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独立书店并不显眼，却是很多人的精神家园。城市在变，街角的小书店也在变化。有的无奈告别，有的依然坚守，有的新鲜开张。我们想要道一声：嘿，你好吗？我们想弄清楚，这个古老的行业该如何适应、转型？

第一财经推出“探访独立书店”系列，走进不同城市的独立书店，拜访他们的主理人，探索正在发生的故事。探访的脚步已经抵达了上海、成都、厦门、北京、南昌，即将延展到更多地方，欢迎提供线索和建议。

穿过人群熙攘的南锣鼓巷，拐进后圆恩寺胡同，一路经过茅盾故居、蒋介石行辕，就能看到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一家以诗歌为主题的独立书店小众书坊，开在这里已5年半。“3年疫情，我们经营还算平稳，在民营书店中算是比较不焦虑的。”小众书坊创始人彭明榜说。

自2017年6月开业，小众书坊以“前店后厂”的模式，策划出品了近250种以诗歌为主题的图书及衍生品，靠卖书和做书，在实体书店普遍艰难的时期存活下来。

彭明榜是1964年生人，在53岁时选择辞职开书店，如同进入人生下半场的冒险。在他眼里，小众书坊就是“诗人、作家聚会聊天的会客厅”，这里常年举办新诗集首发活动和诗歌分享会，成了北京诗歌圈的聚集地。2019年和2020年，小众书坊连续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评为“北京市特色书店”，2020年被评为“北京网红打卡地”。

初冬周末的下午，他守在书店里，悄悄拍下一个镜头——在一整面顶天立地的诗歌书墙前，聚集着十多位读者，他们或坐或站，正安静阅读。他也时常碰到一些意外闯入的年轻人，从喧嚣的南锣鼓巷突然拐进来，感叹“好清净的一家书店”，拿起一本书，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诗歌虽然小众，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再小众的群体，如果能做好服务，把他们聚拢在一起，数量并不会少。”彭明榜告诉第一财经，只要能凝聚起一个纯粹的诗歌爱好者群体，就能养活一家小小的书店。

年过半百的创业者

彭明榜清楚记得，2017年5月1日，自己53岁零18天时，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办妥了离职手续。

在体制内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待了23年多，突然辞职去做一家诗歌书店，似乎是理想主义中带着一点莽撞。但彭明榜的再出发是理性的，完全出于他作为出版人对市场的洞悉和判断。

2015年，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他，策划出版了“中国好诗·第一季”和《2016天天诗历》。这套丛书和诗历在第二年继续出版，在诗歌圈受到关注。

对出版机构来说，中国当代新诗的出版属于洼地，既没有流量，也不能赚钱。但彭明榜相信诗歌自有市场和价值。既然别的出版机构不屑做，那不如自己来做。

在之前的人生中，彭明榜已数次“破壁”。最早，他在贵州老家做过4年乡镇中学英语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又到省委党校教书。1993年在东北师范大学读完博士后，他进了中国青年杂志社，一做就是15年。46岁时，又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做出版的过程让他愉悦，也有点小成就感。

选择创业时，身边人建议他，还有7年就退休，不如再缓几年，但他不愿再等。

“如果你退休了再创业，人家会不相信你。你一个退休人员，领着养老金，玩票呢，谁愿意陪你玩？”他毅然决然地辞职，也是彻底切断后路，只留往前的决心。

小众书坊从一开始就想好“诗歌出版+诗歌主题书店”的模式，彭明榜招聘的店员，也都是按照编辑的素质要求来挑选的。

“书店是出版选题的诞生地。”他解释。如果把出版机构开在写字楼里，社会和读者都关注不到，很可能就脱节了。“如果在一家书店背后做出版公司，书店就变成你的前台，你能近距离地跟读者、跟作者发生接触，等于是将出版阵地前移。在书店里约稿、谈稿，与作家、诗人聚在一起，这里可是你的‘主场’，效果会不一样。”

每年，小众书坊会策划出品几十种诗集及衍生品，迄今已有250种左右。“中国好诗”已经出版到了第七季，共70种，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目前分量最重的一套丛书。为了控价，小众书坊在京东、有赞、微店、淘宝等平台开设专营店，拒绝跟电商的自营合作。

“中国好诗”丛书从策划、编辑、装帧、设计都由小众书坊自己的团队完成。书店员工都一岗多能，既做店员，也做编辑校对、活动策划、设计排版，这就大大减少了书店的场地和人员成本。这种模式使得书店不但扛过了疫情艰难的这几年，而且没有裁员减薪。

心上没有诗，就像地上没有花朵

一家诗歌主题书店能够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南锣鼓巷地区存活下来，如同奇迹。彭明榜常碰到有人问，现在还有人读诗吗？诗人是不是一个职业？中国真有那么多诗人吗？

“诗人其实是指一种精神爱好，真正靠写诗养家糊口的人极少。大多数诗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他说，无论什么年纪、职业和身份，都可以写诗，“诗歌对人是平等的”。

这些年，小众书坊保持联系的当代诗歌和旧体诗创作者有几千人，这其中，不少诗人荣获国家级和地方性的文学奖。第一季中的汤养宗（诗集《去人间》）获鲁迅文学奖，第二季中的冯娜（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和第三季中的张远伦（诗集《逆风歌》）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彭明榜接触到的诗人群体丰富多样，有农民、矿工、保安、快递员，也有警察、公务员和企业家。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小众书坊不以名气为依据，而是以质量为标准，扶持了一些基层诗人，为他们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诗集。

“心上没有诗，就像地上没有花朵。”彭明榜用这句话来表达诗歌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他认为，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诗歌很适宜传播，“很多信息其实就是以泛诗化的形式出现的”。

2019年12月，彭明榜在地坛旁边的雍和宫壹中心又开了一家新的书店——雍和书庭。

这是一家以作家签名本为主题的书店。“国内之前还没有一家实体书店做签名本主题。我们在北京，又身处出版领域，从作者资源来说，比外地书店有条件。”彭明榜说，签名本跟线上图书相比，是差异化销售。为了实现签名本主题的定位目标，书店在短时间内密集邀请作家到现场签名，做新书分享。

很快，雍和书庭也成了北京的一片文化“热土”。作家邱华栋和祝勇在这里讨论如何书写北京；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在这里分享《装台》的写作；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这里首开“直播卖书”先河；诗人余秀华举办诗歌朗诵会；社会学家李银河做新书发布；作家李洱一年中十几次为书店签书。

目前，雍和书庭的签名本有几百种，所有签名本都按原价销售，每个月都能产生不错的收益。

“对实体书店来说，要‘活’就要‘动’，只有动起来，才能活下去。我们做主题书店就是要不断围绕主题策划活动，宣传推广，不断有活动才有人关注你。”彭明榜说。

他们花大量时间策划书店活动，即使在疫情频发的两年，瞅准疫情相对平伏的时机，见缝插针地做活动。一年下来，两家书店的活动数量近百场。

成败之间

做书店是会上瘾的。2021年5月，彭明榜和别人合作开了第三家书店。但这一家书店开了不到一年，于今年2月关闭。

回头去看，彭明榜坦言，开书店是小本生意，不能好大喜功。这次失败给了他更多理智思考，“有许多主题都能刺激你去开一家书店，但开起来后如何运营下去，做到可以持续，需要探索。”

他越来越意识到，未来的实体书店将是一个前台，后台需要有相应的业务做延伸和支撑。

“书店可以打造成某种特殊环境下的极其重要的道具。”他设想过很多主题，比如做一家女性主题的书店，背后是女性文化的场地，可以做大量与女性有关的活动，也可以露出一些女性偏爱的品牌；又比如做一家心理主题的书店，背后可以以心理咨询为依托，甚至做心理书籍的出版；还可以做一家艺术书店，兼具画廊的功能，做一些小型的画展。

多年前，彭明榜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碰到一些欧洲的小出版社，就一两个人，拿着一本书就来参展。他认为，国内的书店业也不妨做些类似的尝试，延伸做一些出版业务，会更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

对于年轻人想开书店的梦想，他以前都会鼓励，现在却不太赞同：“所谓梦想，就是不容易实现的事情，如果很容易就能实现，那就不是梦想了。开书店压根不是一个生意，除非你有很多钱，或者有别的业务，不以书店为生。”

但谈及自己辞职做书店，他仍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哪怕是一闪念的后悔。我对人生中的不确定性有一种痴迷，最害怕的是一眼就看光了底牌”。

做书店近6年，疫情折腾3年，经营压力当然不小，但彭明榜依然能保持相对的从容。他把疫情带来的压力视为暂时的困难，“我一直觉得，我们要努力做大洪水下面的石头。等洪水过去，石头还在，就是你的能耐。我们每一家书店都要努力做好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