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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建投辞职报告’云南城投舒翎辞职

时间:2023-04-21 13:23:32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郓城一中毕业照,倒数第二排右二是张超。

8月7日下午三点半,张超的父亲张国华出现在天津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门口——穿着黑布鞋和破衣裳、皮肤黝黑、皱纹如刻痕,一个不算高大的山东男人。

“我抗议,我替孩子喊冤!”50岁的他声音里满是愤怒,接着他突然变得有些不确定,声音放低了些问记者,“可以吗?”

这是李文星事件曝光后的第六天,天津警方通报了这起类似的案件:25岁的山东郓城青年张超误入传销四天后身亡。7月14日,在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北里南侧附近小路,环卫工人清晨打扫时发现了他的遗体。

目前该案仍在侦办中,但天津警方在通报中披露了一些案情:7月10日张超到天津静海区求职却误入传销组织,7月13日张超有中暑症状,服用了藿香正气水,未见好转。传销人员雇了一对夫妇开车将张超送至天津站让他回家,途中发现病情严重,就将他弃于案发地。7月15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犯罪嫌疑人祖某某、刘某某、王某某依法刑事拘留。

进入8月,天津静海已开始严打传销。而在张超的老家郓城,张超表姐杨柳说,“十里八乡听闻传销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后人心惶惶。”

眼下,张国华想知道儿子在天津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身强体壮的他没能侥幸逃脱。

最后四天

8月9日,张超家翻新的两居室里,母亲罗梅趴在卧室的床上,一整天,她连半个馒头都吃不下。

她头顶上的小电扇在一根架着的竹竿上绕着线,运转起来时吱吱嘎嘎。张超的老同学陆续来家里问候,聚在房间里谈话。

这些声音罗梅假装充耳不闻。

等人都走没了,她呜呜哭了起来;或者只是发出点毫无意义的声响。她根本不能听人提起儿子的名,她会想象儿子还活着。张超的弟弟张迅只有12岁,他眼睛哭得红肿,看着母亲又一次情绪崩溃,他也跟疯了似地反复大喊起来,“妈妈,别哭了!”

无果,他索性离开了母亲的卧室,去到对门自己的房间里,甩门,躺下,默默流泪。他知道哥哥张超就是在自己床旁的电脑上投的求职简历。

6月30日,张超从云南辞职回老家。他歇了一个多星期,期间通过网络平台投递简历,一家自称总部位于山东烟台的建筑公司答应给他“试用期4000,转正6000,五险一金”的薪资,但称在天津有项目,需要他去天津面试。

7月10日,张超搭乘K2386次列车从郓城出发去天津,15时15分到达。

7月10日,张超一早从老家县城的火车站搭乘K2386次列车出发,他买了一张硬卧中铺,15时15分到达天津站。

张超去天津后给父亲发来的两则短信。

15时47分,张超下车不久便给父亲发去短信,“坐地铁3号线到周邓纪念馆下车,再坐588路到苏宁电器下车。”

按此行程,他坐地铁大约要耗时18分钟左右,再从周邓纪念馆到位于静海区的苏宁电器站需要1小时40分钟,全程40公里左右。

谁也没想到,张超正慢慢走向死亡陷阱。

当晚,母亲给他打电话问面试情况,他说还没有面试,因为主管在和别人吃饭,抽不出时间见他,已经有两个公司的人来接了他,吃了饭找个地方住下。

7月11日一早,父亲打电话问他面试怎么样,他说在旅舍还没起床。

中午12点多母亲罗梅吃过午饭,就给他打电话。罗梅回忆儿子当时在电话那头模棱两可,说面试了,干这活行的话就干,不行就回家。

母亲罗梅还是不安心,在工厂里12小时的制板工作结束后已是19点,回到家差不多20点,她又给儿子拨去电话,但对方把来电扣了,过一分钟才回电。

这种时间间隔在母子的联络中有些不寻常。通常扣电话的情况是,母亲给张超打电话,他会扣掉后迅速给母亲回拨过来,这样做是为了帮母亲省下些长途话费。

“他问啥说啥,不主动说话,我问了他住啥房子,他说板房、铁房,有空调。”罗梅回忆那天跟儿子通话的内容,觉察出些许蹊跷的她没有多想,住宿条件跟往年实习时差不多,她以为孩子或许工作太累了,不太想说话了。

7月12日一整天家人没有与张超联系。

到了7月13日,罗梅把手机落在工厂里,她下班后拿丈夫张国华的手机给儿子打电话。这次儿子没接电话,到20时38分给他俩回了短信,“跟项目上的人吃饭呢,一会给你回过去。”

夫妻俩觉得孩子既然在忙,没好意思打扰,也就早早睡去。

等到7月14日,罗梅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儿子,都无法接通。到张国华下班回家后又打了几次,直到最后打通了,对方说是天津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的,接着告诉他:“你孩子被害了。”

夫妻俩起初以为是诈骗,还特地跑去镇上的派出所询问状况,对方确认后他们就带着几个家属连夜奔赴天津。

父亲出门之前告诉张迅,哥哥在天津跟朋友喝大了,家里人要去接他。

7月15日,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张国华夫妇见到了儿子的遗体,他们颤抖的手把孩子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16日,夫妇二人带着儿子的遗物回到郓城,车票、电脑、衣物、唯独丢失了儿子之前戴的眼镜。7月18日,张超父亲和亲属返回天津处理验尸事宜。家人置办了张超生前没穿过的西服作寿衣,把他放在家里的另一副眼镜给他戴上。当天,张超的遗体在天津火化。

回郓城的路上,有人告诉张国华不能在火车上哭,他就憋着,憋了一路。

寒门子弟

7月19日,张超因为生前还未成家,不能进祖坟,最终被埋在了村外的自留地里。

下葬那天,家人担心张超母亲罗梅情绪失控,全都拉着她,只让她远远看着孩子下葬,罗梅心怀愧疚地哭道,“把孩子晒地里了。”

她清晰记得,儿子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还在这片地里干了一天农活。张国华则抱着骨灰盒说,“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下辈子好好投个富贵的人家,让你过上好日子。”

张超的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农村西边,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为了供两个孩子念书,父亲在外接些装修的散单,母亲则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

曾居住20年的南边土房门口。

张超曾睡过20年的床,旁边是书桌。

张国华夫妇在南边土房里的卧室。

南边土房的房门口,张国华在开锁。

张家在村子里是比较困难的一户,几户邻居家的房子都盖到三层,他们家还是一层平房:一家人住在南边的土房里长达20年。老房子已经破败,院内长满杂草,屋内有张超曾睡了20年的床,床单下垫着散乱的草席和枯槁的高粱,床边摆着与人等身高的缸,用以储存粮食。

张超家翻新后,除了冰箱是新添置的,其他家具还是原来的。

直到五年前,张国华废弃了南面的土房,花几万块钱把北屋扒了翻新一遍,粉刷了墙面,做了吊顶遮盖住斑驳的老屋梁。北屋内都是老家具,只新添置了一台冰箱。

去年张国华出钱新修的大门。

去年,张超工作有了收入,一家人的日子才稍微好转些,张国华给家里换上了暗红的仿铜大门,“万一孩子带媳妇回来,可以认认门”,他说。

张超曾是张国华光宗耀祖的希望。

他小学读了七年,“当时我们觉得他小,中间给留了一级,”尽管如此,张国华不无骄傲,“孩子上学是一年一个奖状。”

张超读书时获得的奖状还贴在已废弃的南屋墙上。

张超获得的证书。

张超的同村好友张国阳还记得,他10岁时还对大学没概念,当时张超就告诉他中国有一所很好的大学,叫哈尔滨工业大学。“张超是那种目标性、纪律性很强的人,暑假作业每天都做一点,不会像我们那样到最后突击完成。我们常在他们家南边的土房放一个八仙桌,他爷爷会看着我们三四个孩子一块做功课。”

尽管是一群孩子中的“学霸”,“他的性格不属于那种组织者,属于追随者。他一般不会主动组织活动,不问他的话他不会主动说,但朋友喊他帮忙,他都是有求必应的。”张国阳说。

初中就读镇上最好的郭屯中学,张超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后顺利考上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郓城一中。

与张超同村的发小张锐在上大学前与张超的轨迹同步。他还记得,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两人在高中住宿时去食堂吃饭,常常一起点五块钱一大盘的青椒土豆丝,再各花一块钱要三个馒头,均摊下来一人3块五毛就能解决一顿饭。

内蒙古科技大学2016届土木工程1班毕业合影。

高考是道坎,张超第一年考了515分,他选择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了563分,过了二本分数线,被内蒙古科技大学录取。

张国华一个人陪张超去大学报到,他俩坐车先到北京,再坐一趟夕发朝至的火车到包头,两人坐了一晚上硬座,好在学校就在火车站的两里地外,因为张国华怕晚了回不去,在学校逛了一两圈后他就往家里赶了。

张超填报了土木工程专业。“孩子自己定的主意,当时上那个专业很好找工作,但毕业后又(变得)不好找工作了,”张国华说,“我孩子不愿意上研究生,想快挣钱,他还有一个弟弟,像我们农村找个对象要好几十万,彩礼二三十万,像我非常害怕,两个儿子要六十万,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张超上大学后似乎在学业上有所松懈,大三才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在大学毕业前夕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但无奈失利。

父母隐忍的打工生活让张超显得比同龄人成熟,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母亲罗梅一天12小时工作下来,有时候累得碗都端不动,索性就不吃饭了。他尝试劝说过母亲不要工作了,“妈,别干这活了,你照顾好弟弟就行了。”

父亲张国华原来在外省的工地干活,睡过大街,吃三五块的面。偶尔会奢侈一把买三块钱一瓶的啤酒。“他不跟孩子说这些,永远只会跟他说,只要想上学,家里砸锅卖铁都会供他。”张超的表姐杨柳说。

张超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诉苦,报喜不报忧、逆来顺受好像已成为他的习惯。

上大学期间,有一年放暑假他和发小张锐去老家县城打工,每天在一家烧烤店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客人不走,我们就得陪着。”

张锐回忆,收工之后,他俩和另外一个男生就住在烧烤店二楼,在迈不开腿的房间里摆着三张小床,每天累得倒头就睡。

初一时,张超考了班里前十名,学校帮其拍摄了佩戴大红花的照片留念。

没有春秋的故乡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从此故乡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张超的朋友圈的这句签名永远定格了。

从他离家上大学开始,他再也没见过故乡的春秋。

2016年7月毕业后,他与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签约。“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张国华解释说。

今年春节回家与朋友相聚,对生活鲜有抱怨的张超说起工作的地方没什么人,快递特别慢,或者天天看山看水也无聊。

回家后的张超第一次被催婚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与乡村文化的疏离,内向的他又躲不过亲戚朋友的好奇。

表姐杨柳问他,“啥时候带个媳妇回来?”他有些腼腆地说,“姐别担心了,会有的。”

8月12日,在云南六建负责招聘的段丽梅告诉记者,“张超刚离职一个月,他很能吃苦,工资涨得很快,领导和工友都喜欢他。”

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总经理张宝曾在张超递交辞呈后找他谈心,想挽留他,辞职前张超每月的工资已达到5000元。

张超或许是回乡心切,编了话说自己是家中独子,父母希望他回乡成家,解决个人问题。张宝见劝说不动,也就在辞呈上签下同意二字。

6月29日,张超因早已联系好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试,他从云南坐火车到北京。张国阳对此印象特别深,他五月就知道这个信息,但恰好29日当天他从北京去杭州出差,与好友擦肩而过。

他问张超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北京相聚,张超答说前一天和之前的工友喝酒喝多了,当地的白酒度数高,平时酒量挺好的他也没招架住,所以迟了一天出发。

“我劝过他坐飞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坐飞机的,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张超唯一一次坐飞机是去年赶着去昆明的公司报到入职。

但张超到了北京之后,很快识破那家公司并不靠谱,“让他先交钱去朝阳区办证才能面试。”张国阳还劝张超,“别这么早出去工作,回家即使找到(工作)也不用着急去,难得回趟家。”

张超6月29日晚就上了回老家的火车,还让发小张锐隔天去郭屯镇上接他。

发小张锐在杭州做老师,正值暑假期间,他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6月30日早上五点,张锐如约骑着电动车来接张超回家。下午三点左右,张锐又跑去张超家里,跟他聊到将近六点。

在那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压力挺大的,但是责任心又特别强。他弟弟马上要上初中,父母都过了五十岁,还要照顾年过八旬的老奶奶,父母做起农活已有些力不从心,他知道养家的担子早晚都会落在自己身上。”张锐说。

西张楼村里住有1600余人,分成七个生产大队,张超家所属的二队有不到300人,“二队能出高材生,重孝,重仁义,否则在村里待不下去。”据张国阳介绍。“村里人的见识是读书人的工资肯定不能比在外打工的少。”

根据他好友们的回忆,张超有三份工作可选,一份是在济南,工资两千多块,但需要等一个月才能面试;一份在滨州,工资四千块,据称上海在滨州有个投资项目;还有一份就是“烟建”,介绍称有项目在天津,转正后工资六千块,有五险一金。对于张超来说,第一份工作等待太久,回报不高;第三份工作虽然不像第二份在本省,但好在满足离家不远的条件,工资相对高也成为最大的诱惑。

张锐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特地提醒了他关于传销的事情,但他们对传销的认识不过是熟人拉熟人、亲戚拉亲戚骗钱,“张超从来没想到传销会害人命,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通过网络平台投简历会不安全,或者说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通过网站投简历的求职方式。”

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在家十日,张超除了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之外,他还会帮父母下地干些农活。

张国阳说,“在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就该出去,尤其家里那么穷的话,在家多待一天都是一种奢侈。”

“穷啊,小孩就是想赚钱。”张国华这样解释孩子急切去天津面试的原因。

无奈的抗争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刑侦大队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媒体。起初,张国华很是抗拒。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公道,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听从一家媒体的建议,给张家窝派出所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媒体。“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静海区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派出所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媒体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拒绝媒体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中暑’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我就想要个说法,”一转身他却又战战兢兢起来,“我也知道咱给政府添麻烦了……”张超的遗体停放在太平间时,原本要收一万六七的费用,西青区的一名法医找人给他减免了七千多,他心心念念让记者一定要在稿子里感谢那个法医。

张国华不愿白受人恩惠,也不愿占人便宜。从天津回到郓城的那天晚上,他到镇上面馆吃饭,老板了解他家情况,结账时没要他的钱,他坚持要给,两人就这么推让了半天。

当了一辈子老农民,张国华没想到半身入土时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觉得儿子冤屈,自己憋屈。

从天津回郓城,他买了人生第一次的卧铺车票,但一刻都没有躺下,他老惦记着孩子念高中时的一件事。

那次郓城一中的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张超在宿舍里玩手机,他知道孩子是冤枉的,但他没有打电话给老师证明这个问题。他现在觉得有些后悔了,不该让孩子带一点点冤枉离开。

(文中张国华、罗梅、张迅、张锐、杨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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