作者借此对有握百业枢纽之甬上钱业界提出殷切期望,特别要求钱业诸公“注重公益”。
文章称,太史公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富者得势益彰。盖财之为道,一方务在鸠聚,一方务在散发,此即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若垄断求之,局促守之,以积一人之私蓄,亦何足称哉。四明乡谊最重,轻财乐施,不遗余力,古有义乡之称,凡民生利益,济困扶危之事,在抵枋榆结社,相与维系,订阅规约,有条不紊。“损有余,益不足”,此风俗之所以美也。
聚财与散财,既善于经商又善于散财,是作者对当时富有实力的宁波商人的殷殷期望。显然,严康懋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二
聚财与散财是严康懋人生的两个关键词,其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两者的深刻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前者的成功才能为后者奠定基础,而唯有后者才使前者更有价值与意义。
严康懋在创业不久后就开始行善,创业活动更是持续到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在他这里,财富可以转化为德行,而德行更可以成为激发创业的强大力量。
从商人到善人的转变,商人慈善家严康懋在宁波一地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
至少从清末起,宁波一地慈善事业高度发达,并形成了以近代商人为主体的慈善家群体,由此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史称“甬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抑市井而成”。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又领风气之先的宁波商人乃至普通民众,社会公益意识日益增强,根据自身力量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春风化雨,善风浩荡,正是这种社会共识,推动近代宁波商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无疑,善行可风的社会环境,犹如肥沃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是成就慈善家的必要条件。
同时,人的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开明豁达的财富观,也是驱使严康懋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严氏曾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吾既有财矣,敢偏钱以自私乎?其大意是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多,而我一人已拥有如此之多,怎么敢自私自利呢?这几乎是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财富观的现代版。
发迹后的严康懋,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踊跃从事慈善事业而乐此不疲。发迹后的严康懋心存感恩,这成为其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的强大动力与不竭源泉。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发达后从事善事,是应尽的义务,是知恩图报、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唯有如此,“而心始安”。
严康懋
三
严康懋从商人到善人的身份转变,或曰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在当时宁波城乡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其中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这些商人慈善家创业上合作打拼,善举上相互支持,可谓心心相印,相得益彰,由此成就宏大的事业。就个体来说,严康懋慈善公益事业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慈善事业规模庞大,由于严康懋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他行善力度大,据时人估计,严氏经商所得除日用外,用于慈善公益事业者“几什之五六”。一般来说,人们将收入的10%—20%用于公益事业,即是热心公益了,而严氏如此高比例地投入慈善公益事业,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代社会,都是相当罕见的。《鄞县通志》称其“邑有公益之举,靡不佽襄以期其成,岁费不赀”。由此,严康懋善举义行为数甚多,金额巨大,影响甚广,至今在宁波城乡仍为人乐道。只是,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难以全部知晓罢了。
其二,其善事门类齐全,与许多商人侧重于某一方面不同,严康懋从事的慈善事业相当广泛,种类繁多。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从常态救济到临时救助,其涉足的善事可谓应有尽有,尤其注重于医疗、教育、桥梁、水利等投入较大的公益项目。
其三,行善多与人合力进行而少“单打独斗”,严康懋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不仅经商投资常常与人合作进行,从事慈善事业也是如此。除家族义庄外,其所有慈善事业,几乎都与人合力进行。
其四,行事低调,注重实效。不图形式,重行动,重实干,崇实务实,处事低调,是近代宁波商人处世行事的显著特点,这在严康懋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严氏担任了甬上多个慈善公益团体或机构董事等职务,在相关会议上却难觅其身影,更难见其发声。时人称严康懋对于应尽的义务总是当仁不让,“苟有缓急,无不援手,虽千金不吝”。如他担任主持新江桥修理与维护事务的新江桥厂董事(实际上主持工作)数十年,不离不弃,正是他的默默坚守,赢得一方交通的平安。
四
严康懋是一个成功的宁波商人,又是一个受人敬仰的慈善家,两者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一代商人慈善家。在大力倡导慈善公益事业的当下,近代商人慈善家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是值得人们回味与尊崇的。特别是其善于聚财又善于散财的行为取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当代企业家更是具有借鉴意义。
宁波爱心城市“公益地标”善园,为严康懋百年前留下来的慈善建筑群。(图片来源:网友“懦弱非万宝路”)
(作者为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