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弟弟展

刘咸东(1897年1月2日-1932年9月9日)贾甘泉，别号刘载，低籍四川双流，出生成都顺化街。

其家世传儒学。他天赋聪明，除幼得父兄之教外，未入学校，全靠自学。公元1914年父枳文(字子维，刘沅第六子)卒，就从兄咸悛(字仲韬)学。咸悛在本街延庆寺内设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尚友书塾)。咸炘人塾，初习班固《汉书》，继读会稽章学诚(字实斋)《文史通义》等书，心得积多，益知著述体例源流，遂有《汉书知意》的撰作，这是他从事史学评论的开始。1916年即任塾师，以学识日进，著述日丰，书塾即由他主持负责了。

五四运动，新文化浪潮涌入四川。咸炘先生为了了解西方历史文化，又广泛阅读有关译著，潜心研究，更加扩大了视野，灼然有见中西学术文化的差异，乃抒发其睿识心得，著论公诸于世。

关于刘先生的幼年学习情况，朱炳先同志写过一篇传略，有翔实的记述：

幼绝聪慧，初学步即喜书，四龄即常问难于父。五岁，日窥鸡群，仿前人弄笔，仿作《鸡史》。早随从兄咸荣(字豫波，清拔贡)学。未几，咸荣语人曰：“，四弟(墀按：咸炘于刘沅孙辈中行次二十四，其后人称四先生)聪慧异常，所问辄涉深博，吾不能胜任教事也。”于是其父乃身任教事，暇则听其自修。平日最喜翻阅书籍，日恒由书斋抱书数十册入内楼(读书楼，后名内楼)，阅竟复送归书斋，出入往返，日常数次。时仅九岁，族人戏谓之“老秀才”。太夫人笑比为陶侃之运甓而忧其杂泛无成。父曰：“老四自有用地，不必为之过虑也。”

刘先生短暂的一生，经历十分简单。他主持尚友书塾，直到逝世。治学成绩既大显，先后受聘为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及四川大学教授，还被聘为四川省通志馆校理。这些工作和职务，都与他研究的学问是分不开的。他教学深受欢迎，往往教室坐满，门窗外还拥挤着旁听的人。他在1924年把编写定稿的《蜀诵》送请通志馆馆长宋育仁一阅，宋看后即将稿本交全馆人员传观，认为极有价值，可作撰编通志的范本。

刘咸炘

刘先生做学问很专诚，稳扎稳打，从来不乱步法。他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说他的理想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庶乎近之吧。他甘愿坐冷板凳，从不贪图仕进，这是有事实可证的：北伐胜利后，吴佩孚逃川，想搜罗人才，东山再起，曾约晤于成都草堂寺。刘先生和吴只谈学问，不涉政事。1930年刘湘约任21军秘书长，亦婉言相谢。可见先生“隐居求志”，具有“淡泊”和“宁静”的素养，以学为乐，不同流俗。他的生命十分短促，但他的《推十书》即多达231种、1169篇、475卷、350册(见1936年刻成的《推十书类录》)。从此一端不难看出：他在治学上获得卓越成就，不只是秉赋聪慧，实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条理谨密的办事才能，然后才会取得这种结果的。刘先生生活的年代，四川僻处西南，交通不便，他珍惜时光，不好社交，所以在省外就谈不上什么知名度了。只有梁漱溟很欣赏他的见解，他对人说：“我到成都优先考虑要做的事，一是参观诸葛武侯祠，二是访问刘鉴泉先生。”他曾把刘撰的论中西文化异同的《动与植》一文转载于他的《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一书中。还有浙江张尔田(字孟劬)是一位研究章学诚之学负有盛名的学者，他看了刘先生的书后，不禁称赞说：“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以上二事，乃是极少的例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先生无疑是一位天资颖异的人，但他从不卖弄聪明而是踏踏实实、主张守拙的人。他在193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游新都桂湖诗中写道：“久大之业非近功，古人常以拙为雄。当时若作眼前计，那得一百余岁，岁岁扬香风!”他在《复马肇迹书》中也谈到：“某无他能，惟尚能安心循一条路子走去，沿途涵泳其中乐趣，无论读书为学，日用应酬，无不如此。”

刘先生皮肤白皙，身躯修长。他有自题32岁像赞说：“五岳平，无权势；两耳白，有智慧；眉目寻常不足畏，额有伏犀亦疑似。褒之曰清，贬之曰无能，质言之曰读书人。”他态度谦和，善气迎人；讲学问，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唯取其长。但他自说，本性严急，是经过克制才有所改变的。这使我联想到他和南宋初年的吕祖谦(1137——1181)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两人早年性情都很急躁，是经过自我克制和修养，始得变化气质的。二、都是史学家，而且都传家学。吕传中原文献，刘传其祖父槐轩之学。三、两人都自设书塾，收教生徒。四、两人寿命不永，吕活44岁，刘活36岁。在此还须指出：吕祖谦是南宋浙东学派的先河。蒙古灭宋前，四川史学家李心传、高斯得、牟子才等，举家移居东南，为浙学充实了内容。经元、明入清，章学诚总结其成，实为浙东史学一派的殿军。刘咸圻先生在章氏逝世百年之余，又私淑顶礼，打出这面史学大旗。我们清理一下这段学术渊源，对刘学的研究和了解，是有助益的。

刘先生长期居住成都，活动范围很小。过去成都人讥讽见闻狭隘的知识分子，称作“牛市口这边的学者”。据闻他曾对人谈笑说：“我倒真是牛市口这边的人。”1931年他才西游青城山，并南下嘉、眉，游了峨眉山；次年，再北游，登江油的窦圃山，还观赏了剑阁的剑门雄关。但竟因旅游冒暑染疾，归家后于农历八月初九咯血而殁。

刘先生正当学术丰收的盛年而溘逝，自然是令人惋惜的。但我读到他《内书·人道》的一段文字说：“能尽其性，死生无殊。永生者，死亦然，生亦然，故曰齐生死。”刘先生为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已经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可谓“能尽其性”，实已取得“永生”的价值。他逝世60余年后，他的遗著《推十书》竟有幸影印再版。我希望国内外学术界为了关心人类的前途，都能阅读和进一步研究，从中获得教益。我认为这就是纪念这位富有哲学思想的学者的最好方法。

《推十书》影印版

学术大要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体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方面和问题极多，如果想要对他的学问获得全面正确的理解，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学习的。现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些说明。

(1)学问宗本

刘咸炘先生学问的建基点有二：最早他接受了祖传家学的薰淘，其次则是章学诚的新史学观念。他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充实和发展，便形成了他自己的“推十之学”。

他的祖父刘沅(1768——1855)，字止唐，世居四川双流云栖里，公元1807年始迁居成都纯化街。刘沅之父汝钦精通《易》学。沅于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都未得中，以母老家贫，遂绝意仕进，而以研习儒经为事。1826年，沅已59岁，清廷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他未就任；后改授国子监典簿，其职原管本监图书，时已成为虚衔。此后他便以讲学终老于家。沅深究六经四子，探求经世之方。其双流成都居宅，旧皆植有槐树，因名曰“槐轩”，门人编集所著书总目《槐轩全集》，其讲诠心得，世称“槐轩之学”。沅所著《十三经恒解》卷帙繁富，尤为用力所在。另有《孝经直解》、《大学古本质言》、《豫诚堂家训》、《正讹》、《子问》、《又问》、《史存》等，凡一百馀卷。刘沅认为，“天无二道，圣人无二心”，申论“天人合德”之义；并以人为万物之灵者，其价值体现，就在于为学、学人、学道、事天、学圣人等一系列工夫上，由进德以全其性。总的说来，槐轩之学着重阐明天道性命之理，多属先天的范畴。刘沅坚持儒学传统，在川西地区，流布颇广，影响直达海外。光绪末年，清廷循当地士民之请，将其事迹交国史馆，立传儒林。其所著《子问》、《又问》等，现被列入中央古籍整理项目。

刘先生稍长，治学兴趣转向史学，他受启发最深、最为钦崇的学者就是大倡“六经皆史”的章学诚(1738——1801)。学诚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于1778年中进士，一生主要从事讲学、著述和编定方志，他当乾、嘉汉学鼎盛之时，不屑为考订之学。且认为性命之学，易流为空虚，皆所不取，而特重史学，尤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他强调治学目的在能实用，反对趋时好名和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他认为求学的根本目的在明道，在经世致用，而著书考据或言义理都不过只是手段。他批评汉学家笃守经传训诂，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故主张独立思考，“全其所自得”。

刘先生读书治学，把重点转向到史学，完全是受了章学诚思想见解的影响。大约20岁后，服膺章氏，循其轨迹，领会越深越透，不特做了大量阐扬章学诚的工作，而且青出于蓝，大有发展，把文、史、哲诸方面的论述和研究，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开辟出“大史学”的新天地，使人们把这门学问作为对象，能够看得更远和考察更深入了。他私淑章氏，奉之为师，屡表钦崇，但他一旦发现章氏的见解和主张还存在缺点或不足之处，也不回护，而提出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意见。例如章氏说“为学莫大乎知类”，刘先生即予以纠正说：“为学莫大乎明统，明统然后能知类。诸子统于老、孔；校雠论文统于《七略》；史法统于三体； 《诗》统于三系。”刘先生认为章氏标举“明统知类”，实则其学多表现在“知类”方面，而“明统”则殊不足。他指出这点，是说章学全讲后天，与槐轩之学偏重先天者正可互相补充，始能天人一贯，道器不二，臻于完备。又章氏分别“撰述”与“记注”，这是对史学的一大贡献，但仍嫌不足者，“撰述”具有史家的倾向性见解，“记注”则不过是史料性质的记录，两者性质有异，如从史学的角度加以比较，“撰述”自必优于“记注”。刘先生还有深一层的看法，即使写成一部历史著作，如果缺乏“贯通之识”也是不行的，并说章氏的撰述也未免此病。刘先生并说“贯通之识”在著作中居于主体地位，有时还存文外，要精察细探始能掌握。他引《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说真知灼见有时存于文外，光读死书，定会受骗，因为为文字所障蔽，便难以了解史实的真相了。章氏述史书体例及其源流，评价历史著作的得失是非，固是能手，但一切史著，只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之反映，究竟不是史实的本身。刘先生的史学研究，比章氏所讲的文史之学，范围扩大得多，所着眼的对象是史实而不仅仅是史料和史书，所以刘先生继承章学而又大大发展和改造了它，这是不应忽视的。

总之，咸炘先生的学问宗旨，本于刘沅和章学诚两家。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幸承家学，略窥思、孟之义；私淑章实斋，探索史官秉要御变之术”，“若问吾学，庶几可附儒、道两家之后，不至如晋、宋以降之杂驳无主者矣”。

章学诚

(2)治学方法

刘咸圻先生自幼好学，手脑并用，孜孜不倦。他的著书之法，就是广泛阅读，勤于思考，多写札记，厚积资料。他在执教尚友书塾以后，学识益增，每阅一书，即于书眉批、校、识，短者数言，多者数十百言，记其心得，粗具纲领：继乃修订成篇。或又删并综贯，以成各种著述。

刘先生读书治学，好象都是在慢条斯理中进行的，却收获特多，成果显著，我认为与他能够熟练地、正确地使用一套治学方法，是大有关系的。首先，他精通校雠学，能有效地解决“读什么书”这个重要问题。他曾郑重地告诉学生们说：“诸生或将误会，谓校雠门类不过如食单馔谱。无论看何书，必先知校雠法，不独为翻书也。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代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问都从校雠出，我全部学问亦从校雠出。”刘先生写过好几种谈校雠学的书，其《续校雠通义》凡17篇，他注明：“此书续章，非攻章，故撰《匡章第十六》，终焉，第十七为《序目》。”他把校雠学看得如此重要，就是要提醒人：凡读一书，不只是了解此一书的内容，还必须了解作者和此书写成的背景情况。有了这项基本工夫，如果从事某一专题的研究，有些什么书必须精读，或某些书只可略备参考，便胸有成竹，易于进行了。

其次，是“怎样读书”的问题也很重要，读书态度是否正确?效果也大不相同。宋代学者谈读书法的不少。例如，朱熹就讲过一段话：“大概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此说自然有些道理，但不够全面。宋代有人主张读书用“出入法”，先求人，后求出。刘先生继承这一见解，并加以阐扬说：“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读书二法，曰人曰出。审其情者人也；虚与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析其辞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义之功也。人而不出，出而不入，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荡也。二法具而无不可通之书，书亦无出史、子二者之外者也。”研究学问，必然要读书。 “人而不出”就会流为“荡”，即一味盲从；“出而不入”，就会流为“苛”，即专挑漏眼。二者皆非良法。刘先生主张先人，虚心体会原著实质意义后，又须脱出身来，才能有公允正确的衡量。这是因为主观的采获，是在客观的容受上经过一番用力的，有了巩固的基础，对独立思考就会大有保障了。

又其次，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冲破“唯经独尊”的禁锢，使学者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刘先生跟踪前进，提出更加惊人的主张。他引用《孟子》“知言论世”之说，认为“知言”是子学，“论世”则为史学；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从实质上看，子学也可归属在史学之内，因为它讲述研讨的理论学说都是一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莫不具有时代背景的历史性质。以此，他在所撰《道家史观说》中，就明白宣称：“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蔽之曰道家。”刘先生治史，经常强调“明变”和“知隐”，“明变”必须观风察势，“知隐”才能灼见真相，所以他说：“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见至隐，原始察终。”他把宏观和微观结合使用。前者是把古今中外尽收眼底，这是在发挥望远镜的功能；后者要“推见至隐”，求得一个“水落石出”，不为假象伪言所掩，便需要使用显微镜的手段。他用这种大小并举的方法考察和研究历史，结论的可靠性自然就会增强了。

未了，还要谈一谈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这点无疑也是刘咸炘先生治学的特色之一。章学诚集孔、孟、朱熹以来博学守约思想的大成。他的所谓博学就是广大全面。守约就是简括明确两者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章氏在其《文史通义》的《博约中》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章氏在同书《博杂》篇中指出：博与约只是一回事，不是两件事，如果博而不约，则只能叫“杂驳”。因为治学须见多识广，积累大量资料，自然问题也会从中产生；有了问题要想加以解决，也才会有独立的见解形成。但是，读书多了，问题多了，思考活动也多了，倘没有驾驭组织的才能和办法，那便有如散钱充塞一屋，如何能够作有效的使用?所以治学必需明统知类，形成规模条理，这不是讲排场、摆架子，而是学问越大，蕴积益丰，在运用上必然应有的布局。俗话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看来治学、将兵，都缺少不了管理组织的规划能力。刘咸炘先生遵循了章氏的博约之教，以平生著述命名《推十书》，此言博也，合则为一，此言约也。所以在这部《推十书》里，巨细不遗，包罗极广，而根本宗旨，则又表示得十分简明。例如所撰《认经论》和《一事论》等文，就表明集古文献大成的《六经》是我国古思想的总汇，抓住这个源头，加以梳理，明其流变，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3)“推十之学”

刘咸炘先生将其书斋命名为“推十”，著述结集称曰《推十书》。他把“推十合一”作为治学的原则和理想，就是推得出去，合得拢来，把自己的一整套学问形成为有机体一样。他从开始读书治学，就表现出有很强的计划性，规模宏大，体系严整，既有哲思，又有科学性的布局。他把著作成品，划分为几大类：凡总结其学术宗旨者归人《中书》；涉及哲理思辨、探讨天人关系，并论评中外文化性质者，归入《内书》或《外书》；以谈思想、学说的诸子学论述列《左书》；以论证考述历史之学者列《右书》；又引导初学及生徒学习入门者，谓之《浅书》。此外，专读目录学和校雠学，着重辨析学术，明其源流，既申章学诚的宏识要旨，亦多有发展，颇加匡补。如所撰有《目录学》、《续校雠通义》、《校雠馀论》、《校雠丛录》等，皆富创见，具有突破性的成就。又深好文学，多有评述，主张合文质，通情愫，而反对浮艳纤小。其论述之要者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式》、《文学述林》、《文说林》、《古文要删》等。他论诗，主张以风救骚，而尚质厚，撰有《诗评综》、《诗教》、《诗人表》等，并先后撰有多种诗集，以供欣赏，陶冶性情，有《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等。词曲方面，有《长短言读》、《词学肄言》及《读曲录》等。刘先生认为，要想写出好文章，也必须具备子、史之识，若空枵无实，焉能尽文辞之妙!白话文兴起，刘先生正浸润在古文献渊海之中，但他识解通达，不怀成见，认为它有利传播学术文化，便著《白话文评议》，极力赞成，而且还动起手来，写了一些宣讲本和短篇故事，诸如《该吃陈饭》、《瞽叟杀人》、《孟子齐宣王章说话》、《梦溪笔谈·杜五郎》等，还把这些语体作品汇集起来。名曰《说好话》，让它流传社会，产生宣教作用。在这里我顺便提到，在他的《左书》卷四有一篇《增广贤文叙》，他真是慧眼如炬地对一本流传社会已有数百年的“村书”，发挥其意义与作用，说明他从不以高雅自拘，而放弃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普泛和深入考察，这在学者中是从来很少的。他在叙末说：“曩世学人格言嘉谟甚多，而能及平民者独此一编，宁可以村俗轻之!爰为移正韵之讹乱，略考其语之由来、其有言浅义深者，稍加笺说以表彰之。”我举此一点，可以说明刘先生治学的贯通之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推十书》只列了中、内、外、右、浅等六个类名，除目录、校雠和文学方面未包含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是独立刊行的，如讲形而上学的《两纪》，讲书法艺术的《弄翰馀沈》等不少极有价值的都未归类，而是散行。这是因为刘先生正当盛年，是学问成熟发展和大丰收的时候，著述写成，随即刊印，只是临时措施，还未决定编集的体制。《推十书系年录》是先生的弟子所编，便曾谈到：“先生谓将来尚须按其统类，删繁就简，纳支人干，化诸小种为数大部也。”这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在治学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科学态度。

刘先生的学问领域十分广博，而他又明白谈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史学，这样，他的史学研究自然就特别受到重视了。刘先生研究史学，是掌握“执两用中”的精神和方针，扩大视野，“观风察势”，把历史长河的流变，指点出来，使人获得明确的印象。所以，他讲历史不是枝枝节节的，而有整全的联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靠他的“贯通之识”。刘先生的史学成就，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只想就宋史和蜀史来作例证：两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刘先生研究较为全面，著述甚多而见解精深。所撰论文有：《宋学论》、《宋学别述》、《宋元明实学论》、《宋元文派略说》、《曾南丰杂识辑》、《编年二家论评》、《八朝名臣言行录评》、《读学案记》、《邵尧夫学说》、《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重修宋史述意》等数十篇，融会交互，于宋代思想学术脉络，得其条理，富有新意。按我国“正史”，以《宋史》篇幅最长，计496卷，其史料详备，原于当代修史制度尚属完善，惟元人仓卒编成，失于剪裁，不免冗繁杂乱，后代史家欲加重修，即有成书，亦殊难如理想。蒙文通先生与刘先生两人执教成都大学，曾以重修《宋史》相属勉，刘先生有意为之，而以早逝，乃未竟其功，这是令人惋惜的。刘先生继章氏之学，亦关心地方志的撰修，他认为治史学必须对时风和士风并重，前者见于国史，后者著于方志。刘先生以四川地区在古代人文之盛，首推宋代，他熟悉宋代史事，故于宋代蜀地史事，亦特别致力，成就突出。他撰《蜀诵》四卷，共论文29篇，其重要者，为《蜀刻书藏书考》、《宋初治蜀考》、《土俗略考》、《广岁华纪丽谱》、《李公事辑》、《天师事辑》、《张忠定公事辑》、《官政》、《官迹》、《政事》、《谯定雍孝闻事辑》、《张俞勾台符事辑》、《师维藩事辑》、《宋人土杂记》、《范寥别传》、《人文杂记》、《全蜀艺文志补目》、《广笺纸谱》、《蜀茶谱》、《蜀宋世文集今存者》等。又有《双流足征录》八卷。此外尚有《北宋川峡路长吏表》、 《赵宋四川世族表》、《赵宋四川人文补考》、《蜀学论》、《通志私议》及《重修通志采取书目》等。1926年他应邀请担任四川通志馆校理，以其学识专长，提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并参加编撰工作，为四川地方史研究的开拓和奠基，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总之，《推十书》的最精粹部分，最突出表现在史学上面。他的史学观念是完整而宏大的，治史方法也是周密而灵活的；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刘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他毫不含糊地宣称：研究史学以明事理为目的，能明事理，人类才能共同进步，最终走上光明坦途。所以他说：“观事理必于史”；什么是史?“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1923年他为自撰的《一事篇》写序，有如下几句话：“莫非人也，莫不学也；何以为人?何者当学?千万方，千万年，千万人，惟此一事而已。故名《一事论》。何以为人?当为真人，勿流于非人；何以为学?学为人也。”据此看来，“推十之学”尽管内容浩瀚，规模宏伟，若果合之为一，求其共贯，那实在也就非常简单明了了。

(4)西化评价

不管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保持过何种辉煌的纪录，但一打开近代史的书页，我们便发现从此遭逢的乃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倒霉时代!帝国主义的坚甲利兵，无情地粉碎了“天朝”的礼仪说教。丧权辱国，层出不穷。何以自存的问题，就要迫使每一个炎黄子孙作出答案了。

“五·四”运动时期，对如何看待西方文化的问题，讨论争辩更趋激烈。刘咸炘先生当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旧学很有根底，为求知欲所驱迫，他对西方的思想学术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经过广泛阅读译著，深入思考研究，终于形成了他自己一整套看法，我加以简单概括，拟谈如下几点：

第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很不相同。原始人类靠渔猎和采集植物为生，一般大体相同。为了生活有保障，继则代之以游牧。由于所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中国人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其生活方式就逐渐产生差异。中华民族生息在广袤无垠的大陆上，资源较丰，遂由游牧发展为农业定居；西方人所居濒临海洋汊港，回旋余地狭隘，易起争斗，由游牧转向商业，更易体现冒险犯难的特色。由于长时期双方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面都大不相同，自然民性(意识气质)也就大有差异。

第二、他论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用静和动二字最能概括体现出来。他写的《动与植》一文(见《外书》卷一)说东方(中国为代表)类似植物生活，西方类似动物生活。论证详密，可供一读。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学者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其说实繁。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而非文化性质的差异。但刘先生认为，把中西文化作比较，应以长期整体的历史为依据，不应限于近代以来这一阶段，因为我们汉唐时期的文明富强固胜于西方，而其对双方文化特质所表露的差异依然是存在的。

中西文化的精神迥不相同，是随处可见的。刘先生在其《哲学评论》(见《外书》卷四)中说：“西方哲学之大异中国者有三：一为注外物，二为重数量，三为好执一。”又在《善恶》(见《外书》卷二)一文中说：“西人之学重物，故多宇宙机械与目的之争；中人之学重人，故多人性善与非善之争。皆学说中根本争论也。”在逻辑学的使用上，也大异其趣，他指出：西方主分，喜用非甲即乙之排中律；印度主超，喜用非甲非乙之两不法；而中国主合，喜用即甲即乙之两即法。这些不同，出于民性，而民性之形成，则又成自文化精神之熏习与培育。

第三、刘先生看到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的优势，但也特别警觉到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带来不利于自身的危机；如果我们缺乏远见，只知“邯郸学步”，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刘先生在《动与植》文中指出：“今日流行之人生观，以新鲜活泼为尚，厌简单而喜多变，识者以为病态。英人约翰勃郎曰：‘现代主要罪恶为一急字。’此与老子之‘徐而不费’，庄周之‘平为福’，恰相反也。攘攘不休，若有所追求，而终弗遂，正庄周所谓：‘不能自宁，骀荡而不得，往而不反者也。”’他又引英国人泰罗所著《基尔特的国家》书中痛斥西方躁动之害说：“如汽车永远在大道上疾驰，扬起灰尘，带着噪声，车向无目的的地方去，也全未考虑会牺牲自己和他人。”(见《内书》卷五《反复》)西方重分析和权利伸张，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称之曰：“区别与支配之文明。”他还曾经说过：“西洋虽骄傲，所想的不过是：人类所为者在制服自然一语罢了。他们以为人类生在和他有仇似的世界中，所以有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用手夺过来，以自然和人为对手，极力和他宣战。”(《外书》卷三《横观综论》)

第四、关于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评估，和对中西文化的得失比较，他在《两纪》、《动与植》、《进与退》、《横观综论》、《人文横观略述》诸文中，颇多阐述，这里无须赘谈。在他生活的当年，他就指出西方所害的病根，“一言以蔽之曰： ‘虚阳外越而已。’惟有收敛，且发且收，则不至于竭。”(见《内书》卷五《反复》)现又经过数十年，看来毛病越来越沉重。刘先生以为西方躁动，东方静退，互有得失，取长避短，和衷共济，应是人类共赴的光明前途。我想，刘先生对西方文化进行探讨，作出评价，这正是他建立人事学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以史学家的博闻睿识，提出了他的研究意见，应该说实际也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意义。

学侣附记

刘咸圻先生读书治学，黾勉不懈，由于爱惜时间，不喜欢社交应酬，是很自然的。在旧时偏僻的四川地区，竟然有这样一位学者脱颖而出，在省内国外，他至今虽还不大为人所知，可是“君子暗然而日彰”，“德不孤，必有邻”。据我所知，还是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侣，曾和他切磋学问，砥砺德行，情感相通，友谊深挚的。这几位学侣就是：盐亭蒙文通(1894——1968)、崇庆彭云生(1887——1966)、江津吴芳吉(1896——1932)、宜宾唐迪风(1886——1931)几位先生。

蒙文通先生是经学大师廖季平的高弟，他从经学转向史学，根底深厚，著作精审。他和刘先生同在成都大学执教，因而相识，讲学相契。蒙先生曾出川外游，广访名师益友，对海内学人素少许可，但对刘学有深透的了解之后，评价说：“其识已骎骎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蒙先生在各大学讲学，对宋代史最有心得。《宋史》卷帙浩繁，缺乏精简贯通之识，以往虽有人重加改编，成书亦难如人意。蒙先生以为唯刘先生堪任其事，刘先生固已心允其嘱，以早卒未成。

彭云生先生工诗文、书法，其诗温厚典雅，所作不下千余首，惜多散失。晚年手抄整理，尚得七百余首，按生平经历，分为《江原集》、《锦里集》、《旅燕杂感》、《峨眉集》、《苍山集》、《还蜀集》、《新居集》等七集。因未刊行，今已不知下落。他深于宋明理学，亦通释典。持身进德，笃于实践。在成都创办敬业学院，擘画奔走，筹措经费，出力最大。学院成立，聘请唐迪风为院长，刘先生为哲学系主任，自身不居名职。他在成都历任务大学教授，建国后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馆内编撰《杜甫年谱》及《成都城坊考》等书，皆极尽力；曾撰唐女诗人薛涛考多篇，后经王文才教授保存改编为《望江楼志》。彭先生一生好学，并喜藏书，书室中有自撰联云：“万册诗书勤自读，一轮明月与人看。”他性格朴厚，近乎逃名，从不主动发表文章。蒙文通先生曾对我说：“彭先生深藏不露，是最有学问和涵养的人。”

吴芳吉先生是著名诗人，有《白屋吴生诗稿》、《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等传世。其代表作为《婉容词》、《护国岩词》及《巴人歌》等。诗词非新非旧，吐词造句富自然之趣，感染力极强。吴先生早年身世经历艰苦，后任西北、东北、成都、四川、重庆等大学教授，在成都大学时与刘先生结识。吴热爱中华历史文化，尝欲以10年时间撰写中华民族缔造经历的长篇史诗，以歌颂先民之伟大业绩，预计须写10万字以上。由于早逝，遂未完成。1931年回原籍江津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赴重庆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旋暴病逝世。其生、卒皆与刘先生同年。与刘交情甚笃，自称“半友生半私淑之弟”。

唐迪风先生，迪风或作倜风、铁风。年18时，为晚清末科秀才。后就读成都法政专门学校。性耿介豪放，民国成立，痛心一些曾以爱国自诩者依附权贵，愤而作《金缕曲》斥之，中有“武士头颅文士笔，竟纷纷化作侯门狗”之句。又尝因为文击川督胡文澜滥杀无辜，几遭不测。1941年起从事教育，历任各中学教师，后又被聘为敬业学院院长，及先后执教于成都师大、华西大学。他曾于1925年赴南京从学于欧阳竟无。欧阳之学，佛儒双修，自此“益以阐明孟子及象山之学为己任”。生平著作有《诸子论释》、《志学漫闻》、《孟子大义》等。他于1931年逝世，欧阳大师为撰《墓志铭》，称其“思以正论移易天下”。迪风先生与蒙、彭俱为支那内学院同门，而又曾执教成都大学，故得与刘、吴相善而为学友。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迪风先生的公子唐君毅(1909——1978)在哲学上的光辉成就，我认为是应该和刘先生的学问联系起来加以考查的。他早年在成、渝两地读书，还是蒙文通、彭云生两先生教过的学生。因世谊和学风亲近的关系，刘先生所倡导的“推十之学”，必然会对唐君毅这样富有哲思的晚辈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君毅先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由于勤奋努力，他后来终于登上了国际学术的最高殿堂。据报导，他历10年(1966年起)完成了《中国哲学原论》六巨册的大著作，凡三千多页二千多万字，并一版再版。1977年他又出版了两卷本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从书中可以看出，唐君毅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他的大著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此外，唐君毅还写了主要阐扬中国文化意识的哲学著作共约20余部。(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册第677页)

以上简介了刘咸炘先生的几位学侣，还附带地谈及一位晚辈接班人。我的意思不过表明，刘咸炘先生一生中所作出的努力，所耗费的心血，究竟不是白费的，他将获得应有的回报。刘先生是杰出的史学家，讲历史脱离不了因果。说起来在刘先生的书里，曾提到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动。”这就是在指明永恒存在的因果关系。现在《推十书》又影印再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的善因，必会招来善果。刘咸炘先生的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即将来临，我们祝愿他的思想学术，发扬国光，造福人类，让大家永远怀念他!

转载自“新史学”（New_History2014）微信公号。原文载刘咸炘先生《推十书》1996年11月影印版；又载北京《文献》季刊1997年第4期，收入《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