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王安忆的第15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完成于2020年5月，之前在《收获》杂志发表，是王安忆上一部作品《考工记》写作的两年之后。这两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肉眼不可见的新冠病毒。也是在这两年间，王安忆写出了这部在她的写作史上别有意义的长篇小说。

王安忆谈道，小说最初的动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安忆在《儿童时代》杂志的夏令营里的见闻，直到2016年，她到美国访学半年，流连纽约，才为心中的人物找到了合适的环境，让他在美国法拉盛的红尘里活了起来。王安忆说：

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谪仙记”；比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中美建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还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单是看那写字楼电梯间里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王安忆将这些见闻编织进这部《一把刀，千个字》中。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陈诚，靠一手厨艺在纽约法拉盛谋生。姐姐不时带美国男友来弟弟家吃饭，姐姐尖刻，弟媳爽快，二人时有言语较量。姐姐的男友知一二中文，似懂非懂之间常有令人或捧腹的话。陈诚的父亲与一众朋友，闲聊中常有碰撞，带着老一辈的认真执着。

生活轨迹的改变与社会动荡相关，陈诚被送到上海和嬢嬢相依度日。孤僻的嬢嬢给了他文化的开蒙和谋生的本事，里弄的生活给了他可靠的朋友和意外的妻子。而消失的母亲，一直深刻而无形地对父亲、姐姐和他产生影响，给他们增添了许多故事，许多幸与不幸。多年以后，嬢嬢去世，陈诚回上海奔丧。睹物思人，少年时的谜团不解自开，唯有感慨无法言说。

穿插在故事中的人物，嬢嬢，姐姐，爷叔，招娣，舅公，黑皮，单师傅，小毛，超哥，师师，倩西……还故事另外一种充实和丰富。

除了人物的设置，故事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象，如作者从“一把刀”——淮扬菜写起，其详细透彻一度使人以为这是一部像《天香》写顾绣、《考工记》写建筑那样的以文化遗产的渊源与传承为主题的作品。其实，这“一刀剁下，四溅起来的不是火花，而是‘字’”。

在与《收获》的编辑钟红明的对谈中，王安忆对自己最新的长篇小说是这样介绍的：

《一把刀，千个字》这个书名，字面上看，“一把刀”是指“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是菜刀；“千个字”则来自扬州的个园，袁枚的题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替主人公绘一幅背景。我曾经设计，故事到末尾，让主人公有一番倾诉，竹筒倒豆子一般。问题是倒给哪一个？疏阔的人世里，说的和听的完全可能不是一回事。切肤的痛楚一旦付诸语言，立马远开十万八千里。所以，最后只是让他向着钢厂旧址的行车轨道、虚空茫然中的招娣，溅出一泓热泪。

王安忆对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自陈：我是以“琐碎”著名的，初写作时候，不懂得挑选，拾到篮里都是菜，舍不得丢弃，像一个勤俭的农人，颗粒回仓。渐渐地，学会了鉴别，有的有用，有的确实无用，或者用处不大。并且，事物有大有小，大和小不能等量齐观。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还有写作的进深，变得越来越挑剔，一把材料在手，往往留的少，弃的多，这也是近些年的写作，篇幅收缩的缘故。倘若在过去，这部小说写得成三十万字。过去初稿结束写二稿都是加法，现在是减法，减掉的越来越多。倒不是提炼的结果，而是对细节的要求严格了。但在这背后，还是对日常生活的爱惜，常情常态中，说不定隐藏着怎样的真理，需要花终身的时间去认识。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一把刀，千个字》看成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它是小说叙述的困难，也是今天这个时代言说和表达的困难。小说从纽约法拉盛海量匿名存在的一个扬州菜厨师起笔，追溯他从童年到中年的历程，时间推移，时代改变，地理空间一迁再迁，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消除生命中的一个黑洞：它是虚空，却无处不在。它是上一个时代的后遗症，英雄母亲决绝地飞蛾扑火，但代价绝不止于个人的牺牲——没有母亲的下一代，要用几乎全部的人生与这个后遗症的幽灵周旋、闪躲、抵抗、搏斗。王安忆真诚而锐利地来叩问、思考、辨证、描述，在革命、理想、信仰与油盐酱醋、请客吃饭、人间烟火的张力中推进叙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历史、时代、个人的难以化解的纠结和持久的创伤，由此成就的这部作品，不仅再次证明她创造力的历久弥新，也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和深沉。

作家沈嘉禄认为：“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王安忆小说’，叙事风格一如既往的千里奔马，惊涛拍岸，同时又细针密脚，经纬交错。在人物关系方面，无论是夫妻、情侣、姐弟，还是同学、邻居或者偶遇的朋友，总是处在紧张的状态，眼神、言语、动作，一进一退，暗藏机锋。”

如何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有机融合，一直是王安忆写作的兴奋点。这一选择是切实的、自觉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当代文学的宿命。七十年天地翻覆，四十年急速变幻，每一滴水都被裹进了巨大漩涡，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总体性叙事，令人神往却难以想象。为了准确捕摄时代行进的脉跳，探寻并非空无的生活意义核心，她只能一次次往返、折冲、催化，让那个似有若无的“总体性”不断衍生出它的变体，它的重峦叠嶂的侧影。

（原文载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