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还在持续出新，家长报班率不断上升，新员工在加速入职，名师在不断涌进，这些数据看起来都不错。春晚上，我们的竞品公司在小品里的植入广告甚至一度还上了微博热搜。从业人员都觉得这个行业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2020年8月底，我在北京某影视公司做完了一个纪录片项目。长期熬夜改稿，使我身心俱疲。考虑到保命要紧，在尾款未结的情况下，我主动辞去编剧职务。清闲下来二十几天后，丽姐发来一个“头部在线教育公司”的内推链接。
丽姐是北京人，入行很早，曾在某知名导演工作室供职。我们认识两年多，她为人很仗义，常介绍一些私活给我。她这次发给我的链接里，是一个“动画编剧”职位，主要负责给3到8岁的孩子写冒险故事。我不太了解在线教育行业，只知道因为疫情迟迟不散，催生了很多人居家学习的需求。
2018年开始的影视寒冬，已经把很多像我这样的底层编剧折磨得神经质了。我们不仅很难接到活，还要和上游影视公司倒闭后“回流”的大量编剧竞争。狼多肉少，加班成了常态，还常常遇到无良甲方不给尾款。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姐，你们那里加班多吗？”
丽姐发来一串语音：“你放心，基本不加班。这里福利待遇都不错，发展势头也挺好，你发份简历，我把你推给项目组长。”
我之前写过一段时间的少儿动画，对儿童兴趣点相对了解，所以很顺利通过了笔试，进入面试环节。公司在北三环附近，我换了两趟地铁才到。丽姐是编剧组长，她和项目组长一起来面试我。项目组长是个姓柳的大哥，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表情略显严肃，倒是工牌上精修过的照片比真人更帅一些。
丽姐因为上司在旁边，不想表现得太偏袒我，只问了我一些专业问题。项目组长倒是事无巨细，跟我聊了将近40分钟。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面试结束，项目组长起身说：“你先等等，我向上反馈一下，下午就能出结果。不出意外的话，以后叫我柳哥吧！”
柳哥离开后，丽姐的话才多了起来：“听柳哥的话头，你面试是基本稳了。”
“我这‘三无’人员，有个收容站要我不错了。”我开玩笑。
丽姐摇摇头：“不过你也做好思想准备，给孩子写，比影视剧本的限制更多。”
我问：“那姐你现在不往影视方向发展了？”
“私活倒也接一些，但我喜欢跟着兴趣走。”丽姐笑了笑，“我女儿一岁半啦！有了孩子，你自然会对教育孩子感兴趣，况且我生完孩子，身体不如以前了，受不了影视行业那种强度了。”
丽姐还要回去处理事情，离开时又嘱咐我：“下午是HR面试，工资尽量往高了要，千万别客气！”
下午2点多，我接到HR让我去“二面”的电话。重新坐回面试室，HR聊过一些注意事项之后，让我报一下期望薪资。我想着横竖要跟对方拉锯一番，索性报了一个自认很高的数字。没想到HR根本没压价，直接就点头认可。看她那波澜不惊的表情，好像还是我报低了，一种乡巴佬进城的感觉涌上心头。
HR最后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入职？”我说“随时都可以”——当时距国庆节只有2天，一般的公司都会让新员工在假期后再来。但HR却直接把我的上班日期定在了次日。
离开公司大楼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这家公司真的“不差钱”——后来我才知道，整个2020年，仅仅头部4家在线教育企业的融资规模就超过了100亿美元，还有无数小公司在扎堆入局。资本在短时间里造出了一个规模将近4000亿元的市场，而我也成了1000多万从业人员之一。
次日上午的入职培训，我熟悉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公司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分部，业务涵盖了学前启蒙、从小学到高中的辅导课以及成人教育培训，企业微信里的员工有好几万人，我粗略算了算，半数都是老师。
整个在线教育行业里，小学到高中的项目立足于各个年级的课本，有教学大纲的限制，多数公司都采用辅导班模式，老师在线上辅导学生，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形式有直播课和录播课。这考验的是老师的教学能力，很多公司不惜重金请来名师坐镇，学生和家长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应试和升学。
这些项目都用不到编剧，只有学前教育中的启蒙课有我们的发挥空间。各大公司有专门的研发部，设计“学习环节”——毕竟小孩子更喜欢看故事，所以需要编剧设计具体情节，在故事中“输出知识点”。
为了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几个头部在线教育公司的主要IP形象往往被设计成某个颜色鲜艳的动物，比如猴子、斑马、恐龙、老虎等，所以外界一直戏称在线教育行业就是“动物园聚会”。
我们公司的启蒙课分为多个科目，每个科目里又有实景故事、动画故事、绘本故事等一系列衍生项目，项目内容互有关联，组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我所在的组有70多人，负责其中一个小项目，编剧、导演、分镜师、动画师、剪辑师，一应俱全。
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级不复杂，每个科目的负责人统筹科目全局，但我们一般见不到TA。再往下就是各个项目组长——比如柳哥管理我们全项目组，丽姐作为编剧组长，管着包括我在内的4位编剧。
领完“入职礼包”和电脑等设备，丽姐把我带到了工区。我向其他编剧简单自我介绍之后，丽姐递给我一份文件。我打开一看，密密麻麻写着60多条剧本“注意事项”。
“主人公不能有明显缺点”我还能理解，但是“故事中不能出现剪刀、斧头等锋利物品”，“不能出现汽水、可乐等不健康饮品”，“不能玩呼啦圈、跳大绳等危险游戏”等等我就越看越觉得离谱，好像现在的孩子都是易碎的瓷器。
眼看我眉头拧起，丽姐笑着看向其他编剧：“哈哈哈！你们看，他这表情跟你们刚来时候一模一样！”
大家都开始笑，一个编剧拍拍我肩膀：“转不过弯来吧？很正常，慢慢来。”
“这么多限制，我们还能写什么？”我非常疑惑。
丽姐说：“你得变一变思维了，要多考虑孩子和家长的接受能力。”
下午，我看了很多故事剧本和成品视频，结合整个线上付费流程，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限制——虽然是孩子在学习，但花钱买故事课的是父母，很多限制事项未必是孩子不喜欢，只是父母不喜欢。父母们的关注点是故事能“有效”教给孩子多少知识点，他们害怕孩子在故事里学到一丁点的坏习惯，所以但凡出现一些稍微危险的道具或者稍微消极的台词，我们就会收到父母们的反馈或举报，这就倒逼着我们内容产出方进行自我审查。我们通过App直接面对付费用户，所以故事主题必须正能量，体现真善美，既要满足父母的要求，还要让孩子觉得精彩。
方法总比困难多，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新的挑战。
国庆结束，我正式开始写剧本。同组编剧多是影视行业出身的年轻人，多少都有被甲方压榨的经历，同病相怜，吐槽模式一开，没几天就混熟了。公司的工作氛围很好，晋升机制相对公平，上下班不打卡，丽姐不管我们是否迟到，柳哥也只是关注每周的工作结果。
到了周五，全组要开“剧本会”，我本来以为是柳哥带着各环节负责人，针对本周的剧本逐句发表意见。然而等我坐定后，发现“教研”的同事也来参加了。
在这个行业里，教研才是一切的源头。公司所有的项目都有教研的存在，他们负责把控教学大纲，拟定教研稿，确定知识点。他们归教研部管理，跟每个项目是平行关系。即便柳哥作为项目组长，也无法实际管理参与项目的基层教研。
我们组的教研是两个高高瘦瘦的小姑娘，看起来挺温柔，但一张嘴，火力十足。最后轮到我的剧本时，每一段都被提出了批评意见。我第一次写这样的剧本，确实没有太把教研稿当回事，她们大概觉得没受到尊重，何况我刚来，有必要敲打敲打，便没给我留情面。
我想着自己初来乍到，得收敛点，面对批评先忍忍。我的剧本故事进展到主角要去姥姥家办事时，教研稿里要求台词要解释“姥姥就是外婆”，但我写的时候觉得这是句废话，就省略了。一位教研就不满意了，她双手一摊：“这里又没按教研稿的知识点写啊！”
前面的批评也就算了，到这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五六岁的孩子又不是傻子！有必要解释‘姥姥就是外婆’吗？”
那个教研振振有词：“有的地方叫姥姥，有的地方叫外婆，我们的用户可是全国都有的！你都得照顾到啊！”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话，丽姐及时替我解围：“按你们的逻辑，有的地方外婆还叫‘姥娘’呢，难道我们要挨个解释北京怎么叫、南京怎么叫？”
教研对丽姐有一定惧意，声音变低不少：“我倒也没这么说……不过要是有家长反馈呢？”
我平复好情绪，避开教研的视线，看向柳哥：“一集故事总共也就四五分钟，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加这句，柳哥认为呢？”
柳哥考虑的事情比我们多，他只能寻找相对的平衡。他对教研说：“先删掉这句吧！如果成片有影响，到时候再补画一个镜头就行了。”
教研做了最后的挣扎：“那就先这么定吧，我回去和我们组长再商量商量！”
会议结束后回到工位，我回想会议过程，感觉自己有点冒失，就悄悄问丽姐：“姐，今天我是不是没控制住？”
“你这都算好的了。”丽姐坏笑，“我刚来时候都被逼得爆粗口了，以后你免不了跟教研吵架的，不要多想。”
“都说要给孩子做教育，可那些知识点，孩子们真的喜欢吗？”我有一丝迷茫。
丽姐安慰我：“其实你仔细想想，教研也没错的，你跟他们慢慢磨合好，相互都知道对方底线，以后就好办了。但也不要太忍让，把握住最核心最有趣的知识点，你的大方向就没错。其余的知识点只是凑个数是给父母看的，只有故事才是给孩子看的。总之要记住，我们是编剧，一定要给孩子把故事写精彩，不然你来这里就没有意义了。”
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理解了丽姐的话——教研关注的是知识点是否有效传达，编剧关注的是故事是否精彩有趣，思维逻辑不一样。有些知识点编剧觉得尽人皆知，加进剧本影响故事的流畅度。但教研认为不能脱离教学的本质，一定要加进去。双方都想体现自己的专业性，矛盾便由此产生。但大家都是认真负责的人，吵归吵，最后总会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的每集故事做出来很快会上线，一周左右就能得到家长和孩子的反馈数据。有些故事写得精彩，孩子和父母都很喜欢，我们也会很开心。有的故事反馈不太好，丽姐和柳哥会带我们迅速反思问题，拿出优化方案，重新制作。那时候全组的工作状态是最好的，大家各司其职、互相讨论，争取要做出行业内最好的产品。
美好的事都不会持续太久，转折出现在12月份。
我们创作部门总是埋头苦干，后知后觉，而销售部门和分析部门处在第一线，眼看着这个行业杀成了一片红海，业内严重“内卷”。各个公司拼命烧钱扩大用户规模，最狂热时，头部企业一天投入的广告费就超过千万，地铁站、公交站铺天盖地都是在线教育的广告，不少综艺节目也有在线教育公司赞助。很多公司的初中、高中辅导班为了留住用户，甚至开出百万年薪从公立学校挖主讲老师。
我们儿童启蒙课的同类竞品也越来越多，原创的故事隔一周就被同行复制抄走。公司的法务部也很无奈，行业内互相抄来抄去，想打官司，光认定初版故事出自哪个公司就得费很长时间。
想留住家长，无非两条路：提高课程质量，降低课程价格。提高课程质量太耗时间，降低课程价格便成了首选。“体验课”从“29元”变成“1元”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有的小公司甚至拿出了“0元10节体验课”的方案——寒假就要到了，父母给孩子报班的需求增加，假期之前是推出新课程的黄金时间，绝对不能错过。
12月初，柳哥召集全组开会，宣布上面安排的工作任务：在1月中旬提前做完未来3个月的故事课。
集体沉默了片刻，动画组长先开了口：“也就是工作量翻一倍？”
“加班吧……”柳哥也很无奈，“我马上修改排期，这两个月大家辛苦一下，反正加班费也挺多。”
丽姐是个对自己作品非常负责的人：“那……质量怎么保证？”
“尽量往好了做，好歹做到及格线以上吧！”
柳哥的意思是，上面的领导为了争取时间多抢用户，放宽了质量要求，这对我们创作者而言，不是好事。
散会后，丽姐要求我们尽量写好剧本，先做好编剧自己的事。那之后，我们基本每晚要加班两小时，周六也照常上班。丽姐每天深夜还在和动画师讨论分镜头，给我们的剧本提意见。动画师和剪辑师的工作本来就耗时间，经常半夜一两点还在往工作群发文件。每天早上我们互相看对方的脸，都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这样干了半个月，全组人的感觉都不对了，因为成品质量实在是跟之前差很多，画面配色变乱、人物动作僵硬了不少。
例行的成品分析会上，各个小组长的发言基本都在抱怨。柳哥虽然也对成品不满，但他不能跟着大家一起抱怨，只是在不断安抚大家。
丽姐摇头：“柳哥，这样不行啊，这种产品我们怎么拿给孩子看？”
“也还凑合，没我想的那么差。”柳哥苦笑，“先把数量凑齐，把用户吸引过来再说，质量上我们后期慢慢优化吧！”
“我们是能等，可孩子能等吗？”丽姐和柳哥争执起来。
柳哥难得发了一次火：“你和我是投资方还是董事长？我们影响不了决策层啊！你吃着这碗饭，首先要对公司负责，其次才有机会对孩子负责！摆正位置行不行？”
丽姐无奈地叹了口气，低下头，不再跟柳哥争辩了。看到大家都不太开心，柳哥岔开话题，聊起了月末的团建去哪玩，气氛才活跃了一些。
当天下班的路上，我问丽姐：“以前每到寒暑假都是这样赶时间吗？”
丽姐感叹：“今年才变味的，你没赶上好时候啊。去年资本还没大量进来，每个公司的体量刚刚好，我们做事都是精益求精，没现在这么赶的。咱们公司这3个月又招了将近1万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2021年新年刚过，因为剧本量增大，我们写不过来，丽姐申请调来了实习生小孟。小孟22岁，比我高一头，是个阳光大男孩，就坐在我旁边，特别喜欢跟我聊体育，满脸都是没经过社会毒打的稚气。他整天对我们哥哥姐姐地叫，组里人都很喜欢他。
小孟虽然没啥经验，但写剧本非常卖力气。公司实习生的福利待遇比正式员工差很多，他已经大四，眼看着这两年不好找工作，好不容易有个实习机会，就想着在公司努力干到6月份，在学校拿到毕业证就能签正式合同了。
但组里的氛围已经开始变了。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所有组员都很疲惫。柳哥天天在群里喊话，让我们上午要早点来。后续各个环节的审核速度也在加快，一些成品上的小瑕疵大家也没时间处理。
对编剧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剧本会上——教研终于消停了。她们也在加班，剧本会上还要讨论以往两倍的剧本量。我们没加的知识点，她们也不再坚持，我们改掉的知识点，她们也就象征性地批评两句，场面一度非常和谐。大家的工作热情明显下降，相互之间突然默契起来，凑合着别出大错就行。
那段时间，我发现加班严重的还有升学辅导班的售课老师们。我工位附近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的工区，打水路过的时候，常听到他们的话术，感觉售课老师们都快被业绩考核逼得魔怔了。
我们公司里，主讲老师只负责讲“精品课”就行，但售课老师不仅要负责讲一些“基础课”，还要直接面对家长，尤其是只报了“体验课”没有报“大课”的家长。他们的任务就是与家长交流，争取让家长给孩子报课，这是他们业绩考核指标之一。
随着竞争加剧，各个公司的售课话术发展到后来已经变质了，基本是看人下菜碟。有时候说孩子虽然现在不错，但毕竟底子薄，再不学就跟不上了；有时候会说辅导班的名额很紧张，再不赶快交费就错过最佳时间了；有时候也会适度打压学生，让焦虑的家长赶快续费。坚持初心的售课老师要面对业绩不好的现实，迷失自我的售课老师就彻底沦为工具人，网上甚至还爆出某公司的老师指导家长贷款买课的事情。
这些事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这个行业已经开始畸形了。
我们组卡着时间点完成了任务。月会上，柳哥和我们项目组得到了科目负责人的大力表扬，大家虽然在应声鼓掌，但我看丽姐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兴奋。
这批急着上线的故事课，家长和孩子的反馈都不太好，我们最开始还想制定方案，赶紧优化一遍，别砸了招牌。没想到上面又给我们组开了一个新项目。新项目开发的主要理由很滑稽：竞品公司都有，所以我们也要有。
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不管家长对旧项目如何评价，我们已经不想看反馈了，反正优化遥遥无期，再看也是徒增烦恼。
课程还在持续出新，家长报班率不断上升，新员工在加速入职，名师在不断涌进，这些数据看起来都不错。春晚上，我们的竞品公司在小品里的植入广告甚至一度还上了微博热搜。从业人员都觉得这个行业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多数人都没想到，这已经是最后的狂欢了。
春节过后，我们虽然不加班了，但大家的工作状态一去不复返，连小孟都没刚调来时那么上进了，天天跟我“展望东京奥运”。
新开的项目犹如鸡肋，毫无创新可言。丽姐很不甘心，和柳哥想出一套不错的方案，但上面只求平稳，虽然肯定了方案，但还是建议“等以后再说”。这让丽姐也泄气了，隔三差五请假在家陪女儿。
到了4月底，市场上的启蒙课程已经大面积同质化，故事逻辑基本一样，我们慢慢丧失了优势。上面的领导终于重视起这个问题，下决心停掉新项目，对旧项目进行“2.0优化”，并且对故事和画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个决定唤起了全组的工作热情，短短几天，大家就恢复了年前的状态。丽姐也满血复活，针对新版故事的世界观，我们在5月份反复讨论，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小孟也更加卖力，每天都能提出不少新点子。教研开会时终于又跟我们吵起架了。
5月中旬一天，我和小孟吃午饭时，他压低声音问我：“哥，能借我点钱吗？快离校了，最近得租个房子……”
他看好的房子月租2300，押一付三，外加一个月房租作为中介费。刚毕业就要拿出1万多元，小孟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一身窘迫，四面楚歌。我用支付宝转给他5000元：“哥也不怎么富裕，但你也不用急着还。”
小孟有些不好意思，挠着头连连说等正式签了合同一定早点还我。
正当我们干劲十足的时候，这个行业却“凛冬将至”。而在这个充满信息差的社会里，最后知道的，永远是我们这些基层员工。
投资机构在3月初就有计划地避开了在线教育行业，跟着，网上传出了要求在线教育企业“假期不开课、不让上市、不让做广告”的流言，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价因此大跌。
去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即将实施，里面的第33条要求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儿童超前进行小学课程教育。如何界定“超前”看起来很模糊，但一家老牌教育公司在5月底嗅到了危险，在行业内率先宣布放弃旗下3到8岁的业务线，上千名员工随即被裁员。这次裁员在行业内引起不小震动，我们公司内部也出现了短暂的慌乱，但因为后续没有其他公司跟着这样做，我们便认为只是“友商”的战略调整。
6月中旬，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各大公司在不断安抚员工的情绪，当时的具体政策尚未落地，从业人员都抱有侥幸心理，判断就算监管，也不会那么严格。
6月底，我们组终于拿出了一整套故事课的优化方案，上级也迅速通过。月底的团建活动，柳哥眉飞色舞，给我们加油，强调要努力做出新成绩。
小孟也顺利拿到了毕业证，高兴地去人事部签了正式合同，回来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最多两个月，我就能还你钱啦！”
7月份，刚开始很平静，编剧们也静下心，进入了优化剧本的写作阶段。
但是平静背后往往酝酿着巨变，到了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压倒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我们还没回过神，裁员大潮就汹涌而来。
先是一些小公司开始裁员，几家头部企业资金链暂时没断，还在谋求转型，我们公司也一直在稳定人心。但到了8月初，企业微信里的员工突然以每天1000多人的速度开始消失（大多数是教研和老师），同事们都察觉到不妙。最慌的是小孟，他天天在知乎、脉脉上刷着裁员的消息，连奥运会都懒得关注了。
丽姐在私聊群里告诉我们“别慌”，不一定所有项目都会砍掉，先做好分内的事。柳哥整天被上面叫去开会，我有一次在厕所见到他，见他一脸焦虑，问他情况，他摆摆手：“什么都别问，我现在也给不了你确定的消息……”
一周后，几家头部企业开始分批次裁员，网上传出的大量图片里，员工们低头排队离职，看起来凄凉得很。触景生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8月6日，又是周五。我们照常讨论新写的剧本，但开会的人心思已经不在工作，各自都在盘算着未来。某个故事情节我们讨论了很久，始终想不到解决办法，快下班的时候，丽姐说：“大家回去再想想，周一再讨论吧！”
但是到了周一，工区的人刚来齐，柳哥就在工作群发布了最后的消息：“公司决定高中以下的项目基本全停，留一部分人善后。我们组整组裁员，下午大家依次去人事部签赔偿协议，这个行业算是完了，大家赶快找出路吧！”
话虽这么说，但其实3年以上的老员工因为裁员成本太高，不会放在裁员的第一梯队里，柳哥是能留下来的。
消息很突然，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抱怨，等情绪发泄完之后，工区陷入了奇怪的沉默。相熟的人们凑近脑袋窃窃私语，不爱社交的人在盯着电脑发呆。大约1个小时后，企业微信上的各个内部大群里，大家都开始缅怀过去，复制粘贴着“江湖再见”。接着人们开始恐慌，聊起了转行面临的问题，很多同类职业的互助群链接纷纷出现，覆巢之下，大家只能抱团取暖，至于能否自救，那便各看机缘了。
当天中午，丽姐请我们吃了散伙饭。很多时候，离职的那一刻才是友谊的开始。现在大家终于卸下伪装，回归真我，该爆粗口的爆粗口，该倒苦水的倒苦水。
丽姐说话很爽直：“实话告诉你们，周末柳哥找我聊过了，公司最近会搞一些转型的项目，像我这种小组长可以选择转岗的。”
“那姐你留下了？”一个同事问。
丽姐果断摇头：“我是跟着兴趣走的，现在对这行实在没兴趣了。”
我问：“姐，你女儿快3岁了吧？”
丽姐点点头。
“你会给她看咱们做的故事课吗？”
“去年的故事课做得非常好，我有空儿会给她看看。”丽姐停顿了片刻，“但是今年的课，我自己都不想再看了。”
即将各奔东西，我们几个谈天说地，气氛前所未有的轻松。但是整个过程里，小孟非常安静，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丽姐好奇地问他在想什么。
小孟叹了口气：“我才入职1个月啊……下个月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下季度的房租就没着落了……”
丽姐安慰他：“别急，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能给你推荐。”
这次行业裁员，最倒霉的是小孟这样的。他们兜里本就没几个钱，满心欢喜入职，1个月后突然失业，马上就跟大量失业人员竞争，虽然择业期有2年，但偏偏又交了1个月社保，再找工作时，“应届生”的身份也没有了。
小孟谢过丽姐，又落寞地看着我：“哥，对不起，你的钱我暂时还不了……”
我见过太多管杀不管埋的事，内心相对平静，跟他开玩笑：“我教你个办法呗——你明天删了我的微信，我其实连你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根本没地儿找你去。”
大家笑罢，丽姐举起酒杯感叹：“能遇到就是缘分，萍水相逢，以后互相能帮什么就帮什么吧！”
下午我们去人事部，离职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事部竟然开通了叫号业务，一人领一个号，我等了一下午还没轮到，可谓是盛况空前。第二天上午我才顺利办了离职，协议上的赔偿金都是按法律走，公司没有为难我们，相互之间都保留了最后一丝体面。我签完协议回到工区，发现整个楼层空荡了不少，大家都在整理东西，互相告别。退出企业微信时，最后看了一眼，短短一周，公司已经裁掉了将近1万人。
离职后第五天，我加入了一个200多人的编剧互助群。受经济下行影响，今年的工作岗位本就不多，加上突然这么多人失业，看大家最近的求职反馈，福利待遇明显下降，有的公司就是明着告诉你要大量加班，竞争程度比我想象的更糟。有的人说要离开北京了，回老家去考公务员或者考教师编制，但想想，估计这条路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裁员前那个大家没想清楚的故事情节，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梦里的我十分高兴，兴冲冲去找丽姐商量，路上摔了一跤，就醒了。回到现实，我才想起，这个行业基本不存在了。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后记
政策出台后的二十几天里，在脉脉上铺天盖地都是在线教育失业者的帖子，很多人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些资金链断裂的公司已经给不出赔偿，开始逼迫员工转岗，取消福利待遇，提高业绩指标，变相逼迫员工自动离职。很多人甚至遭遇暴力裁员，大家边找新工作边忙着成立维权群，每天不是正在申请劳动仲裁，就是在去劳动仲裁的路上。
丽姐早已不愁生活，准备回家陪孩子一段时间再说。她说今年哪个行业都不好干，她看来看去，暂时没有什么合适的渠道给我们推荐。柳哥本来调去了高中的项目组，但最近也在微信上跟我们说，本来以为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可以幸免，但政策已逐渐收紧，公司又要开始裁员，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批了，他也马上要离开公司了。
小孟入职只有一个月，拿到的赔偿金很少。他最近一直奔走在求职路上。前不久，我跟他聊了聊，他好像变了个人，时而灰心丧气，时而又觉得事在人为，冷不丁还蹦出一句：“哥，好像自从疫情开始，我们每天都活在历史里。”
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是时代的一粒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