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栅栏(潘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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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们全家搬到了铜陵。

尴尬的是,一家六口,除父亲外,只是人到铜陵,那比生命还贵重的户口却悬在空中:户口在原籍已注销,但因为相关政策突然发生变化又无法在铜陵入籍。于是,我们成了“黑户”。

我没户口,当然不能就学。无所事事,就经常到露采小学找我表弟玩。他上课,我就在校园里乱窜,当然也免不了偶尔在窗外看表弟他们上课。有一次,语文老师叫大家造句,大家不会,我在外面帮忙。我实际上比他们高一个年级,在老家已经是初一了,这小五的东西当然会。老师发现了,但她不知道我学过,以为我很聪明。她了解到我没户口因而不能读书,顿生怜悯,跟校领导一次次求情,于是,我也就正式成了她的学生。

转眼,小学毕业(在我是再次小学毕业)。我父母担心中学是不可能了,毕竟没有户口。没想到,她早就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于是,我顺利入读中学——铜陵市第六中学。当时我不知道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她好。

她是邱培荣老师。声音清脆响亮。严肃起来很严肃,笑起来很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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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下学期开始,我的班主任是梁金宁老师。他20岁刚出头,文质彬彬,一表人才,兢兢业业。

我们班,在梁老师带领下,真是红火。学工,制作金属工具,像模像样;学农,拖拉机开着满山跑;野训,零下几度,一大早在河边破冰洗漱;披星星戴月亮,回收“废钢铁”,我们成了大财主……伴随这些活动,我们得做许多事,准备,计划,讨论,交涉,总结,反思……我们得到了不一样的锤炼。

因为没有户口,国家定量供应的东西,我家是没有的。粮食,只能高价买黑市。梁老师动员同学们,像是今天支援灾区一样,于是,我经常会从老师或班长那里得到一些大家支援的粮票。有粮票,就可以去买平价粮食。换在今天,这些粮票就是真金白银啊。

梁老师的关心不仅仅在物质上。初三,我是学生干部,总喜欢管这管那,有时会闹出一些小矛盾。他当别人的面总是支持我,不过呢,有好几次,事后他将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些事情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有些事情不做不好,做过头更不好。当时还小,他讲的道理一时无法消化,但那些道理却在影响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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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班主任是潘友全老师。他教语文;虽然不穿长衫大褂,但看上去就是位学究。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工整、漂亮。背微驼,有点咳嗽,怕寒。不过,上届校友说,大冬天,教室外面“北风吹,雪花飘”,教室的窗子被吹了个窟窿,雪花呼啸而入,周边的同学纷纷欠着身子避让。潘老师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棉袄堵上窟窿,然后继续上课。这是不是有点“邱少云”?

七八年,国家恢复高考。潘老师带领我们备战,没少跟我们作殊死斗争。那时候,他训斥我们的既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的经典语录,也有十分乡俗的演绎,比如,他会说:你们不好好学,以后干什么?到农村去挑大粪!臭死你!对,你们不怕臭!还说:找不到老婆,就去讨一个乡下老婆……我们想笑,但不敢笑;我们虽然低着头,但能感觉到他已经是非常气愤,而且越说越怒不可遏。

也有一时糊涂以至于不顾天威的人。那时候有部电影叫《刘三姐》。当时“刘三姐”真是深入人心,年轻人谁不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天下午,本该放学了,潘老师留下大家训话。就在这时,离学校不远的电影院高音喇叭响起了《刘三姐》插曲,正在训话的潘老师就汤下面,说:有些人,心被掏空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哪还有心思读书啊……谁知就在此时,坐在我前排的W和Q俩哥们,鬼鬼祟祟,一个要举手,一个压着不让举。这动静当然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潘老师,问他们怎么了,他们慢慢站起来——当然,腰是没敢站直的——其中一位哭不是哭笑不是笑,说:我们有两张电影票,只有两分钟了……潘老师被一棍子打蒙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挥挥手。被挥出去的,不仅是那俩哥们,还有他自己:他忘了训话,离开了教室。估计,他心都碎了。

他写过一封信。我没有户口,不能报名高考。因此,很痛苦,痛苦之后就是颓废。潘老师知道了,一个人愤愤地喃喃自语:“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于是,一个小小的一线老师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给当时国家教育部写诉状,请求“网开一面”。我知道,这应该是他写的所有信中收信人地位最高的一封,不为自己,而为自己的一个穷学生。

那年高考,整个铜陵市文科上榜的只有三人,全在我们班!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六中可是市里的三流学校啊。自豪到爆!搁在今天,大家伙会把潘老师抬起来游街的!

补充一下,上榜的三位中,两位是那在紧要当口去会见刘三姐的W和Q,另一个是我。

4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教师。

在我将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说真的,我的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有句歌词真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时间我无法一一写来。

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