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王安忆的第15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完成于2020年5月,之前在《收获》杂志发表,是王安忆上一部作品《考工记》写作的两年之后。这两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肉眼不可见的新冠病毒。也是在这两年间,王安忆写出了这部在她的写作史上别有意义的长篇小说。

王安忆谈道,小说最初的动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安忆在《儿童时代》杂志的夏令营里的见闻,直到2016年,她到美国访学半年,流连纽约,才为心中的人物找到了合适的环境,让他在美国法拉盛的红尘里活了起来。王安忆说:

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谪仙记”;比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中美建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还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单是看那写字楼电梯间里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王安忆将这些见闻编织进这部《一把刀,千个字》中。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陈诚,靠一手厨艺在纽约法拉盛谋生。姐姐不时带美国男友来弟弟家吃饭,姐姐尖刻,弟媳爽快,二人时有言语较量。姐姐的男友知一二中文,似懂非懂之间常有令人或捧腹的话。陈诚的父亲与一众朋友,闲聊中常有碰撞,带着老一辈的认真执着。

生活轨迹的改变与社会动荡相关,陈诚被送到上海和嬢嬢相依度日。孤僻的嬢嬢给了他文化的开蒙和谋生的本事,里弄的生活给了他可靠的朋友和意外的妻子。而消失的母亲,一直深刻而无形地对父亲、姐姐和他产生影响,给他们增添了许多故事,许多幸与不幸。多年以后,嬢嬢去世,陈诚回上海奔丧。睹物思人,少年时的谜团不解自开,唯有感慨无法言说。

穿插在故事中的人物,嬢嬢,姐姐,爷叔,招娣,舅公,黑皮,单师傅,小毛,超哥,师师,倩西……还故事另外一种充实和丰富。

除了人物的设置,故事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象,如作者从“一把刀”——淮扬菜写起,其详细透彻一度使人以为这是一部像《天香》写顾绣、《考工记》写建筑那样的以文化遗产的渊源与传承为主题的作品。其实,这“一刀剁下,四溅起来的不是火花,而是‘字’”。

在与《收获》的编辑钟红明的对谈中,王安忆对自己最新的长篇小说是这样介绍的:

《一把刀,千个字》这个书名,字面上看,“一把刀”是指“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是菜刀;“千个字”则来自扬州的个园,袁枚的题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替主人公绘一幅背景。我曾经设计,故事到末尾,让主人公有一番倾诉,竹筒倒豆子一般。问题是倒给哪一个?疏阔的人世里,说的和听的完全可能不是一回事。切肤的痛楚一旦付诸语言,立马远开十万八千里。所以,最后只是让他向着钢厂旧址的行车轨道、虚空茫然中的招娣,溅出一泓热泪。

王安忆对于自己的写作风格自陈:我是以“琐碎”著名的,初写作时候,不懂得挑选,拾到篮里都是菜,舍不得丢弃,像一个勤俭的农人,颗粒回仓。渐渐地,学会了鉴别,有的有用,有的确实无用,或者用处不大。并且,事物有大有小,大和小不能等量齐观。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还有写作的进深,变得越来越挑剔,一把材料在手,往往留的少,弃的多,这也是近些年的写作,篇幅收缩的缘故。倘若在过去,这部小说写得成三十万字。过去初稿结束写二稿都是加法,现在是减法,减掉的越来越多。倒不是提炼的结果,而是对细节的要求严格了。但在这背后,还是对日常生活的爱惜,常情常态中,说不定隐藏着怎样的真理,需要花终身的时间去认识。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一把刀,千个字》看成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它是小说叙述的困难,也是今天这个时代言说和表达的困难。小说从纽约法拉盛海量匿名存在的一个扬州菜厨师起笔,追溯他从童年到中年的历程,时间推移,时代改变,地理空间一迁再迁,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消除生命中的一个黑洞:它是虚空,却无处不在。它是上一个时代的后遗症,英雄母亲决绝地飞蛾扑火,但代价绝不止于个人的牺牲——没有母亲的下一代,要用几乎全部的人生与这个后遗症的幽灵周旋、闪躲、抵抗、搏斗。王安忆真诚而锐利地来叩问、思考、辨证、描述,在革命、理想、信仰与油盐酱醋、请客吃饭、人间烟火的张力中推进叙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历史、时代、个人的难以化解的纠结和持久的创伤,由此成就的这部作品,不仅再次证明她创造力的历久弥新,也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和深沉。

作家沈嘉禄认为:“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王安忆小说’,叙事风格一如既往的千里奔马,惊涛拍岸,同时又细针密脚,经纬交错。在人物关系方面,无论是夫妻、情侣、姐弟,还是同学、邻居或者偶遇的朋友,总是处在紧张的状态,眼神、言语、动作,一进一退,暗藏机锋。”

如何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有机融合,一直是王安忆写作的兴奋点。这一选择是切实的、自觉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当代文学的宿命。七十年天地翻覆,四十年急速变幻,每一滴水都被裹进了巨大漩涡,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总体性叙事,令人神往却难以想象。为了准确捕摄时代行进的脉跳,探寻并非空无的生活意义核心,她只能一次次往返、折冲、催化,让那个似有若无的“总体性”不断衍生出它的变体,它的重峦叠嶂的侧影。

(原文载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