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国还没有出现一本理想的文学史。一切都还在等待我们的人的追求和创造。

”

上述这段话，我如实记录下来，没有增添减少，其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使我高兴的，是1955 年9 月某日，钱穆老师开讲的第一天，他竟说出：“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

因钱师一向是说话谨慎谦虚的，说出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写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无论如何，过去写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宽宏大量，不然，他们内心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

但是，钱师当时如此批评，实在少见。我和一羣同学多次在课余时围着听钱师教诲：“你们读了我的《国史大纲》，还可去多看些别人写的‘中国通史’，可以作出比较，看看有甚么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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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的一句大意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这一类的话。但使我高兴的，便是由钱师来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亦即是钱师所讲，必定有他创新的见解，让我们可把过去曾看过的其他“中国文学史”作出一些弥补。

钱师并不是说，凭他个人讲堂授课，可以把“中国文学史”讲得十全十美，他是肯定地说：“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这里钱师明明说并不是靠他个人可以力挽狂澜，乃是要靠大家共同来努力，要靠大家一同来寻求，一同来创造，以达到成功之路。

记得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教授有一次参加新亚研究所的师生月会报告，钱师也在场，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一本着作是十全十美的。”但钱师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却可作出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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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钱师是非常钦佩，可说是非常敬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钱师也不会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载的精力来撰成《朱子新学案》，连他的知己好友罗慷烈教授也谈到钱师的一生代表作时说：“钱先生，自从晚年完成《朱子新学案》后，他早先被誉为权威著作的如《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以及《国史大纲》等名著，都得让位了。”

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的《诗经》时，虽然对朱子也有赞语，他说：“朱子解释《诗经》有创新之意。”

意即朱子有与前人不同的解释，但钱师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子有时解释《诗经》也有错失。

因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赋”来解释《诗经》，而钱师认为解释《诗经》可有两种方式，他为取信于听众，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三个不同时代和作者的文学作品来证明，使人无懈可击，这就是钱师所持有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做学问态度。

钱师的著作，也不是没有疏误，他在向我们讲“中国通史”时，多次讲起他曾请吕思勉先生为其《国史大纲》校阅一遍，还请缪凤林教授校正该书的疏误，并在再版时一一加以订正。

错就是错，错了就得改，没有客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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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为错。

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这个山名，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

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并不限于只有湖南省才有，即是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的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因湖南的“洞庭湖”通湘、资、沅、澧诸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

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夫》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

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

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无所成名。

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

1988年8月19日，叶龙到台北探望钱师

一部中国文学史，等于钱师平常所讲的，它包括了唱的和说的文字，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还有做的文学如舞蹈戏剧，以及正式用文字写成的文学，单是文字方面的作品，三千年来如此众多的作品和作家，欲在一年的课程中来加以详细阐析所有作品，当然并非易事，但钱师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他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心服。

钱师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事实。不可贻误后人。

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说一下，钱师自己说曾在新亚时讲过两年文学史，但他校务冗忙，没有把学生课堂笔记本加以整理改定。

我听钱师这门课是在1955 年秋至1956 年夏，钱师还查阅过我们的笔记，两次是由助教查看，给了我高分。

1989年12月28日，叶龙拜谒钱师于台北素书楼

一次是钱师自己查阅，只用红笔写了“五月四日”。如果当时钱师欲改定笔记本，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因为只有我全懂他的无锡国语，可惜他当时忙不过来。

钱师还说曾讲了两次，我又在1958 至1959 年4 至6 月这段时期听钱师讲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史，那正是我攻读研究所时期，有空就去听，约有十多次，也记下了些笔记。

最后，我把钱师亲自拟的两次文学史考试题目，都附录于后，一次是1956 年6 月期终考试题目；

一次是同年毕业考试试题，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钱师全年所讲的，温习后圆满作答，那也是钱师希望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能多看参考书最好），那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也可以明了得一个大概了。

但钱师说过，研究文学史是一辈子的事，希望吾人来共同寻求与创造。同时，本记录稿难免有疏失之处，文责应当由笔录者来负。尚祈各方贤达不吝指正。


今将钱师亲拟两次试题抄录如下：1956 年6 月“中国文学史”期终考试试题：


（一）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如何？（二）两汉文学风格不同，此与社会有何关系？
（三）《昭明文选》之取材标准如何？其在文学史上有何意义？
（四）试略述唐以后历代散文之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五）中国小说至唐始盛，其原因安在？
（六）试述词与曲产生之原因。
1956 年6 月“中国文学史”毕业考试试题：
（一）试述汉以前散文文体之变迁。
（二）《楚辞》之产生与《诗经》有何关系？
（三）（与期考第2 题完全相同）
（四）何以谓建安时代为中国有文学自觉之始？
（五）试述《昭明文选》与《古文辞类纂》两书在文学史上之意义与价值。
（六）唐诗分为几个时期？各时期之代表人物为谁？
（七）试述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
（八）词之产生原因安在？其题材与对象与诗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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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节选自《钱穆讲中国文学史》
  • 编录：叶龙

本文作者介绍

叶龙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雅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历任中学及大专文史科教师，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

著有《钱穆讲学粹语录》《钱穆讲中国经济史》《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叶氏课余在报章撰写散文，笔耕甚力。

本文原刊于公众号 香港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