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龙|西化100年，马建忠的语法宗旨实现了吗？—— & ampquot到底为什么有语法？& ampquot

新闻学院16级小曾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 ampquot到底为什么有语法？单击

这个问题颇有深意，我们讨论一下吧。

一、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

语法有两个含义：

1.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没有语法就没有语言的组织。

2.语法就是对语言结构的认识。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按语法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很好理解。但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小曾同学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法”会让今天经历了12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大学生感到生分？

二、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文问题

使用西方形态语言的人，一定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西方语言的词有丰满的语法标记（形态），语法就明明白白摆在那里。

而使用中文的人，听到的是一个个单纯的音节，看到的是一个个表意的方块汉字。音节里充满了语音象征，汉字是一幅幅意蕴丰润的图画。中国人在这些非常感性的实体符号间体会它们的相互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板的、形式主义的“语法”意识。

如吕叔湘所说：“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

也因此，印欧语的语言学是从语法分析开始的。印度古典的语文研究在对《吠陀》语言的分析解释中诞生了《波尼尼经》（又称《梵语语法》）。

希腊人则在哲学、特别是在逻辑学的基础上展开语法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词的变化、词的结构模式以及根据逻辑学的原理作词类的区分。

而中国语言学是从词汇分类开始的。我国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尔雅》首次将纷繁庞杂的汉语词语训诂材料集合为一个意义系统。

三、中文的文法在哪里？

当然中文是有文法的。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是怎么认识中文结构的呢？

1.文法就是结构繁简之法

西方语言句法的繁简是结构层次的增省，这是作为句子核心的动词使然。

中文句法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句法繁简的概念着眼于结构的长短。所谓结构之繁就是顺着时序如流水般延展之繁。西方语言句子“叠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

以时间为序还是以空间即动词的“向心”层次为序，反映了中西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视角。前者是连续的、整体的，后者是切割的、个体的。

2.文法就是结构对应之法

中文句子擅长在“刚柔判象”、“比物丑类”、“引同协异”中建构。

它不是为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正与反、阴与阳的映衬中加以感受。

这种“文必相辅，气不孤伸”的表述，是弹性的、动态的、具体的、诗意的，充满了特定语境之下的联想与暗示，在语词意义的相互映衬中引发意会。

古人从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找到了一条观察把握汉语句法的独特途径——结构对勘。

当对勘顺通之时，就获得了一种句法齐整的美感；

当对勘阻滞之时，又顿觉句法参差的不安。

3. 文法就是结构气韵之法

与西方语言把动词中心、主谓一致看作句子形成组织的框架不同，中国语文传统把“气”看作句子所以形成组织的手段。

汉语的结构之度是声气之度，雅章之成是气势之成。

气把西人对空间结构之法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时间体势，通过体势的流动来表情达意。

以气韵之法熔铸结构之法，因而汉语的句法具有浓厚的声气内涵，充满了音乐性，所谓“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

4. 文法就是结构句读之法

句读是文章音节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中国语文传统的造句法则即句读，是一种声气止息法则（音句之读），同时又是一种文意完备法则（义句之读）。中文断句，一靠精心审度辞气，二靠细心判断文理，所谓“文字有意以立句”。

句意的延伸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声气依托的前提下，以神统形，意尽为界。

句意的延伸又着眼于顺序，所谓“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

由此形成了以句读为本体，以句读的循序铺排为局势，以意尽为句界的句法观。将音句之读和义句之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实把握汉语句法的脉理。

四、现代语法学之“语法”从何而来？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掀起一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潮。语文教学的实用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的“通人志士”大都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去汉字”上，“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但马建忠却独具慧眼。

他对“谐声增文”的拼音通假文字运动不以为然，认为汉文之所以难学，并不是由于汉字的繁难，而是由于不教授文法，致使学习、阅读和写作事倍功半。这样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科学知识，无法跟具有先进文化科学的西方人竞争。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余特怪伊古以来，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 我很奇怪自古以来，都认为文学有不可传授的东西，而且认为即使可传授的也不容易一下子讲清楚）。

出于这一见解，马氏一反前人从字义上解释古典书面语的传统，“因西方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滕，导后人以先路”。

有了拉丁文法这把解剖刀，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马氏文通》从结构上剖析经传，揭示训诂学没有揭示的语言内部结构，说明训诂学未曾说明的语法现象，打破束缚前人头脑的“未可言传”，只可“神而明之”的语言结构神秘论，使汉语语法学跳出训诂学的领域，由“附庸”蔚为“大国”。

中文的“语法”（对语法的认识）就是这样来的。

五、问题背后的三重深意

小曾同学可能不曾想到，他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会有语法这个东西”，具有三重深意：

1.中文的语法，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功能主义的。

所以语法的概念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不必刻板和机械。

2.中文的语法功效，依靠字组的节律和上下文语境中的联想。

所以中文研究在历史上不讲究系统的语法体系。

3.中文的语法认识，建立在表意汉字的意合基础上。

所以中文研究注重语义关系和句段功能的分析。

以上三点，归根结底，就是中文的文法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这不是中文文法“不科学”，而是中文从一开始就洞察形式主义的局限，转而追求更本质更真实的理解。

而现代语法学“全盘西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离开了中文的文法之道，中文的解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在虚假的“科学”“精密”中日趋繁琐，畸形生长，直至不堪重负。这就是现代语法学的尬境。

可见，回答“到底为什么会有语法这个东西”，从中西语言和语言学传统的差异，我们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六、西化百年，马建忠的语法初衷实现了吗？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它的开创之功同时代的要求、作者独具一格的观点和所倚仗的西方语言学方法，都密切相关。但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然要问：

马建忠的“初衷”——用语法体系缩短语文教学的时间——今天实现了吗？

汉语教学有了“语法”这个东西后，我们的孩子学习语文的时间是缩短了呢，还是更长了？

我们每一个同学对此都有发言权。

事实上，“语法”这个东西在语文教学中已经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它无助于真正提高学习者的语文水平，因为它总是游离在中国人的语文感觉之外，离缩短语文教学时间的初衷越来越远。

现代人学习中文语法的效果，远不如古代人对中文文法的“神而明之”。这也就是张世禄先生痛心疾首的：

“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

“有时发现一些汉语语法的特点，觉得为西洋语法学上所不能概括的，就陆续加以增添补缀。越到后来，发现的特点越多，这种增添补缀的地方也越繁。表面上语法体系好像较前精密了，实际上却是使学习的人感到烦琐和难懂难记了。”

汉语自近代模仿西方而有了“语法”这个东西后的尴尬，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方略》中已有观察，他说：

“中国向无文法之学。……以无文法之学，故不能率捷径，以达速成，此犹渡水之无津梁舟楫，必当绕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国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

“马氏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

“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之作，惜作者于此多未窥三味，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文者不能领略也。

“然既通晓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犹已绕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贵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

“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龄以下之幼童及不能执笔为文之人耳。”

孙中山先生可能想不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学生仍然在问：“到底为什么会有语法这个东西？”

显然，在经历了十多年语文教育的学生看来，“语法这个东西”，对于中文的学习和理解，是附赘悬疣。

问题不在语文教学中的语法能否“为初学者之津梁”，而在作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的语法，是否符合汉语事实。

后者如能做到，则前者的问题迎刃而解。

而用陆志韦先生的话来说，汉语语法学和汉语的关系，就是“貌合神离”。

七、对对子和调辞气——中文文法考核之道

其实，语文教学的实用，对于语言学理论，是很高的要求。中国的语法学，要想真正助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臂之力，在新的世纪依然长路漫漫。

而在今天，要真实地检验一个人的中文文法水平，也许还得靠陈寅恪的方法——

对对子。

这位当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出题者说：

“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今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

而与对对子异曲同工的，还有调辞气。

同学们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