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第一章以食物为证据

革命被破坏的时候，建设的开始，把毕生的抱负和多年研究的收入定为建国计划，一次飞跃，中国登上了富强和繁荣的地方，我很高兴和高兴。

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于是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供学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对之曰“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则人必难遽信。无已，请以一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以证明之。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国食品之发明，如古所称之“八珍”，非日用寻常所需，固无论矣。即如日用寻常之品，如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至于肉食，六畜之脏腑，中国人以为美味，而英美人往时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视之矣。吾往在粤垣，曾见有西人鄙中国人食猪血，以为粗恶野蛮者。而今经医学卫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则猪血涵铁质独多，为补身之无上品。凡病后、产后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时多以化炼之铁剂治之者，今皆用猪血以治之矣。盖猪血所涵之铁，为有机体之铁，较之无机体之炼化铁剂，尤为适宜于人之身体。故猪血之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补身，而无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体。而中国人食之，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也。此不过食品之一耳，其余种种食物，中国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胜数也。如鱼翅、燕窝，中国人以为上品，而西人见华人食之，则以为奇怪之事也。

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西国烹调之术莫善于法国，而西国文明亦莫高于法国。是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近代西人之游中国内地者以赫氏为最先，当清季道光年间，彼曾潜行各省而达西藏，彼所着之游记，称道中国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国调味为世界之冠。近年华侨所到之地，则中国饮食之风盛传。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遂至令土人之操同业者，大生妒忌，于是造出谣言，谓中国人所用之酱油涵有毒质，伤害卫生，致的他睐市政厅有议禁止华人用酱油之事。后经医学卫生家严为考验，所得结果，即酱油不独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质与牛肉汁无异，不独无碍乎卫生，且大有益于身体，于是禁令乃止。中国烹调之术不独遍传于美洲，而欧洲各国之大都会亦渐有中国菜馆矣。日本自维新以后，习尚多采西风，而独于烹调一道犹嗜中国之味，故东京中国菜馆亦林立焉。是知口之于味，人所同也。

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也。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又中国人口之繁昌，与乎中国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尝非饮食之暗合卫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从科学卫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进步，则中国人种之强，必更驾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于科学卫生之知识，以求延年益寿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无中国之美备，其调味之方无中国之精巧，故其热心素食家多有太过于菜蔬之食，而致滋养料之不足，反致伤生者。如此，则素食之风断难普遍全国也。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之提倡矣。欧美之人所饮者浊酒，所食者腥膻，亦相习成风。故虽在前有科学之提倡，在后有重法之厉禁，如近时俄美等国之厉行酒禁，而一时亦不能转移之也。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人已无待于利诱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吾人当保守之而勿失，以为世界人类之师导也可。

古人有言，“人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为一小天地，无宁谓之为一小国家也。盖体内各脏腑分司全体之功用，无异于国家各职司 分理全国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机关，其组织之完备，运用之灵巧，迥非今世国家之组织所能及。而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人身既为生元所构造之国家，则身内之饮食机关，直为生元之粮食制造厂耳；人所饮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养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为生活，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

人之生活以温饱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为用之于燃料，一二成乃用之于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为煖体，是犹人之升火以御寒；二为工作，是犹工厂之烧煤以发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内之燃料而有余，而其所余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内之燃料，则生元必取身内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尽，则取及肌肉。故饮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养料及身体之建筑料，材料若有多余，则悉化为燃料，而不蓄留于体内。此犹之城市之内，建筑之材木过多，反成无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过多，过多则费体内机关之力以化之为燃料。而其质若不适为燃料，则燃后所遗渣滓于体中，又须费肾脏多少工夫，将渣滓清除，则司其事之脏腑有过劳之患，而损害随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为两种：一为燃料，素食为多；一为材料，肉食为多。材料过多，可变为燃料之用，而燃料过多，材料欠缺，则燃料不能变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损元气；材料又不可过多，倘过多则有伤脏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则养生益寿之道，思过半矣。

近年生理学家之言食物分量者，不言其物质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热力之多少以为准。其法用器测量，以物质燃化后，能令一格廉中国二分六厘水热至百度表一度为一热率，故称“食物有多少热率”，或谓“人当食多少热率”等语。此已成为生理学之一通用术语矣，以后当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种类有三，即淡气类、炭轻类、脂肪类；此外更有水、盐、铁、磷、、锰各质并生机质此质化学家尚未考确为何元素，皆为人生所不可少也。淡气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炭轻类一格廉有四零一热率，脂肪类一格廉有九零三热率。淡气质以蛋白为最纯，而各种畜肉及鱼类皆涵大部分淡气，植物中亦涵有淡气质，而以黄豆、青豆为最多。每人每日养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学家之主张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质一百格廉为度者，有主张五十格廉便足者。至于所用热率多少，奥国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罗中国二十四两轻工作时当需三十四至四十热率，重工作时当需四十至六十热率。如是其人为七十基罗重者，于轻工作时当需食料二千八百热率，于重工作时当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热率。有奥国学者佛列查氏曾亲自试验彼身重八十六基罗，而每日所食蛋白质四十五格廉中国一两一钱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热率，其后体质虽减少十三基罗有奇，然其康健较前尤胜；后再减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热率，而其身体健康继续如常。各生理学家为饮食度量之试验者多矣，而其为身体材料所需之淡气质，总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国衡一两三钱至二两六钱之蛋白质也。其为身体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热率之间耳。其间有极重之工作，有需热率至五六千者，此则不常见也。

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所有动物皆顺其自然之性，即纯听生元之节制，故于饮食之量一足其度，则断不多食。而上古之人与今之野蛮人种，文化未开，天性未漓，饮食亦多顺其自然，故少受饮食过量之病。今日进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则去自然亦愈远，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烟也、鸦片也、鹄肩也，种种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进化而加增，则近代文明人类受饮食之患者，实不可胜量也。

作者曾得饮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尝以事忙忽略，渐成重症，于是自行医治稍愈，仍复从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数次。其后则药石无灵，只得慎讲卫生，凡坚硬难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颇觉效，继而食之至半年以后，则此等食物亦归无效，而病则日甚，胃痛频来，几无法可治。乃变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术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数月后旧病仍发，每发一次，比前更重。于是更觅按摩手术而兼明医学者，乃得东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术固超越寻常，而又着有《抵抗养生论》一书，其饮食之法与寻常迥异。寻常西医饮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坚硬之质。而高野先生之方，则令病者戒除一切肉类及溶化流动之物，如粥糜、牛奶、鸡蛋、肉汁等，而食坚硬之蔬菜、鲜果，务取筋多难化者，以抵抗肠胃，使自发力，以复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乃继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连半年，而病终不愈，乃有一试其法之意。又见高野先生之手术，已能愈我顽病，意更决焉。而先生则曰：“手术者乃一时之治法，若欲病根断绝，长享康健，非遵我抵抗养生之法不可。”遂从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后数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鸡蛋、汤水、茶、酒等物，病又复发。始以为或有他因，不独关于所食也。其后三四次皆如此，于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与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则硬饭与蔬菜及少许鱼类，而以鲜果代茶水。从此旧病若失，至今两年，食量有加，身体康健胜常，食后不觉积滞，而觉畅快。此则十年以来所未有，而近两年始复见之者。余曩时曾肄业医科，于生理卫生之学，自谓颇有心得，乃反于一己之饮食养生，则忽于微渐，遂生胃病，几于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养生术，而积年旧症一旦消除，是实医道中之一大革命也。于此可见饮食一事之难知有如此。

且人之禀赋各有不同，故饮食之物宜于此者不尽宜于彼，治饮食之病亦各异其术，不能一概论也。惟通常饮食养生之大要，则不外乎有节而已，不为过量之食即为养生第一要诀也。又肉食本为构成身体之材料及补充身体之材料，元气所赖以存，为物至要，而不可稍为亏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与身体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过多，多则损多益少。故食肉过量而伤生者，独多于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当有不同，青年待长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壮年生长已定之人肉食宜减，老年之人则更宜大减。夫素食为延年益寿之妙术，已为今日科学家、卫生家、生理学家、医学家所共认矣。而中国人之素食，尤为适宜。惟豆腐一物，当与肉食同视，不宜过于身体所需材料之量，则于卫生之道其庶几矣。

虽然，饮食之物审择精矣，而其分量亦适合乎身体之需要矣，而于饮食之奥义，犹未能谓为知也。饮食入口之后，作如何变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肠胃收吸入血之后，又如何变化？其奥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为难知也。食物入口之后，首经舌官试验之，若其不适于胃肠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适合于胃肠之消化也，舌官则滋其味而欢纳之。由是牙齿咀嚼之，口津调和溶化之，粉质之物则化之为糖，其他之物则牙齿磨碎之，舌尖卷而送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脏。食物入胃之后，则胃之下口立即紧闭，而收蓄食物于胃中，至足度之时，则胃之生元报告于脑，而脑则发令止食，而吾人觉之，名之曰饱。此胃脏作用之一，所以定全体每度所应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饱之后，当立停止，如再多食则伤生矣。食物蓄满于胃之后，胃津则和化肉质，如口津之化粉质焉。而胃肌则伸缩摇磨，将食物化为细糜，始开下口而送之入于小肠。到小肠上部时，则细糜与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补而化之，令之悉成为糜浆。而经过二十余尺之小肠，辗转回旋，而为小肠之机关收吸之，由回管而入于肝。其适于养生之料，则由肝管而导入心脏，由心脏鼓之而出脉管，以分配于百体，为生元之养料及燃料也。其不适于身体之物，则由肝脏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导之入胆囊，再由胆管导之出小肠，而为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肠所吸余之物，则为渣滓而入于大肠，在大肠时，仍有收吸机关补吸小肠所遗余之养料，遂由大肠而推入直肠，则纯为渣滓不适于身体之用矣。直肠积满渣滓之后，则送之出肛门，而为大便。此饮食之终始也。

惟食物既入血之后，尚多种种之变化，此非专从事于生理学者则不能知之；而虽从事于生理学者，亦不能尽知之也。此饮食之事之关于体内之组织者，为天然之性，吾人本属难知；则就饮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种问题，如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运输、粮食之分配及饥馑之防备等问题纯属人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

近代国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国之组织为最进步。而此次欧战一开，则德国海面被英封禁，粮食时虞竭乏，社会忽起恐慌，人民备受种种之痛苦。至两年以后，乃始任巴特基氏为全国粮食总监。巴氏乃用科学之法以经理粮食，而竭乏之事始得无虞，恐慌之事渐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渐减。由是德国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则，早已绝粮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经理粮食之前，民间之买食物者常千百候于店门之外，须费多少警察之约束，始能维持秩序。店伙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卖尽，则后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至，候于粮食店之门外，以待黎明买物者。当时德国有医学博士讽之云：“使买油之妇在家多睡六小时，则身体中所涵蓄之油，较之彼从油店所买得者多矣。”此可想见其当时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节用而已。考德国未战以前，其自产之粮食可足全国八成以上之用，其输入之粮食不过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厨中及饭店厨中，每日所虚耗者已不止二成；而个人所食不需要于养生之品及过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于厨中则止绝虚耗，于个人则限口给粮，而每人以若干热率为准。如是一出入之间，粮不加多，而食则绰有余矣。其后更从事于推广生产，凡园庭、花圃、游场与及一切余地荒土，悉垦为农田，并多制各种之化学田料，从此粮食无竭矣。前此两年之久，人民备受多少之痛苦，视为无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则能使家给人足，贫而能均，各取所需，无人向隅者，非行之艰，实知之艰也。

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后，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筑工夫、燃烧工夫，种种作为，谁实为之？譬有人见原料之入工厂，经机器之动作，而变成精美之货物以供世用者，谓为机器为之，可乎？不可也。盖必有人工以司理机器，而精美之货物乃可成也。身内饮食机关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机关自为之也，乃身内之生元为之司理者也。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

或曰：“饮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终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于其他人为之事，则非可与此同日而语也。”今作者更请以人为之事于下章证之。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

今再以用钱一事，为“行易知难”之证。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吾今欲与读者先从金钱之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中国上古之钱币，初以龟、贝、布、帛、珠、玉为之，继以金、银、铜、锡为之。今日文化未开之种族，其钱币多有与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游牧之国，有以牛、羊为钱币者；渔猎之乡，有以皮、贝为钱币者；耕种之民，有以果、粟为钱币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盐、茶为钱币者。要之能为钱币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种族则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为钱币而已。专门之钱币学者论之曰：“凡物能为百货之‘中准’者，尤贵有七种重要之性质，方适为钱币之上选：其一、适用而值价者，其二、便于携带者，其三、不能毁灭者，其四、体质纯净者，其五、价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开者，其七、容易识别者。凡物具此七种之性质者，乃为优良之钱币也。”周制以黄金为上币，白金为中币，赤金为下币。秦并天下，统一币制，以金镒铜钱为币，而废珠玉、龟贝、布帛、银锡之属，不以为币。周、秦而后，虽屡有变更，然总不外乎金、银、铜三种之物以为币。而今文明各国，亦采用此三金为钱币：有以黄金为正币，而银、铜为辅币者；有以银为正币而铜为辅币者。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

然则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今举两事以明之。数十年前，山、陕两省大饥，人相食，死者千余万。夫此两省，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也，物产丰富，金钱至多。各省为钱业票号者，皆山、陕人也，无不获厚利；年年运各省之金钱归家而藏之者，不可胜数也。乃连年大旱，五谷不登，物产日竭，百货耗尽，惟其金钱仍无减也。而饥死者之中，家资千百万者，比比皆是；乃以万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归于尽也。盖无货物，则金钱之能力全失矣。又读者有曾读《罗滨逊克鲁梳漂流记》者乎？试拟设身其地，而携有多金，漂流至无人之岛。挟金登陆，寻见岛中风光明媚，花鸟可人，林中果实，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时岛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岛中之货财，惟彼所需，可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饥也，必须自行摘果以充饥；其渴也，必须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无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岛，货物繁殖矣，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等于无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钱也，乃一己之劳力耳。此时此境，金钱万能乎？劳力万能乎？然则金钱在文明社会中，能生如此万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穷求矣。

吾今欲与读者再从金钱之为用而研究之。夫金钱之力，虽赖买卖而宏，而买卖之事，原由金钱而起，故金钱未出之前，则世固无买卖之事也。然当此之时，何物为金钱之先河，何事为买卖之导线，不可不详求确凿，方能得金钱为用之奥蕴也。欲知金钱之先河、买卖之导线者，必当从人文进化之起源着眼观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开化之种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于深山穷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风气与吾古籍所记载世质民淳者相若。其稍开化者，则居于河流原野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利便，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证古，可知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足以自给，无待外求者也。及其稍开化也，则无不从事于交易，虽守古如许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钱币未发生以前，世间只有交易之事耳。盖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数业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织，断不若通工分劳之为利大也。即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既无费时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余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较自耕自织为进化也。

惟自交易既兴之后，人渐可免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余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余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余，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余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无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农、工两业，其妨碍固大，然而农、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难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游记》有云：彼到未开化之乡，常有终日不得一食者。盖土番既无买卖，不识用钱，而彼所备之交易品，间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则不能易食物矣。古人与野番所受之困难，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余粟，而欲得布，携之以就有余布者以求交易，无如有余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则有余粟者困矣。有余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余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则有余布者又困矣。有余羊者，牵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则有余羊者又困矣。有余器者，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则有余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余，皆为其余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当，则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无交易之机关，所以劳多而获少，而文化不能进步者也。

神农氏有见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为市之制，则交易之困难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余，以求所需，彼此转接，错综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时间空间，为交易之机关者也。自有日中为市为交易之机关，于是易货物，通有无，乃能畅行无阻矣，其为物虽异乎钱币，而功效则同也。故作者于此创言曰：“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乃世之经济学家，多以为金钱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亦犹乎买卖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也。买卖时代以金钱为百货之中介，而交易时代则以日中为市，为百货之中介也。人类用之者，则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则必受种种之困难也。未有金钱之前，则其便利于人类之交易者，无过于日中为市矣。故曰：日中为市者，金钱之先河也。

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渐而好之者愈多，成为普通之风尚，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是故钱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用大矣。自有钱币以易货物、通有无，则凡以有余而求不足者，只就专业之商贾以买卖而已，不必人人为商矣。是钱币之出世，更减少人之劳力，而增益人之生产，较之日中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类自得钱币之利用，则进步加速，文明发达，物质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称大备矣。前后不过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为我国后代所不及，此实为钱币发生后之一大进步也。由此观之，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

钱币发生数千年而后，乃始有近代机器之发明。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机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产全赖人工为之，则买卖之量，亦无出乎金钱范围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产，则合人工与自然力为之，其出量加至万千倍，而买卖之量亦加至万千倍，则今日之商业，已出乎金钱范围之外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运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而售之，每起获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万元，皆收现钱。以银元计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后往市以求他货而买之，又分十起而买入，则运货往来之外，又须运钱往来。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货，又当分十起而收其钱，继又买入他货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钱，其费时费力，已不胜其烦矣。倘同时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则合数十百人而各有货百数十万以买卖，每人皆需数日之时间以执行其事，则每人所过手之金钱，一人百数十万元，十人千数百万元，百人万数千万元，则一市中之金钱断无此数，故大宗买卖早非金钱之力所能为矣。金钱之力有所穷，则不期然而然渐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钱，而人类且不之觉也。

契券之用为何？此非商贾中人，自不能一闻则了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贩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售之，获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万元，惟此十一万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银元，乃一张之字纸，列有此数目耳。此等字纸，或为银行之支票，或为钱庄之庄票，或为货客本店之期单，或为约束之欠据者是也。售十起之货，则彼此授受十张之字纸而已，交收货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银元矣。川客在沪所采买之货，亦以此等字纸兑换之。如是一买一卖，其百余万元之货物，已省却主客彼此交收四万九千五百斤银元四次运送之劳矣，且免却运送时之种种盗窃、遗失、意外等危险矣。其节时省事，并得安全无虞，为利之大，以一人计已如此矣，若以社会而言，则其为利实有不可思议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会中，实非用契券为买卖不可矣，“金钱万能”云乎哉？而世人犹迷信之者，是无异周末之时，犹有许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旧习者也。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盖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钱等耳。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致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而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遂至纸币多而货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发不兑现之令，岂非废金钱行纸币票乎？何以不见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发不兑现之令也，只学人一半而违其半。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英国之不兑现也，同时亦不收现，凡政府之赋税、借债种种收入，皆非纸币不收。是以其战费之支出，每日六七千万元，皆给发纸票，而市面流通无滞，人人之乐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数月必发行一次公债，每次所募之额，在数十万万元者，亦皆悉收纸币，不收现金。有现金之人，或买货、或纳税者，必须将其金钱向银行换成纸票，乃能通用，否则其金钱等于废物耳。此英国不兑现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则自发之纸票亦不收，是何异自行宣告其破产乎？天下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侩尚且不为此，而堂堂政府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钱之为用之过也。

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汉兴，承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初以为钱少而困也，乃令民铸钱。后钱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铸钱。皆不得其当也。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方当欧战大作，举国从军，生产停滞，金钱低落，而交战各国之政府乃悉收全国工商事业而经营之，以益军资，而均民用。德奥行之于先，各国效之于后。此亦弘羊之遗意也。

欧美学者有言：“人类之生活程度分为三级：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得安适也。其三曰繁华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乃可有可无者，有之则加其快乐，无之亦不碍于安适也。”然以同时之人类而论，则此等程度实属极无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为安适，而他一人或以为快乐者也。惟以时代论之，则其界限颇属分明矣。作者故曰：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盖当时之人，最大之欲望无过饱暖而已，此外无所求，亦不能求也。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盖此时人类之欲望始生，亦此时而人类始得有致安适之具也。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盖此时始有生产过盛，不患贫而患不均者，工业发达之国有汲汲推广市场输货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会亦有以奢侈为利世之谬见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时又非绝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为市既行之后，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钱出世之后，日中为市，亦有相并而行者，我国城厢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华之时代，世界人类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飞券、钞引，宋之交子、会子是也。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钱者所当知也。

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开港通商之后，我商业则立见失败者，非洋商之金钱胜于我也，实外洋入口之货物，多于我出口者每年在二万万元以上也。即中国金钱出口，亦当在二万万以上。一年二万万，十年则二十万万矣。若长此终古，则虽有铜山金穴，亦难抵此漏巵，而必有民穷财尽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机器以生产，方能有济也。按工业发达之国，其年中出息，以全国人口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国纯用人工以生产，按全国人口男女老少通计，每年每人出息当不过七八元耳。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则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于今日百倍矣。如是则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

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发达，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社会之受其影响者，诚有如佐治亨利氏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以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是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多数也。所以一经工业革命之后，则社会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盖不平则鸣，大多数人不能长为极少数人之牺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极大之痛苦者，即不知变计以应时势之故也。因在人工生产之时代，所以制豪强之垄断者，莫善于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竞争，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于世数千年矣。乃自斯密亚当始发明其理，遂从而鼓吹之。当十八世纪之季，其《富国》一书出世，举世惊倒，奉之为圣经明训。盖其事既为世所通行，又为人所习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为世所欢迎，至今犹有奉为神圣者也。不料斯密氏之书出世不满百年，而工业革命作矣。经此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克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后先效法者也。如丕士麦克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要之，今日欧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钱者，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他无所知也。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而社会主义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

第三章以作文为证

今更以中国人之作文为“行易知难”之证。

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然以其文论，终不能不谓为富丽殊绝。夫自疱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今日中国人口四万万众，其间虽不尽能读能书，而率受中国文字直接间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丽、安南、交趾之族，亦皆号曰“同文”。以文字实用久远言，则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虽以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也。盖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

夫前章所述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顾古来之研究，非可埋没。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夫文字为思想传授之中介，与钱币为货物交换之中介，其用正相类。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

但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语，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至于为文，虽体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语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于黄河流域一区，其时言语与文字当然一致，可无疑也。至于周代，文化四播，则黄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吴、越、江、淮之族，受中国之文字所感化，而各习之以方言，于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来言语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辽、夏、金、元，各以其力蚕食中国，其言语亦不无遗留于朔北，而文字语言益以殊矣。汉后文字，踵事增华，而言语则各随所便，于是始所歧者甚仅，而分道各驰，久且相距愈远。顾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占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所以中国言语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抑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易及。惟举全国人士而范以一种美术，变本加厉，废绝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为世诟病耳。

然虽以中国文字势力之大，与历代能文之士之多，试一问此超越欧美之中国文学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则而后含毫命简者乎？则将应之曰：否。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为文者穷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于文法则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穷其字句之所当然，与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见也。至其穷无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谓非无学而何？夫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也。欲知文章之所当然，则必自文法之学始；欲知其所以然，则必自文理之学始。文法之学为何？即西人之“葛郎玛”也，教人分字类词，联词造句，以成言文而达意志者也。泰西各国皆有文法之学，各以本国言语文字而成书，为初学必由之径。故西国学童至十岁左右者，多已通晓文法，而能运用其所识之字以为浅显之文矣。故学童之造就无论深浅，而执笔为文，则深者能深，浅者能浅，无不达意，鲜有不通之弊也。中国向无文法之学，故学作文者非多用功于吚唔呫哗，熟读前人之文章，而尽得其格调，不能下笔为文也。故通者则全通，而不通者虽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联词造句以成文，殆无造就深浅之别也。若只教学童日识十字，而悉解其训诂，年识三千余字，而欲其能运用之，而作成浅显之文章者，盖无有也。以无文法之学，故不能率由捷径以达速成，此犹渡水之无津梁舟楫，必当绕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国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马氏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而作，惜作者于此多犹未窥三昧，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也。然既通晓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犹已绕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贵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龄以下之幼童及不能执笔为文之人耳。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

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逻辑者，非以此为适当也，乃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即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氏所翻之《名学》，则更为辽东白豕也。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也，而非“逻辑”也。此学为欧洲中世纪时理学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实学”。此两大思潮，当十一世纪时大起争论，至十二世纪之中叶乃止，从此名学之传习亦因之而息。近代间有复倡斯学者，穆勒氏即其健将也，然穆勒氏亦不过以名理而演逻辑耳，而未尝名其书为“名学”也。其书之原名为《逻辑之统系》。严又陵氏翻之为《名学》者，无乃以穆氏之书言名理之事独多，遂以名学而统逻辑乎？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斑雅为吕宋也。夫吕宋者，南洋群岛之一也，与中国最接近，千数百年以来，中国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华人习知其名。而近代吕宋为西斑雅所占领，其后华侨至其地者，则称西斑雅人为吕宋人。后至墨西哥、比鲁、芝利等国，所见多西斑雅人为政，亦呼之为吕宋人。寻而知所谓吕宋者，尚有其所来之祖国，于是呼西斑雅为大吕宋，而南洋群岛之本吕宋为小吕宋，至今因之。夫以学者之眼光观之，则言西斑雅以括吕宋可也，而言吕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华侨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吕宋，故以称之。今之译逻辑以一偏之名者，无乃类是乎？

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以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夫斯学至今尚未大为发明，故专治此学者，所持之说，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则大都如陶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而已。惟人类之禀赋，其方寸自具有理则之感觉，故能文之士，研精构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则无不暗合于理则者；而叩其造诣之道，则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当然也。如曾国藩者，晚清之宿学文豪也，彼之与人论文，有“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门而无人门焉者，入其闺而无人闺焉者”。其于风风、雨雨、衣衣、食食、门门、闺闺等叠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为实字实用，下一字为实字虚用，则以为发前人所未发，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奥矣。然以文法解之，则上一字为名词，下一字为动词也，此文义当然之事，而宿学文豪有所不知，故强而解之为实字虚用也。又不知理则之学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着《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节曰：

“本名字者，人物独有之名称，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论》曰：‘亮始终心乎汉者也；猛始终心乎晋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猨惊。’亮与猛虽同为人类，鹄虽同为鸟类，猨虽同为兽类，曰亮、曰猛、曰鹄、曰猨，即为本名；不能人人皆谓之亮、猛，亦不能见鸟即谓之鹄，见兽即谓之猨也，故曰本名字。”此以亮、猛、鹄、猨视同一律，不待曾涉猎理则学之书者，一见而知其谬。即稍留意于理则之感觉者，亦能知其不当也。世界古今人类，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鸟兽，岂独一鹄一猨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着书者何以有此大错？则以中国向来未有理则学之书，而人未惯用其理则之感觉故也。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

第四章以七事为证

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易”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则人类全部行之者；其二为用钱，则人类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为作文，则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类之行之不为不久矣，不为不习矣，然考其实，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间有好学深思之士，专从事于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则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以此三事证之，已成为铁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则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皆然也。”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以观其然否。

夫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中国则至今犹未有其学。故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国今日之屋宇，则无不本于建筑学，先绘图设计，而后从事于建筑，是知而后行者也。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绘图设计者为外国之工师，而结垣架栋者为中国之苦力。是知之者为外国工师，而行之者为中国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至表面观之，设计者指摇笔画，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师易而苦力难矣，然而细考其详，则大有天壤之别。设有人欲以万金而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种种内容，就工师以请设计。而工师从而进行，则必先以万金为范围，算其能购置何种与若干之材料，此实践之经济学所必需知也。次则计其面积之广狭，立体之高低，地基之压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几重，务要求得精确，此实验之物理学所必需知也。再而家宅之形式如何结构，使之勾心斗角，以适观瞻，此应用之美术学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内之光线如何引接，空气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御，秽浊如何去除，此居住之卫生学所必需知也。终而客厅如何陈设，饭堂如何布置，书房如何间格，寝室如何安排，方适时流之好尚，此社会心理学所必需知也。工师者，必根据于以上各科学而设计，方得称为建筑学之名家也。今上海新建之崇楼高阁，与及洋房家宅，其设计多出于有此种知识之工师也，而实行建筑者皆华工也。由此观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筑事业可为“知难行易”之铁证者四也。

民国七年十月，上海有华厂造成一艘三千吨大之汽船下水，西报大为之称扬，谓从来华人所造之船，其大以此为首屈一指。然华厂之造此船也，乃效法泰西，借近代科学知识，用外国机器而成之也。按近日在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地之外人船厂，其工匠几尽数华人，只一二工师及督理为西人耳。所造之船，其大至万数千吨者，不可胜数也。要之在东方西人各船厂所造之船，皆谓之华人所造者，亦无不可，盖其施工建造悉属华人也。作者往尝游观数厂，每向华匠叩以造船之道。皆答以施工建造，并不为难，所难者绘图设计耳；倘计划既定，按图施工，则成效可指日而待矣。去年美国与德宣战，其第一之需要者为船只之补充，于是不得不为破天荒之计划以扩张造船厂，期一年造成四百万吨之船。此说一出，举世为之惊倒。若在平时有为此说者，莫不目之为狂妄。乃自计划既定之后，则美厂有数十日而造成一艘一万吨以上之船者。全国船厂百数十，其大者同时落造数十船，小者同时落造十余船。如是各厂一致施工，万弩齐发，及时所成，则结果已过于期望之上。近日日本川崎船厂，竟有以二十三日造成一艘九千吨之船者，其迅速为世界第一也。此皆为科学大明之后，本所知以定进行，其成效既如此矣。今就科学未发达以前，举一同等之事业与之比较，一观知行之难易也。当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乐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乐五年九月而返中国。此二十八个月之间，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齐而止。计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驻之时日，当非十余个月不办；今姑为之折半，则郑和自奉命以至启程之日，不过十四个月耳。在此十四个月中，为彼筹备二万八千余人之粮食、武器及各种需要，而又同时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据《明史》所载，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吃水深浅未明，然以意推之，当在一丈以上，如是则其积量总在四五千吨，其长度则等于今日外国头等之邮船矣。当时无科学知识以助计划也，无外国机器以代人工也，而郑和又非专门之造船学家也，当时世界亦无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造船事业可为铁证者五也。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以御匈奴。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当秦之时代，科学未发明也，机器未创造也，人工无今日之多也，物力无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学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伟大之建筑者，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谚有云：“需要者，创造之母也。”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扞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天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而当时之筑长城者，只为保其一姓之私、子孙帝皇万世之业耳，而未尝知其收效之广且远也。彼迫于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计其工程之大、费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而今日科学虽明，机器虽备，人工物力亦超越往昔，工程之学皆远驾当时矣，然试就一积学经验之工师，叩以万里长城之计划：材料几何？人工几何？所需经费若干？时间若干可以造成？吾思彼之所答，必曰：“此非易知之事也。”即使有不惮烦之工师费数年之力，为一详细测量而定有精确计划，而呈之今之人，今之人必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筑一万里长城，为必不可能之事也。吾今欲请学者一观近日欧洲之战场。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立即反攻为守，为需要所迫，数月之间筑就长壕，由北海之滨至于瑞士山麓，长一千五百余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每重之工程，有阴沟，有地窖，有甬道，有栈房。工程之巩固繁复，每线每里比较，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三线合计，长约不下五千余里。而英法联军方面所筑长壕亦如之。二者合计，长约万余里。比之中国之长城，其长倍之。此万余里之工程，其初并未预定计划，皆要临时随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谓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者也。而欧洲东方之战线，由波罗的海横亘欧洲大陆，而至于黑海，长约三倍于西方战场，彼此各筑长壕以抵御亦若西方，其工程时间皆相等。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无事实当前，则言之殊难见信。然欧洲东西两战场合计约有四万里之战壕，今已成为历史之陈迹矣。而专门之工程家，恐亦尚难测其涯略也。由此观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始皇之长城、欧洲之战壕可为铁证者六也。

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自中西通市之后，汽船出现，海运大通，则漕河日就淤塞，渐成水患。近有议修浚江淮一节以兴水利者，聘请洋匠测量计划，已觉工程之大，为我财力所不能办，而必谋借洋债，方敢从事。夫修浚必较创凿为易也，一节必较全河为易也，而今人于筹谋设计之始，已觉不胜其难，多有闻而生畏，乃古人则竟有举三千里之长河疏凿而贯通之，若行所无事者，何也？曰：其难不在进行之后，而在筹划之初也。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是中国运河开凿之初，原无预定之计划也。近代世界新成之运河，不一而足，其最着而为吾国人耳熟能详者，为苏伊士与巴拿马是也。苏伊士地颈处于红海、地中海之间，隔绝东西洋海道之交通，自古以来，已尝有人议开运河于此矣。当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拿破伦占领埃及，已立意开苏伊士运河，命工师实行测量其地，而结果之报告，为地中海与红海高低之差约二十九英尺，因而停止。至五十余年再有法人从事测量，知前所谓高低差异为不确，其后地拉涉氏乃提倡创立公司以开之。当时世人多以为难，而英人则举国非之，以为万不可能之事。而地拉涉氏苦心孤诣，费多年之唇舌，乃得法国资本家及埃及总督之赞助，遂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成立公司，翌年开凿，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告阙成功。英人乃大为震惊。于是英相地士刺厘用千方百计，而收买埃及总督之股票归于英政府，后且将埃及并为英国领土，盖所以保运河以握东西洋之咽喉，而连络印度之交通也。地拉涉开凿苏伊士既告成功之后，声名大着，为世所重，乃更进而提倡开凿巴拿马运河，以联络大西洋与太平洋之交通，而招股集资，咄嗟立办。遂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动工，至八十九年则一败涂地，而地拉涉氏竟至破产被刑，末路穷途，情殊可悯。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半由预算过差，半由疾疫流行，死亡过众，难以施工。夫预算过差，尚可挽也；疾疫流行，不可救也。盖当时科学无今日之进步，多以为地气恶厉，非人事所能为力，而不留意卫生。乃近年科学进步，始知一切疾疫皆由微生物所致，而巴拿马之黄热疫则由蚊子所传染。其后美国政府决议继续开凿巴拿马运河也，由千九百零四年起，先从事于除灭蚊子，改良卫生。此事既竣，由千九百零七年起始行施工，至千九百十五年则完全告成，而大西洋、太平洋之联络通矣。由此观之，地拉涉氏失败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为害而忽略之也；美国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为害而先除灭之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中外运河之工程可为铁证者七也。

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药也，瓷器也，丝茶也，皆为人类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实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成今日环球一家之局者，厥为罗经。古籍所载指南车，有谓创于黄帝者，有谓创于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国发明磁石性质而制为指南针，由来甚古，可无疑义。后西人仿而用之，航海事业于以发达。倘无罗经以定方向，则汪洋巨浸，水天一色，四顾无涯，谁敢冒险远离海岸，深蹈迷途，而赴不可知之地哉？若无罗经为航海之指导，则航业无由发达，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于今日之地位。罗经之为用，诚大矣哉！然则罗经者，何物也？曰：是一简单之电机也。人类之用电气者，以指南针为始也。自指南针用后，人类乃从而注意于研究磁针之指南、磁石之引铁，经千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发明电气之理。乃知电者，无质之物也，其性与光热通，可互相变易者也。其为物弥漫六合，无所不入，无所不包；而其运行于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铁受电之感，遂成为南北向之性。如定风针之为风所感，而从风向之所之者，同一理也。往昔电学不明之时，人类视雷电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则视之若牛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类之文明，已进于电气时代矣，从此人之于电，将有不可须臾离者矣。观于通都大邑之地，其用电之事以日加增，点灯也用电，行路也用电，讲话也用电，传信也用电，作工也用电，治病也用电，炊爂也用电，御寒也用电。以后电学更明，则用电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论，世界用电之人已不为少，然能知电者，有几人乎？每遇新创制一电机，则举世从而用之，如最近之大发明为无线电报，不数年则已风行全世。然当研究之时代，费百十年之工夫，竭无数学者之才智，各贡一知，而后得成全此无线电之知识。及其知识真确，学理充满，而乃本之以制器，则无所难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则更无难矣。是今日用无线电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无线电之机生，以应人之通信者，亦不费苦学而能也。至于制无线电机之工匠，亦不过按图配置，无所难也。其最难能可贵者，则为研求无线电知识之人。学识之难关一过，则其他之进行，有如反掌矣。以用电一事观之，人类毫无电学知识之时，已能用磁针而制罗经，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电学知识一发达，则本此知识而制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以为世界百业之用。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电学可为铁证者八也。

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与电学最有密切之关系者为化学，倘化学不进步，则电学必难以发达；亦惟有电学之发明，而化学乃能进步也。然为化学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烧炼术也。古人欲得不死之药，于是方士创烧炼之术以求之。虽不死之药不能骤得，而种种之化学工业则由之以兴，如制造朱砂、火药、瓷器、豆腐等事业其最着者；其他之工业，与化学有关系，由烧炼之术而致者，不可胜数也。中国之有化学制造事业，已数千年于兹，然行之而不知其道，并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吾国学者今多震惊于泰西之科学矣。而科学之最神奇奥妙者，莫化学若；而化学之最难研究者，又莫有机体之物质若；有机体之物质之最重要者，莫粮食若。近日泰西生理学家，考出六畜之肉中涵有伤生之物甚多，故食肉之人，多有因之而伤生促寿者。然人身所需之滋养料以肉食为最多，若舍肉食而他求滋养之料，则苦无其道。此食料之卫生问题，为泰西学士所欲解决者非一日矣。近年生物科学进步甚速，法国化学家多伟大之发明，如裴在辂氏创有机化学，以化合之法制有机之质，且有以化学制养料之理想；巴斯德氏发明微生物学，以成生物化学；高第业氏以生物化学研究食品，明肉食之毒质，定素食之优长。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并游于巴氏、高氏之门，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与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乳，由豆乳代牛乳之推广而主张以豆食代肉食，远引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夫中国人之食豆腐尚矣，中国人之造豆腐多矣，甚至穷乡僻壤三家村中亦必有一豆腐店，吾人无不以末技微业视之，岂知此即为最奇妙之有机体化学制造耶？岂知此即为最合卫生、最适经济之食料耶？又岂知此等末技微业，即为泰西今日最着名科学家之所苦心孤诣研求而不可得者耶？又夫陶器之制造，由来甚古。巴比伦、埃及则有以瓦为书，以瓦为郭；而墨西哥、比鲁等地，于西人未发见美洲以前，亦已有陶器。而近代文明之国，其先祖皆各能自造陶器。是知烧土成器，凡人类文明一进至火食时代则能为之。惟瓷器一物，则独为中国之创制，而至今亦犹以中国为最精。当一千五百四十年之时，有法人白里思者，见法贵族中有中国瓷器，视为异宝，而决志仿制之，务使民间家家皆能享此异宝。于是苦心孤诣，从事于研究，费十六年之心思，始制出一种似瓷之陶器。此为欧洲仿制中国瓷器之始。至近代泰西化学大明，各种工业从而发达，而其制瓷事业亦本化学之知识而施工，始能与中国之瓷质相伯仲。惟如明朝之景泰、永乐，清朝之康熙、乾隆等时代所制之各种美术瓷器，其彩色质地，则至今仍不能仿效也。夫近时化学之进步，可谓登峰造极矣，其神妙固非吾古代烧炼之术可比，则二十年前之化学家亦梦想所不到也。前者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可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矣。又前之所谓元素、所谓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镭质发明之后，则知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从此化学界当另辟一新天地也。西人之仿造中国瓷器，专赖化学以分析，而瓷之体质、瓷之色料一以化学验之，无微不释。然其烧炼之技术，则属夫人工与物理之关系，此等技术今已失传，遂成为绝艺，故仿效无由。此欧美各国所以贵中国明清两代之瓷，有出数十万金而求一器者。今藏于法、英、美等国之博物院中者，则直视为希世之异宝也。然当时吾国工匠之制是物者，并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者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化学可为铁证者九也。

进化论乃十九世纪后半期，达文氏之《物种来由》出现而后始大发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然而古今来聪明睿知之士，欲穷天地万物何由而成者众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腊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里特氏，已有见及天地万物当由进化而成者。无如继述无人，至梳格底、巴列多二氏之学兴后，则进化之说反因之而晦。至欧洲维新以后，思想渐复自由，而德之哲学家史宾那沙氏及礼尼诗氏二人，穷理格物，再开进化论之阶梯；达文之祖则宗述礼尼诗者也。嗣后科学日昌，学者多有发明，其最着者，于天文学则有拉巴刺氏，于地质学则有利里氏，于动物学则有拉麦氏，此皆各从其学而推得进化之理者，洵可称为进化论之先河也。至达文氏则从事于动物之实察，费二十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始成其《物种来由》一书，以发明物竞天择之理。自达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也。此种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种，如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以利用厚生者是也。然用之万千年，而莫由知其道，必待至科学昌明之世，达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诣之功而始知之。其难也如此。夫进化者，时间之作用也，故自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理，而学者多称之为时间之大发明，与牛顿氏之摄力为空间之大发明相媲美。而作者则以为进化之时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时期也。今太空诸天体多尚在此期进化之中。而物质之进化，以成地球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进化几何年代而始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后以至于今，按科学家据地层之变动而推算，已有二千万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乃至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此“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进化论可为铁证者十也。

倘仍有不信吾“行易知难”之说者，请细味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可”字当作“能”解。可知古之圣人亦尝见及，惜其语焉不详，故后人忽之，遂致渐入迷途，一往不返，深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其流毒之烈，有致亡国灭种者，可不惧哉！中国、印度、安南、高丽等国之人，即信此说最笃者也。日本人亦信之，惟尚未深，故犹能维新改制而致富强也。欧美之人，则吾向未闻有信此说者。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又有某工学博士为予言曰，彼初进工学校，有教师引一事实以教“知难行易”，谓有某家水管偶生窒碍，家主即雇工匠为之修理。工匠一至，不过举手之劳，而水管即复回原状。而家主叩以工值几何，工匠曰：“五十元零四角。”家主曰：“此举手之劳，我亦能为之，何索值之奢而零星也？何以不五十元，不五十一元，而独五十元零四角何为者？”工匠曰：“五十元者，我知识之值也；四角者，我劳力之值也。如君今欲自为之，我可取消我劳力之值，而只索知识之值耳。”家主哑然失笑，而照索给之。此足见“行易知难”，欧美已成为常识矣。

第五章知行总论

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难之十证，于事功上诚无间言，而于心性上之知行，恐非尽然也。”吾于此请以孟子之说证之。《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此由于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由是观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过不能阻朝气方新之日本耳，未尝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气既深之中国，则适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

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夫畏难本无害也，正以有畏难之心，乃适足导人于节劳省事，以取效呈功。此为经济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难易倒置，使欲趋避者无所适从，斯为害矣。旷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则文物已臻盛轨，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驾齐驱，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夫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乃中国之历史，适与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类混混噩噩，不识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谓不知而行之时期也。由周而后，人类之觉悟渐生，知识日长，于是渐进而入于欲知而后行之时期矣。适于此时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渐中于人心，而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之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当此欲知而后行之时代，适中于“知易行难”之说，遂不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此三代而后，中国文化之所以有退无进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者，曾游仕中国，致仕后回国着书，述中国当时社会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见之尚惊为奇绝，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见张德彝之《四述奇》一书，所志欧洲文明景象，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维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

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如中国之习闻，有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者，此数千年来之思想见识，习为自然，无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则有大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赢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赢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云。吾人以肉眼骤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决也。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赢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别其日数，而同时考验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赢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赢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赢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赢之子也。是蜾赢并未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由此事之发明，令吾人证明一医学之妙术，为蜾赢行之在人类之先，即用蒙药是也。夫蜾赢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于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动也。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成腐败，不适于为粮矣。若尚生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赢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是故为蜾赢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夫蒙药之术，西医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满百年，而不期蜾赢之用之，已不知几何年代矣。由此观之，凡为需要所迫，不独人类能应运而出，创造发明，即物类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难，人类有之，物类亦然。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而物类则永无能知之期也。吾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所知者大都类于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事耳。

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之非艰”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者则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所以秦汉以后之事功，无一能比于大禹之九河与始皇之长城者，此也。岂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方咪之土地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过十四万余方咪，今有土地亦不过二十六万方咪耳，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汉予言者，即请以美国之革命与日本之维新以证之。

夫美国之革命，以三百万人据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与英国苦战八年，乃得脱英之羁厄而独立。其地为蛮荒大陆，内有红番之抵拒，外有强敌之侵凌，荜路蓝缕，开始经营，其时科学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时机，则万不如我今日之优美也。其建国之资，可为之具，又万不如我今日之丰富也。其人数，则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万之众，皆具冒险之精神，远大之壮志，奋发有为，积极猛进。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布独立，至今民国八年，为时不过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矣。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则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知识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

或犹不信者，请观于暹罗之维新。暹罗向本中国藩属之一，土地约等于四川一省，人口不过八百万，其中为华侨子孙者约二三百万，余皆半开化之蛮族耳。论其人民之知识，则万不及中国，其全国之工商事业悉操于华侨之手。论其国势，则界于英法两强领土之间，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几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亲近，乃骤然发奋为雄，仿日本之维新，聘用外才，采行西法，至今不过十余年，则全国景象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则居然亚东一完全独立国，而国际之地位竟驾乎中国之上矣。今日亚东之独立国只有日本与暹罗耳，中国尚未得称为完全之独立国也，只得谓之为半独立国而已。盖吾国之境内尚有他国之租界，有他国之治权，吾之海关犹握于外人之手，日本、暹罗则完全脱离此羁厄也。是知暹罗之维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罗能之，则中国更无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学者至此，想当了然于行之易而知之难矣。故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此已十数回翻覆证明，无可疑义矣。然则行之之道为何？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乃吾党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实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为改革国事之实行家，真谬误之甚也。不观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设之宏大工厂、繁盛市街、崇伟楼阁，其实行家皆中国之工人也，而外人不过为理想家、计划家而已，并未有躬亲实行其建设之事也。故为一国之经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而中国之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是犹治化学，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于裴在辂、巴斯德等宿学也。是犹治医学，而崇拜蜂虫之蜾赢，而忽于发明蒙药之名医也。盖豆腐公为生物化学之实行家，而蜾赢为蒙药之实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后知后觉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明，而反足混乱是非、阻碍进化也。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不能进行者，此也。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

第六章

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近日之无线电、飞行机，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国之一百二十余万里铁路当一千九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国收其全国铁路归政府管理时，其路线共长三十九万七千零十四英里，成本一百九十六万万余元美金，合中国洋银三百九卜二万万元与夫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于科学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势皆悉，由工师筹定计划，则按计划而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矣。此事实俱在，彰彰可考，吾国人当可一按而知也。

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等事。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办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始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今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开革命建设之始，是无革命之建设矣；既无革命之建设，又安用革命之总统为？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至今事过情迁，则多有怪予于民国建元之后，不当再允和议、甘让总统者。然假使予仍为总统，而党员于破坏成功之后，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纵能以革命党而统一中国，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设，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而代旧官僚而已。其于国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毫无所补，是亦以暴易暴而已。夫如是，则予无为总统之必要也。

或者不察，有以为予当时之势力不及袁世凯，故不得不与之议和，苟且了事者；甚有诬为受袁世凯百万之贿，遂以总统让之者。事至今日，已可不待辩而明矣。苟予果贪也，则必不以百万而去总统之位矣。不观今日一督军一年之聚敛几何，一师长一年之侵吞几何，诬者果视予贪而且一愚至此耶！至谓于民国建元之后，予之势力不及袁世凯，则更拟于不伦也。夫当时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且舍当时情势不计，而以前后之事较之，当明予非畏袁世凯之势力而议和者。夫革命成功以前，予曾经十次之失败，而奋斗之气犹不少衰。民国二年，袁世凯已统一全国，而予已不问政治而从事实业矣，乃以暗杀宋教仁故，予时虽手无寸兵而犹不畏之，而倡议讨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发制人，致遭失败。讨袁军败后，同人皆颓丧不振，无敢主张再行革命者，予知袁氏必将帝制自为，乃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为之备，散布党员于各省，提倡反对帝制。是故袁氏之帝制未成，而反对之人心已备，帝制一发，全国即起而扑灭之也。由此观之，则予非由畏势力而去总统，乃以不能行革命之建设而去总统，当可以了然于国人之心目中矣。夫如是，然后能明予之志，而领会于予革命建设之微意也。

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趋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惟民国开创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盖际此非常之时，必须非常之建设，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为必要也。

试观民国以前之大革命，其最轰轰烈烈者为美与法。美国一经革命而后，所定之国体，至今百余年而不变。其国除黑奴问题生出国内南北战争一次而外，余无大变乱，诚可谓一经革命而后，其国体则一成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而法国一经革命之后，则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穷兵黩武之帝为外敌所败，身为降虏，而共和之局乃定。较之美国，其治乱得失，差若天壤者，其故何也？说者多称华盛顿有仁让之风，所以开国之初，有黄袍之拒；而拿破伦野心勃勃，有鲸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终帝制。而不知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夫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伦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美国土地向为蛮荒大陆，英人移居于其地者，不过二百余年。英人素富于冒险精神、自治能力，至美而后即建设自治团体，随成为十三州。虽归英王统治之下，然鞭长莫及，无异海外扶余，英国对之不过羁縻而已。及一旦征税稍苛，十三州则联合以抵抗。此革命之所由起也。血战八年而得独立，遂创立亚美利加之联邦为共和国。其未独立以前，十三州已各自为政，而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其立国之后，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其余中美、南美之各拉丁人种之殖民地，百十年来亦先后仿美国，而脱离其母国以改建共和。然其政治进步之不如美国而变乱常见者，则全系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础不巩固也。然其一脱母国统治而建共和之后，大小十九国，除墨西哥为外兵侵入、强改帝制外，无一推翻共和者。此皆得立国于新天地之赐，故能洗除旧染之污，而永远脱离君政之治也。法国则不然。法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

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当时众人之所期者实为妄想，顾反以予之方略计划为难行，抑何不思之甚也！

当予鼓吹革命之时，拟创建共和于中国，欧美学者亦多以为不可，彼等盖有鉴于百年来之历史，而重乎其言之也。民国建元前一年，予过伦敦。有英国名士加尔根者，曾遍游中土，深悉吾国风土人情，着书言中国事甚多，其《中国变化》一书尤为中肯。彼闻予提倡改中国为共和，怀疑满腹，以为万不可能之事，特来旅馆与予辩论者，数日不能释焉。迨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时期，彼乃涣然冰释，欣然折服，喟然而叹曰：“有如此计划，当然可免武人专制、政客捣乱于民权青黄不接之际也。而今而后，吾当助子鼓吹。”故于武昌起义之后，东方之各西文报，皆盛传吾于民国建设之计划，满盘筹备，成竹在胸，不日当可见之施行，凡同情于中国之良友当拭目以观其成也云云。此皆加尔根氏在伦敦各报为吾游扬之言论也。惜予就总统职后，此种计划，为同志所格而不行，遂致欧美同情之士亦大失所望。而此后欧美学界之知吾计划者，亦不敢再为游扬吾说；而不知者，则多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之治矣。此所以美国着名之宪法学者古德诺氏，有劝袁世凯帝制之举也。

中国人对于古德诺氏劝袁帝制一事，颇为诧异，以为彼乃共和国之一学者，何以不右共和而扬帝制？多有不明其故者。予廉得其情，惟彼为共和国人，斯有共和国之经验，而美国人尤饱尝知识程度不足之人民之害也。美国之外来人民，一入美境数年，即享民权；美国之几，一释放后，立享民权。而美国政客，利用此两种人之民权而捣出滔天之乱，为正人佳士所恼煞者。不知若干年，始定有不识字之人不得享国民权利之禁例，以防止此等捣乱。是以彼中学者，一闻知识程度不足之人民欲建设共和，则几有痛心疾首，期期以为不可者，此亦古德诺氏之心理也。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然则何为而可？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况今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运，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

然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之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云云。予答以“非此则无望造成完全之民国”。今民国改元已八年于兹矣，不独宪政之治不能期，而欲求如清朝苟且偷生犹不可得，尚何望九年之有完全民国出现耶？或又疑训政六年，得毋同于曲学者所倡之开明专制耶？曰：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为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别也。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战争，凡参加此战争之国，无论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宪政，行军政；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皆削夺之，甚且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配，而举国无有异议，且献其身命为国家作牺牲，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存也。人之已行宪政犹且停之，况我宪政尚未发生，方欲由革命之战争以求之，岂可于开战之初即施行宪政耶？此诚幼稚无伦之思想也。今民国成立已八年矣，吾党之士，于此八年间应得无量之经验、多少之知识，若能回忆予十数年前之训诲主张，当能恍然大悟，而不再河汉予言，以为理想难行矣。

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美国之欲扶助菲岛人民以独立也，乃先从训政着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至今不过二十年，而已丕变一半开化之蛮种，以成为文明进化之民族。今菲岛之地方自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余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此即训政之效果也。美国对于菲岛何以不即许其独立，而必经一度训政之时期？此殆有鉴于当年黑奴释放后之纷扰，故行此策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

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何以谓之容易？因破坏已成，而阻力悉灭，阻力一灭，则吾人无所不可，来往自由，较之谋破坏时，稍一不慎则不测随之之际，何啻天渊。然吾人知革命排满为救国之必要，则犯难冒险而为之，及夫破坏既成，则以容易安全之建设，可以多途出之，而不必由革命之手续矣，此建设事业之所以坠也。

今以一浅显易行之事证之。吾人之立同盟会以担任革命也，先从事于鼓吹，而后集其有志于天下国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精神，以创立中华民国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条当众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认其为革命党也。其初，一般之志士莫不视吾党宣誓仪文为形式上之事，以为无补于进行。乃数年之间，革命党之势力膨胀，团体固结，卒能推倒满清者，则全赖有此宣誓之仪文，以成一党心理之结合也。一党尚如此，其况一国乎！

常人有言，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今世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也。故其对于入籍归化之民，则必要其宣誓表示诚心，尊崇其国体，恪守其宪章，竭力于义务，而后乃得认为国民；否则终身居其国，仍以外人相视，而不得同享国民之权利也。其对于本国之官吏、议员，亦必先行宣誓，乃得受职。若遇有国体之改革，则新国家之政府，必要全国之人民一一宣誓，以表赞同，否则且以敌人相待，而立逐出境也。此近世文明法治之通例也。请观今回战后，欧洲之新成国家、革命国家，其有能早行其国民之宣誓者，则其国必治；如有不能行此、不知行此者，则其国必大乱不止也。中国之有今日者，此也。

夫吾人之组织革命党也，乃以之为先天之国家者也，后果由革命党而造成民国。当建元之始，予首为宣誓而就总统之职，乃令从此凡文武官吏军士人民，当一律宣誓，表示归顺民国，而尽其忠勤。而吾党同志悉以此为不急之务，期期不可，极端反对，予亦莫可如何，姑作罢论。后袁世凯继予总统任，予于此点特为注重，而同人则多漠视。予以有我之先例在，决不能稍事迁就，而袁氏亦以此为不关紧要之事也，故姑惟予命是听，于是乃有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之表示也。其后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称帝之举，而以有此一宣誓之故，俾吾人有极大之理由以讨罚之；而各友邦亦直我而曲彼，于是乃有劝告取消之举。袁氏帝制之所以失败者，取消帝制为其极大之原因也。盖以帝制之取消，则凡为袁氏爪牙各具王侯之望者，亦悉成为空想，而斗志全消矣。此陈宦所以独立于四川，而袁氏即以此气绝也。帝制之所以不得不取消者，以列强之劝告也。列强之所以劝告者，以民党之抵抗袁氏有极充分之理由也。而理由之具体，而可执以为凭，表示于中外者，即袁氏之背誓也。倘当时袁氏无此信誓，则其称帝之日，民党虽有抵抗，而列强视之，必以民党愚而多事，而必无劝告之事；而帝制必不取消，袁氏或不致失败。何也？盖袁氏向为君主之臣仆，而不主张共和者也；而民党昧然让总统于袁，已自甘于牺牲共和矣。既甘放弃于前，而反争之于后，非愚而多事乎？惟有此信誓也，则不然矣。故得列强之主张公道，而维持中国之共和也。由是观之，信誓岂不重哉！

乃吾党之士，于民国建设之始，则以信誓为不急之务而请罢之，且以予主张为理想者，则多属乎此等浅近易行之事也。夫吾人于结党之时已遵行宣誓之仪矣，乃于开国之初，与民更始之日，则罢此法治根本之宣誓典礼，此建设失败之一大原因也。倘革命党当时不河汉予言，则后天民国之进行，亦如先天组党之手续，凡归顺之官吏、新进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必照行其宣誓之典礼者，乃得享民国国民之权利，否则仍视为清朝之臣民。其既宣誓而后，有违背民国之行为者，乃得科以叛逆之罪，于法律上始有根据也。如今之中华民国者，若以法律按之，则只有少数之革命党及袁世凯一人曾立有拥护民国之誓，于良心上、法律上皆不得背叛民国，而其余之四万万人原不负何等良心法律之责任也。而昔日捕戮革命党之清吏，焚杀革命党之武人，与夫反对革命党之虎伥，今则腼然为民国政府之总长、总理、总统，而毫无良心之自责、法律之制裁，此何怪于八年之间而数易国体也！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故由清朝臣民而归顺民国者，当先表示正心诚意，此宣誓之大典所以为必要也。乃革命党于结党时行之，于建国时则不行之，是以为党人时有奋厉无前之宏愿魄力，卒能成破坏之功，而建国后则失此能力，遂致建设无成，此行与不行之效果也。所以不行者，非不能也，坐于不知其为必要也。故曰能知必能行也，理想云乎哉？革命党既以予所主张建设民国之计划为理想太高，而不知按照施行，所以由革命而造成此有破坏、无建设之局，致使中国人民受此八年之痛苦矣。然而民国之建设一日不完全，则人民之痛苦一日不息，而国治民福永无可达之期也。故今后建设之责，不得独委之于革命党，而先知先觉之国民当当仁不让而自负之也。夫革命先烈既舍身流血，而为其极艰极险之破坏事业于前矣，我国民宜奋勇继进，以完成此容易安全之建设事业于后也。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予请率先行之。誓曰：

孙文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

此誓！

中华民国八年正月十二日孙文立誓此宣誓典礼，本由政府执行之，然今日民国政府之自身尚未有此资格，则不得执行此典礼也。望有志之士，各于其本县组织一地方自治会，发起者互相照式宣誓；会成而后，由会中各员向全县人民执行之，必亲笔签名于誓章，举右手向众宣读之。其誓章藏之自治会，而发给凭照，必使普及于全县之成年男女。一县告竣，当助他县成立自治会以推行之。凡行此宣誓之典礼者，问良心，按法律，始得无憾而称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否则仍为清朝之遗民而已。民国之能成立与否，则全视吾国人之乐否行此归顺民国之典礼也。爱国之士，其率先行之。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克强我兄足下：

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东发，美正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

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划，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无何，刺宋之案率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礮台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镑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消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知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闇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间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闇，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

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澹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

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

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端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陈其美顿首按；此民国四年春之书也。

第七章不知亦能行

或曰：“诚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则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按以先生之新发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则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为功。乃先生之论，有一跃而能致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后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之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夫古今来一跃而致隆盛者不可胜数，即近代之列强，亦多有跻于强盛而后乃从事于教育者。夫以中国现在之地位，现有之知识，已良足一跃而致隆盛，比肩于今世之列强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于不知不行也。而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其大者，则有欲图一己之私，而至于牺牲国家而不恤；其次者，则以一督军一师长而年中聚敛，动至数百万数十万；又其次者，则种种之作弊，无一不为丧国家之元气，伤残人民之命脉。比之他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奖士、劝农、励工、惠商以图富强者，则我无一不与之相反也。由此观之，若政府官吏能无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积极作恶以害国害民，则中国之强盛已自然可致，而不待于发奋思为。是今日图治之道，兴利尚可缓，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则自然之进化，已足登中国于强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贫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国之土地则四百余万方咪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也。在昔异族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鹰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今经革命之后，专制已覆，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为此需要，不必待于普通教育科学知识，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则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也。

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其所需要皆一人为之，不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必自爨而后得食，自缝而后得衣，其劳苦繁难，不可思议，然其人亦习惯自然，而不知有社会互助之便利，人类交通之广益也。倘时移势变，此荒岛一旦成为世界航路之中枢，海客接踵而至，有悯此孤人之劳苦者，劝之曰：“君不必事事躬亲，只从所长专于一业足矣，其他当有人为君效劳也。”其人必不之信，盖以为一己之才力所不能致者，则为必不可能之事也。此犹今日中国之人，不信中国之富强可坐而致者，同一例也。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中国之为国，拥有广大之土地、无量之富源、众多之人力，是无异一富家翁享有广大之田园、盈仓之财宝、众多之子孙，而乃不善治家，田园则任其荒芜，财宝则封锁不用，子孙则日事游荡，而举家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此实中国今日之景象也。呜呼！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吾国人果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人人当自奋矣！

夫以中国之人处中国之地，际当今之时，而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试陈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此为欧美战后问题之一大烦难，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语曰：“天与不取，必受其祸。”倘我失此不图，则三五年后，欧美工业悉复原状，则其发达必十倍于前，而商战起矣。吾中国手工之工业，必不能与彼之新机械大规模之工业竞争，如此则我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内矣。及今图之，则数年之间，我之机器工业亦可发达，则此祸可免。此以实业救国之道也，国人其注意之。

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其进行则多由冒险试验，而少出于计划统筹，且向未遇各国有投闲置散之全备工厂，为彼取材之机会如我之今日也。而其富源尚不及我之丰盛。然其实业之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试以其钢、铁、炭、油之出产而观其成绩。美国一千九百十六年所产铁四千万吨，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而我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较之美国不过四百分之一耳。美国同年所产煤炭五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万吨，等于九千八百万匹马力；所产燃油二万九千二百三十万桶，等于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匹马力；所产自然汽约三百万匹马力；所发展水力电约六百万匹马力。夫钢铁者，实业之体也；炭、油、汽、电者，实业之用也。统计美国所发展之自然力约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五万匹马力，以一马力等八人力计之，则美国约有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产。其人口一万万，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尚有十三人之机器力为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机力乃夜以继日，连作二十四时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时耳，机力则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机力无异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机力则等于三十九人矣。《大学》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美国之所以富也。我中国人口四万万，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过二万万人。然因工业不发达，虽能作工者亦恒无工可作，流为游手好闲而寄食于人者或亦半之。如是有工可作者，不过一万万人耳。且此一万万人之中，又不尽作生利之工，而半为消耗之业，其为生产之事业者实不过五千万人而已。由此观之，中国八人中不过一人生产耳。此国之所以贫，尚过于韩愈所云：“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较之美国人口一万万，而当有五千万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机器力以助之，即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给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贫反忧生产之过盛，供过于求，而岌岌向外以觅市场为尾闾之疏泄也。此贫弱富强之所由分，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也。

然则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发展中国之财源，而立救贫弱者，其道为何？倘以中国而言，则本无其法，更无迅速之法也。若欲中国之实业于十年之间，而发达至美国现在之程度，则中国人不独不能知，不能行，且为梦想所不能及也。是犹望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宅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以成此等之事业也。然若荒岛之孤人，肯出其岩穴所埋藏累累之金块明珠，以与海客谋，将其荒岛发展成为繁盛华丽之海市，而许酬以相当之金块明珠，则必有人焉，为之经营，为之筹划，为之招集人才，为之搜罗资料，不期年而诸事可以毕集矣。荒岛孤人，直可从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国之欲发展其工商事业，其道亦犹是也。故其问题已不在能知不能知、能行不能行也，而直在欲不欲耳。

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如其不信，请观美国工业发达之速率，可以知矣。当十余年前，美国之议继凿巴拿马运河也，初拟以二十年为期，以达成功，及后实行施工，不过八年而毕厥事。是比其数年前所知之工程，已加速二倍半矣。及美国对德宣战而后，其战时之工业进步更令人不可思议。往时非数十年所不能成者，而今则一年可成之矣。如造船也，昔需一两年而造成一艘者，今则二十余日可成矣。倘以战时大规模、大组织之工程，施之于建筑巴拿马运河，则一个月间便可成一运河矣。有此非常速率之工程，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所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

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门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如海客之欲为荒岛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赞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也。果尔，则此后只须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第八章有志竟成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励来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着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兹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毕录于兹篇，当俟之修革命党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于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塚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予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是一面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扑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冈、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以待予与干部人员之入，及武器之接济。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遂遣山田良政与同志数人，往郑营报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机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郑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合集之众足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报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后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当郑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戢元成、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着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总督韬美氏托东京法公使屡次招予往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往一行。到安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内时，识有华商黄龙生、甄吉亭、甄璧、杨寿彭、曾齐等，后结为同志，于钦廉、河口等役尽力甚多。河内博览会告终之后，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美欧。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图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着焉。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划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之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划，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后刘家运等则以关于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着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着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寻而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而同盟会本部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时清廷亦大起恐慌，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离日本，而与胡汉民、汪精卫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设机关部于河内，以筹划进行。旋发动潮州黄冈之师，不得利，此为予第三次之失败也。继又命邓子瑜发难于惠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

时适钦、廉两府有抗捐之事发生，清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黄克强随郭人漳营，命胡毅生随赵伯先营，而游说之以赞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许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起，彼等必反戈相应。于是一面派人往约钦廉各属绅士乡团为一致行动，一面派萱野长知带款回日本购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国退伍军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则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东兴与法属之芒街，仅隔一河，有桥可达，交通甚为利便也。满拟武器一到，则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不特失信于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团绅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时不见武器之来，乃转而逼钦州，冀郭军之响应。郭见我军之薄弱，加以他军为之制，故不敢来。我军遂进围灵山，冀赵军之响应。赵见郭尚未来，彼亦不敢来。我军以力薄难进，遂退入十万大山。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钦廉计划不成之后，予乃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占领三要塞，收其降卒。拟由此集合十万大山之众，而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握据三炮台，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乃退入安南。予过谅山时为清侦探所察悉，报告清吏。后清廷与法国政府交涉，将予放逐出安南。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予于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着。后以弹尽援绝而退出。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予抵星洲数月之后，黄明堂乃以百数十人袭得河口，诛边防督办，收其降众千有余人，守之以待干部人员前往指挥。时予远在南洋，又不能再过法境，故难以亲临前敌以指挥之，乃电令黄克强前往指挥。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内；为清史所悉，与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众，以指挥无人，失机进取，否则，蒙自必为我有，而云南府亦必无抵抗之力。观当时云贵总督锡良求救之电，其仓皇失措可知也。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众六百余人退入安南。此为予第八次之失败也。

后党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属星加坡。到埠之日，为英官阻难，不准登岸。驻星法领事乃与星督交涉，称此六百余众乃在河口战败而退入法境之革命军，法属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国人民而与其本国政府作战，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本政府不能视为国事犯，而只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国邮船停泊岸边两日。后由法属政府表白：当河口革命战争之际，法政府对于两方曾取中立态度，在事实上直等于承认革命党之交战团体也，故送来星加坡之党人，不能作乱民看待等语。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败之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也。

由黄冈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一击不中，与黄复生同时被执系狱，至武昌起义后乃释之。

同盟会成立之前，其出资以助义军者，不过予之亲友中少数人耳，此外则无人敢助，亦无人肯助也。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蓄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之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

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后克强、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等谋，以广州新军举事，运动既熟，拟于庚戌年正月某日发难。乃新军中有热度过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风潮，于是倪映典仓卒入营，亲率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枝冈，为敌截击。映典中弹被擒死，军中无主，遂以溃散。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

时予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而后，则取道檀岛、日本而回东方。过日本时，曾潜行登陆，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横滨渡槟榔屿，约伯先、克强、汉民等来会，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继续回香港与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勖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计划既定，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逻亦先后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举。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澂则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调遣。所以然者，盖欲弭患于未然也。然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而军中亦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余人。时胡瑛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而炮兵与工程等营兵士已多投入革命党者，闻彼等名册已被搜获，明日则必拿人等语。于是迫不及待，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覆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埸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予得此报，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过芝加古时，则带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纽约时，闻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后此目的果达。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咸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结约，订有川汉铁路借款一万万元，又币制借款一万万元。此两宗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未发行债票者。予之意则欲银行团于已备之款停止交付，于未备之款停止发行债票。乃银行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干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干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予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矣，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为最恳挚。

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于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