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珊珊、马雨星、小文等朋友，或许做梦都不会想到，三年前辞去的体制身份，现在香得一塌糊涂。

目前，陆续进行的各地事业单位考试，以及将于1月7日、8日举行的“国考”和其后举行的各地“省考”、选调生考试，对于2023年1158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及无法统计数据的往届未上岸大学毕业生而言，正是拼上岸的冲刺机会。一场被誉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已经打响。

宇宙的尽头是体制。

疫情之下，体制工作的优势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说安全感强也好，抱团取暖也好，福利待遇高也好，现实的确是：“铁饭碗”再闪金光。

以“国考”为例，2020报名资格过审人数为143.7万人，其后的2021、2022、2023分别为157.6万人，212.3万人，259.77万人，报名人数连年创新高，招录比例也由50:1上升到70:1。

体制竞争激烈的程度，不止是竞争人数众多，而且竞争对手太强。

以教师职业为例，深圳中学和成都双流中学新教师招聘名单一度刷屏。

你看，清北名片之外，博士、硕士亮眼。

这虽然只是个例，说明不了什么，但其传递的信息还是有思考价值。

另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透露，2019年校本部2822名毕业生有超过四分之三进入体制。

这样的背景下，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在疫情之前逆风而行，裸辞体制的朋友，他们现在过得咋样了呢？

纪实1：工作9年后，她辞职出国留学

郑珊珊是我老同事老朋友的女儿，自小看着她长大。2008年川师英语系毕业后考入区内一所高中当英语老师，2014年教书6年后提出辞职出国念书。其父母都是体制内老师，坚决反对女儿辞职。我也被动员来充当反对派做女儿思想工作，电话里把她骂了一顿，并从中国人“孝亲”的角度劝她打消念头。

亲朋合力，终于初战告捷。

而后，郑珊珊耐耐磨磨，又教了3年书。在“芳龄”跨过30岁以后的2017年，她以先斩后奏的决绝，辞去教职，回家备考国外大学。

其理由是：不愿意过父母这种，从开始看到结尾的日子。

经过一年备考，郑珊珊2018年考入国外大学读硕士，两年硕士毕业后留在当地，找到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

前些时与其父母交流，感叹女大不由爹娘之余，关于郑珊珊的现状，老两口的说法是：一般吧，她自己开心就好。

纪实2：工作8年后，她辞职先创业，后打工

马雨星是我早年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川内某大学做老师，2016年感召于某区“大学生创业园”优惠政策，辞职下海，入住该园区自主创业。

创业两年，不顺。南下打工深圳知名房地产公司，一年后跳槽，入职北京字节跳动总部至今。

关于现在工作情况，她引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累，并快乐着。

纪实3：工作10年，他辞职加盟高科技公司

文兄弟是我忘年交。大学毕业后选调入职宣传部门工作，他笔力好，能力强，情商高，能吃苦，深得领导赏识，见过不少大人物大场面。在我等小民眼里，其某个方面的前途，似锦绣铺开。

谁知道他是咋想的呢，正当顺风顺水时候，2018年忽然就辞了职。辞职后先是在本地科技园里的科技公司打工两年，前年北上，跳槽加入北京360公司。

关于目前的状态，据我所知，收入肯定比原来高许多。

疫情之前从体制内辞职，仅我十分熟悉的朋友，还有好几个。他们离开体制后，各有各的生存状态。我们不能用“混得好与不好”去衡量他们，尤其去衡量他们当初的选择。

气候变化，冷暖自知；

人生况味，苦乐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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