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30日，美国最后一批撤离飞机飞离阿富汗上空，这场前后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在一片唏嘘声中落幕。《阿富汗文件》作者克雷格·惠特洛克（Craig Whitlock）获取了大量美国政府未敢公开的内部文件，并搜集了战争中约1000多名关键决策者和战争亲历者的采访实录，最终汇成这本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在序言中提到，阿富汗变局算得上是2021年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据相关数据披露，美国前后4任总统用长达20年的时间，投入高达万亿美元直接耗资在这片远隔重洋的土地之上。换来的结果是2.4万名美国士兵死亡、十多万阿富汗人死亡以及200万阿富汗人沦为难民。克雷格也在书中深挖了为何如此巨额的投入也没能实现美军试图重建阿富汗的“目标”。原来，大量的人员和资金都流向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阿富汗文件》第十三章“深不见底的吸金黑洞”。内容较原文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插图均由出版社提供。

《阿富汗文件》，（美）克雷格·惠特洛克著，陈小迁、张文斗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

“如果把很多水快速倒进一个漏斗，

水就会溢出来”

奥巴马知道，2009年12月1日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演讲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演讲之一。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决定将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增至10万，是其刚上任时的3倍。奥巴马需要一个庄严的场合发表讲话，于是选择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西点军校。这所有着207年历史的军校，是培养军官的摇篮。

晚饭后，大约4 000名身穿灰色羊毛制服的学员列队进入光线昏暗的艾森豪威尔礼堂（这里也是哈得孙河西岸的表演艺术中心），来聆听他们的最高司令的演讲。在33分钟的讲话中，奥巴马宣布了增兵计划，并尽量表现得坦诚相告而不让人感到绝望。他对学员们说：“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失败，但这几年来它一直在倒退。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家人已经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奥巴马向通过全国电视直播观看演讲的数千万美国人传达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经济脆弱的美国正在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当时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0%的峰值。奥巴马在扩大战争的同时也想让民众放心，他没有忽略费用支出。

奥巴马指出，布什政府已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花费了1万亿美元。他说：“我们不能只简单地考虑开销，而不考虑为这些战争付出的代价。应该看到的是，美国人民正集中精力重建经济，人们都在重返工作岗位。”奥巴马还说，他反对旷日持久的“国家建设计划”，并承诺尽快削减井喷式的战争支出。他宣称：“提供空白支票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承诺不能是无限期的，因为我最关注的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然而，美国还将继续签下一张又一张空白支票。

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采取反叛乱战略的基石是强化阿富汗的政府和经济能力。奥巴马和高级将领们认为，如果阿富汗人民相信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并提供基本服务，就会切断民众对塔利班的支持。

然而，该计划存在两大障碍。其一，18个月对于成功实现反叛乱战略而言并不长。其二，阿富汗政府仍未控制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命令军方、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其承包商尽快加强和扩大阿富汗政府的影响力。军队和救援人员建造了学校、医院、道路、足球场——任何可能赢得民众忠诚的东西，从未考虑过费用支出的问题。

在这个贫困的国家，物价飙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两年之内，美国对阿富汗的年度重建援助费用几乎增加了两倍，从2008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70亿美元。同时，美国向阿富汗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都快赶上这个不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产值了。

2009年5月，阿富汗货币交易员在位于喀布尔的货币市场上交换成堆的现金。奥巴马政府向阿富汗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和国防订单，加剧了本已严重的腐败问题。

回顾过去，美国政府援助人员和军方官员均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误判。在匆忙花钱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用远远超出其吸收能力的资金浇灌着阿富汗。

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官员戴维·马斯登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增兵期间，有大量人员和资金进入阿富汗，这就像把很多水倒进一个漏斗，如果你倒得太快，水就会溢出漏斗流到地上。在阿富汗，我们用‘洪水’淹没了这片土地。”

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人不需要或不想要的项目上浪费了大量资金。大部分资金最终落入标价过高的承包商或阿富汗腐败官员的口袋，而由美国资助修建的学校、诊所和道路（如果这些设施果真修建了的话），也处于糟糕的建设或维护情况，并且年久失修。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估计，他们90%的投资都是过度支出。“我们失去了客观性。有人给我们钱，让我们花掉，我们就毫无理由地这样做了。”另一位援助承包商说，身居华盛顿的官员预计每天要为阿富汗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一个县的地区拨款约300万美元用于建设项目。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他回忆说，有一次他询问一位来访的国会议员是否可以负责任地把这笔钱花在国内，“议员说绝对不行。他只好答道：‘好吧，先生，这就是你刚刚要求我们花的钱，而服务对象是那些住在没有窗户、用泥巴糊的房子里的人。’”。

曾在白宫担任奥巴马的战争政策专员的道格拉斯·卢特中将说，美国在建设水坝和高速公路等项目上大肆挥霍，只是为了“表明我们付得起”。他充分意识到阿富汗人是世界上最贫穷和最缺乏教育的人，一旦大型项目落成，不可能依靠阿富汗人去维护。

卢特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好吧，我们偶尔也会超支。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可以把钱倒进洞里，而不会让银行破产。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就不能更理性一点吗？”

他回忆起自己参加一个剪彩仪式的场景，当天的仪式上他还拿着一把超大号剪刀，剪彩仪式主要是为了庆贺美国“在某个被上帝遗弃的省份”建造了漂亮的新区警察总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负责监督建造工作，新建筑有着玻璃外墙和天井前厅，很明显，美国人并没有费心思去了解阿富汗人对这种设计的看法。

卢特说：“警察局长连门都打不开，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门把手。而对我来说，这概括了在阿富汗的全部经历。”

2004年5月，喀布尔的一所警察学院中，阿富汗警察学员走回他们的房间。美国和北约建立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初步尝试失败了。在200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拉姆斯菲尔德称培训计划一团糟，并表示他“准备认输”。

“钱都浪费在虚假项目上”

美国政府批准了如此多的项目，以至于无法跟踪所有项目的进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及其承包商的流动如此之频繁，以至于制订计划的人很少留下来监督计划完成。后续的检查工作也很少，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援助人员需要军队护送才能在阿富汗各地活动。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常把阿富汗当作一个理论案例，而从不考虑常识性问题。尽管阿富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但美国政府坚持把大部分援助用于教育，哪怕当地几乎不能给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特种部队顾问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我们在空置的学校旁边建学校，这没有道理。”他还补充道，当地阿富汗人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想要学校。他们想让孩子们出去放羊”。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机构把钱浪费在虚假项目上。

2009年10月，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蒂姆·格拉泽夫斯基辞去了在硅谷商业软件公司财捷的全职文员工作，他被派往坎大哈监督阿富汗南部的经济开发项目。他的任务之一是，寻找一个只出现在纸上的面积达37英亩的项目。在他抵达之前，美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大约800万美元的合同，为坎大哈附近的48家企业建造一个工业园。但在查阅了前期文件后，格拉泽夫斯基无法确定工业园在哪里，甚至无法确定它是否存在。

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格拉泽夫斯基表示：“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工业园知之甚少，这让我很震惊。没有工业园的信息，甚至也不知道位置在哪里。那是一片空白，什么信息也没有。”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工业园的位置并进行了检查。园区中没有建筑物，只有一些空荡荡的街道和下水道。

格拉泽夫斯基回忆说：“我不知道谁负责该项目，但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试着继续推进。”尽管努力恢复该项目，但在2010年他离开后，该项目还是“土崩瓦解”了。4年后，美国审计人员访问了这个地方，发现工业园基本上被遗弃了，只有一家简易的冰激凌包装公司在此运作。

美国政府原本打算以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项目支撑这个工业园，那就是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及其周边地区的电气化工程。由于电力系统老旧，坎大哈电力严重短缺。美军指挥官看到了这个情况，从理论上认为如果能够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那么坎大哈将支持阿富汗政府，转而反对塔利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希望重建位于坎大哈以北100英里的卡贾基大坝上老化的水力发电站。该大坝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完成，并在20世纪70年代安装了涡轮机。但由于多年战乱和缺少维护，发电站早已不能用了。2004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启动该项目并增加电力产能，但进展甚微。塔利班控制了大坝周围地区和一些输电线路。维修人员需要借助武装车队或直升机才能进入现场。

尽管存在风险，但到2010年，美军将领们仍在游说政府向该项目追加数亿美元投资，他们称这是反叛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发展专家认为，在敌方领土上资助大型建设项目是没有意义的。专家指出，阿富汗人缺乏长期维护该系统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质疑这些努力是否真的有助于赢得那些习惯了没有中央集权管控的阿富汗人的支持。

2007年3月，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对卡贾基大坝附近被塔利班控制的村庄实施突袭，在爆破围墙时寻找掩护。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花费数亿美元修复并升级水电站，尝试向赫尔曼徳省和坎大哈省供电，但效果不佳。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为什么我们认为向坎大哈民众提供电力就能说服他们放弃支持塔利班？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用电做什么。”

最后，将军们的意见占了上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曾在阿富汗短暂服役的克罗克于2011年返回阿富汗，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他对大坝项目深感疑虑，但还是批准了其中的一部分工程。克罗克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表示：“我决定继续做下去，但我确定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奏效。对我来说，最大的教训是，不要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这不是将军们要学的第一课，事实上，大坝项目只是一个开始。

大坝上的涡轮机和发电站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修好。随着美国反叛乱战略的实施，美军指挥官希望立即向坎大哈提供电力。因此，他们制订了一个临时计划，购买巨型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开始运转而不是几年之后。为整个城市发电是一种极其低效和昂贵的方式，此后5年中，用于发电的开支高达2.56亿美元，主要费用花在燃料上。批评人士再次抱怨该计划不合逻辑。

一位身份不明的北约官员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他的任务是设法从国际援助者那里为发电机争取资金，但毫无进展。他表示：“所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发现，数学计算并不合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去向世界银行寻求帮助，但世界银行的人完全不想参与……大家看到这个项目就觉得很疯狂。”

根据联邦政府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美国政府已经在坎大哈和邻近的赫尔曼德省的大坝、柴油发电机及其他电力项目上花费了7.75亿美元。大坝的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但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意义。201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认，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的公共事业始终需要外国补贴才能运转。

“超限”行动：

作为武器的金钱

曾在阿富汗服役并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工作人员的海军海豹突击队前成员杰弗里·埃格斯认为，这些项目没能达到目的。在一次“吸取教训”采访中，他提出了所谓“超限”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行动？这涉及战略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考虑，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官员都坚决避免使用“国家建设”一词。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进行国家建设，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在公共场合承认美国是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是少数几个打破规定的人之一。

2011年7月，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联军部队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位于喀布尔军事总部的住所里锻炼。

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6个月后，彼得雷乌斯来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参加有关阿富汗战争进展问题的听证会。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卡萝尔·谢伊-波特直截了当地问他，美国是否在阿富汗进行国家建设？彼得雷乌斯回答说：“确实如此。”

谢伊-波特对他的坦白感到吃惊。她说：“我只想说，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说，我们不是在进行国家建设，我们来到阿富汗是因为其他原因。”

但彼得雷乌斯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这是阿富汗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显然可以定义为国家建设。我不会逃避，也不会玩修辞游戏。”

美军在阿富汗的战略原则是，将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资金作为一种强大的战争武器。战地指挥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资助公共工程项目或通过“现金换劳动力”项目雇用当地人来赢得阿富汗人的支持。2009年，美军下发了一本手册，名为《指挥官如何将金钱作为武器》。引言中引用了彼得雷乌斯作为少将在伊拉克作战时说的话：“在这场战争中，钱是我最重要的弹药。”

从指挥官的角度来看，快速地投掷弹药比明智地使用弹药更好。通常情况下，美国国际开发署会对项目提案进行数月或数年的研究，以确保它们能带来持久的效益。但是美国军方等不了那么久，军队试图赢得战争。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军官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彼得雷乌斯拼命砸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任职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开支。他想让阿富汗人去工作。”

在“吸取教训”采访中，彼得雷乌斯承认这是一种挥霍无度的策略，但他认为，鉴于奥巴马总统将在18个月后下令增援部队撤军，美军现在别无选择。他表示：“增加投入的原因在于，我们需要尽快维持支出涨幅，因为马上就会削减开支。我们的支出速度要比自认为更有力量时快。”

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依赖美国军方、美国政府官员和私人承包商的协作。在实际进行中，不同群体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美国军方坚持加快投入的意愿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产生了分歧，后者甚至难以找到足够数量的愿意前往阿富汗的工作人员。在战场上，军事指挥官经常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和承包商看作行动迟缓的官僚，认为他们只满足于领取薪水，而军队做了大部分工作。

在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美国陆军上校布赖恩·科佩斯领导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开展农业综合经营项目，并向村民传授修剪果树的现代农业技术。他说，阿富汗农民已经落后了一个世纪，但美国援助人员对他的抵制和批评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他感到沮丧。在军队口述史采访中，科佩斯说：“援助队伍中的一些人带有某种精英偏见，真的看不起穿制服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笨手笨脚的‘尼安德特人’。”援助人员则抱怨说，军方将他们视为不了解任务紧迫性的、胆小怕事的办公室小职员，一位身份不明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高级官员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我们一直在追赶巨龙，但总是被甩在后面，在军方眼中永远不够好。”

他们还抱怨说，那些军人不理会他们对具体项目价值的看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前官员表示，当他质疑在坎大哈敌对地区修建高速公路是否明智时，他被军方官员“狠狠地揍了一顿”。他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所以我们就该推进项目，然后飞进去挨枪子儿吗？试想一下，我们在一个危险地区修路，但就连美军武装直升机都无法在那附近降落。”

阿富汗政府官员说，他们也对军事指挥官坚持在仍受塔利班影响、难以进入的地区开展建设项目感到困惑。阿富汗负责地方治理的前副部长巴尔纳·卡里米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清除了赫尔曼德省的叛乱分子后，美国人一直纠缠他，要求他派遣阿富汗政府官员到加姆塞尔。他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并不在乎塔利班仍然控制着通往该地区的主要道路。

在“吸取教训”采访中，卡里米表示：“他们开始嚷嚷道：‘我们已经肃清了加姆塞尔的反政府武装，你要来这里建立政府管理机构。’我告诉他们我到不了，因为我没法从公路通行。他们是坐直升机抵达的，但我不可能让所有下属都坐上飞机。我的手下怎么能到得了呢？他们会在路上被绑架的。”

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担任项目经理的阿富汗人萨菲乌拉·巴兰表示，美国人如此热衷于建造东西，但他们很少关注谁能从中受益。他说，塔利班曾破坏阿富汗东部农业省份拉格曼的一座桥梁。美国人急于替换它，就雇用一家阿富汗建筑公司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建造了另一座桥。

但是，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有一个兄弟，在当地的塔利班分支组织工作。兄弟俩合力建起了繁荣的事业：塔利班的那个兄弟炸毁了美国的项目，然后不知情的美国人付钱给另一个兄弟重建项目。

2005年，一个女孩在苏联建造的剧院的废墟上玩晾衣绳。阿富汗极度贫困，基础设施破烂不堪，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阿富汗一直被接连不断的战争破坏。

“抱薪救火”式的投资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指责军方过于心急，并表示所有方法都是落后的。他们说，更有效的做法是，首先把重点放在和平省份的建设项目上，以巩固那里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忠诚，然后将工作逐步扩展到动荡地区。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问道：“为什么不把稳定地区作为让人羡慕的样板呢？阿富汗人是我见过的最容易嫉妒的人，但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相反，我们在孩子们不敢出家门的危险地区建造学校。”

庞大的市政工程导致了国家建设计划的失败。然而，规模较小的项目也助长了投资热潮，许多项目都来自“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CERP）。经美国国会批准，“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允许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绕过正常的合同规定，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最高权限可达100万美元，尽管大多数项目的成本都不到5万美元。

指挥官承受着巨大的开支压力，他们盲目地复制过去项目中的“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文件，认为不太可能会有人注意到。一名军官说，同一家诊所的照片出现在阿富汗各地大约100份不同的诊所项目报告中。

一位曾在阿富汗东部服役的美军民政事务官员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他经常看到“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的文件中提到“sheikhs”，这个词是从伊拉克重建项目中剪切粘贴而来的。“sheikhs”是阿拉伯语中的尊称，但在阿富汗通常不使用这个词。这位美军官员回忆说，他曾告诉自己的士兵，如果他们不能证明项目是有益的，“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的话没人听。他们说‘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我告诉他们‘我们还是把钱扔掉吧’”。

曾在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担任民政指挥官的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军官科佩斯把大量援助比作“可卡因”，称其“让每个机构对此上瘾”。在“吸取教训”采访中，他说自己偶然发现了一个耗资3万美元建造的温室，由于阿富汗人无法维护它而废弃了。他的团队用钢筋建造了一个新的温室，效果更好，尽管迫于压力要花更多的钱，但实际上成本才55美元。

科佩斯说：“国会给了我们钱，让我们花光。态度就变成了：‘我们不在乎你怎么花钱，只要你花掉它。’”国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美军尽最大努力花钱，但只花了国会为其拨款的37亿美元的2/3。根据2015年的审计报告，在国防部实际支出的23亿美元中，只有价值约8.9亿美元的项目能够提供财务明细账目。

在“吸取教训”采访中，其他机构的官员对这种浪费和管理不善的行为感到震惊。在2011—2014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阿富汗项目主任的肯·山下说：“‘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不过就是四处撒钱。”他把这些钱比作换取选票的现金。一位身份不明的北约官员称，该计划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深不见底的吸金黑洞”。

阿富汗国家建设计划存在着浪费、低效和想法不成熟等诸多问题，但美国政府官员最困惑的是，他们永远无法判断这些项目是否真的能帮助他们赢得战争。

一名在增兵期间被派往喀布尔美军总部的军官说，很难追踪“指挥官紧急响应计划”的项目是否真的建成了。在一次“吸取教训”采访中他说：“我们想用硬性的、量化的指标来告诉人们某个项目正在产生预期的结果，但我们很难去定义这些指标。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一家医院的存在是否降低了当地民众对塔利班的支持。这个问题总是我们推进不下去的最后障碍。”

美国政府很不熟悉阿富汗文化，即使是最善意的项目也注定要失败。2008—2015年担任坎大哈省省长的图里亚莱·韦萨说，美国的援助人员曾经坚持开展一个公共卫生项目，教阿富汗人如何洗手。他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这是对当地人的侮辱。在这里，人们每天进行5次祷告，每次都要洗手。”他接着补充道：“即使不这样，也不需要教授如何洗手的项目。”

韦萨说，一个好的项目应该提供工作或赚钱的技能。但这类项目也可能适得其反。阿富汗问题专家、海军研究生院教授托马斯·约翰逊曾担任加拿大军队的反叛乱顾问，他说，在坎大哈的一个项目中，美国和加拿大军队每月向村民支付90-100美元，用于清理灌溉渠道。

但是到最后，军队发现这一计划间接扰乱了当地学校的秩序。约翰逊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该地区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每月只有60-80美元。所以一开始，所有学校的老师都辞职，加入了挖沟工人的行列。”

在阿富汗东部，一个干劲十足的陆军旅决心改善公共教育，并承诺建造50所学校。然而，一位参与该项目的军官表示，这在无意中帮助了塔利班。这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军官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学校里没有足够的教师，所以校舍荒废了，其中一些校舍甚至成了炸弹制造工厂。”

原文作者 |（美）克雷格·惠特洛克

摘编 | 申璐

编辑 | 宫子

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