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告诉谢江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诉讼都没有成功，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配图 |《葛城事件》剧照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跟着民警乖乖钻进了警车里，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受害人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嫌疑人家属上倒是先想着推卸责任，同事忍不住怼了他一句：“哪条法律告诉你精神病人不负法律责任？”

谢江继父便把手机伸到我们面前，说这是网上说的。

我懒得看他的手机，只告诉他：谢江是否负刑事责任，要通过司法鉴定判断，另外，不管他负不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都跑不脱，“你们赶紧派人去医院，给受害者交一下医疗费，这对他以后的量刑有好处”。

谢江继父愣了一下，问我什么是民事责任。我说就是赔钱：“把人捅成这样，医药费和之后的赔偿都不是小数，你们抓紧去筹钱。”

他还想拉住我说些什么，但同事在办公室里有事喊我，我便冲他摆了摆手，说：“你提前去给谢江找个律师吧，以后用得上。”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连老师都敢打，同学自然不在话下。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至于“不怕事”，刘德更是名副其实，刚转学来，他就因在校内打架被处理了，据说当时政教处副主任在办公室打了他一拳，他便立刻对副主任叫嚣，说要“办了”副主任。三天后，当升旗仪式结束时，一向严厉的政教处副主任竟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宣读了自己的“检查”，自我批评“教育方式不当，体罚学生”，当众向刘德认错——那天之后，政教处副主任就辞职了。

师生们开始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虽然学校后来出面辟谣，称政教副主任辞职纯属个人原因，但从此之后，即便刘德依旧在学校耀武扬威，也很少再传出他受到处分的消息了。

那时，谢江经常在放学后看到刘德和一群“兄弟”在学校门口的小卖店“聚会”，有时也会听说某位同学因为得罪了刘德在放学后被“收拾”了——所谓“得罪”，可能仅仅是与刘德相遇时的一个“不够尊重”的眼神、或是传到刘德一伙耳中的莫须有的一句“坏话”。

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因为家离学校很远，他每天中午都会在校外小吃街买饭，有时会与在此“聚会”的刘德一伙人相遇。谢江说，他一直很小心，生怕自己哪个动作或眼神被刘德一伙误会，给自己带来一场无妄之灾。

可惜，谢江还是惹到了刘德。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这本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当时谢江正琢磨着自己中午要买些什么吃，并没有在意校领导之后的动作。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说给刘德说这话的同学，是刘德的一个“铁杆”，刘德一伙在被校领导和警察堵住前，就是在车上等这家伙，他和校领导同行时，这个同学就走在自己后面。这家伙信誓旦旦地告诉刘德，自己亲耳听到谢江跟校领导的对话中有“刘德”、“打架”等词汇。

那天中午午休时来谢江班里四处张望的陌生学生，全是刘德派来核实谢江身份的，他们不但知道了谢江的姓名、班级，连他父母的情况、家庭住址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传说连刘德表哥也一度放话出来，要让谢江“读不下去”，因为他害自己的“兄弟”被警察抓了。

“你向学校和家长求助过吗？”我问谢江。

“求助过……”谢江虽然承认了，但脸上却满是愤怒。

他想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自己并没有举报他。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这让谢江十分愤怒，但在班主任和校领导面前又有口难辩。

后来，谢江质问同桌，为什么在校领导和班主任面前撒谎？同桌不满地对谢江说：“你是因为‘举报’得罪了‘扛把子’，现在又让我去校领导那里‘举报’他，这不明摆着要拉我下水吗？”

转头来，同桌生怕自己被谢江拉去校领导办公室的事被刘德一伙“误会”，又跑去跟刘德一伙报告说，谢江又一次在校领导办公室“举报”了他们。

那天下午，因为没有从谢江同桌嘴里得到刘德计划报复谢江的“证词”，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之后，谢江便被校领导打发出了办公室。

“你班主任呢？她也不信你？”我接着问谢江。

谢江说，班主任倒是没说不信，但也只是跟他说：“既然校领导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上课吧。学校会保护你的，如果还是担心被打，可以通知自己父母放学之后过来接一下。”

谢江也想让父母来接自己放学，但不知该怎么开口——母亲每天晚上9点钟下班，工作地点距离中学很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下午5点钟放学，开夜班出租车的继父一般都是将出租车交接班的地点定在弟弟学校附近，这样每天接班后的第一趟“活”就是接弟弟回家。

继父虽然也曾跟谢江说放学后可以给他打电话来接，但谢江晚上放学的时间是8点半，正是出租车“活好”的时候。他以前也给继父打过电话来接自己，继父人虽然来了，但脸色明显不好看。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电话接通之后，谢江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谢江吓了一跳——这几个人都是平时和刘德关系密切的学生，他经常见他们聚在一起。谢江回头就往学校跑去，但被拦住了。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谢江说，被拉进小胡同的那一刻，他就感觉自己“完了”。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你当时伤得重吗？”我问谢江。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发现门牙断了一颗，槽牙断了一颗，鼻子破了，右耳耳膜穿孔，身上被打得多处瘀血……”

我心中算着伤情，想一群平均年龄十六七岁的孩子，对自己的同学下手竟然如此狠毒：“警察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时事情闹得蛮大……”谢江说，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班主任见到谢江的母亲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打了个招呼，便跟随警察进了办公室。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在谢江的记忆中，那晚过得漫长又混乱。派出所值班大厅里不断有人来往走动，其中不乏在小胡同里殴打他的学生及其家长：有人走到他跟前来表示歉意，问他“还疼不疼”；有人只是瞥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还有人就像没看到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但那晚谢江很安心，他觉得派出所出面了，校领导来了，那些打他的人也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自己之后就可以继续安心读书了。渐渐地，困意袭来，他便躺在值班大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谢江坐在那里看《调解协议书》，上面写着：“刘德等8人向谢江赔礼道歉并赔偿谢江医药费、营养费共计2.5万元，并保证今后不再骚扰谢江，双方今后也不再因此事发生纠纷……”落款处，密密麻麻的，全是殴打他的学生以及他们家长的签名和手印。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就这么结束了？”我问谢江。

谢江无奈地“嗯”了一声。他说，当时16岁的他并不能完全明白那份《调解协议书》意味着什么，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挨打这件事就这样落下帷幕了。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除了刘德表哥，其余所有参与殴打谢江的人都是中学生，必须通知校方——正是因为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涉事学生家长也不想警方按程序处理自己的孩子，派出所也不想和学校闹得太僵——毕竟相邻不远，彼此之间平时也少不了各种交流合作。于是，学校领导又给谢江母亲做工作，先是“承诺”一定严肃处理涉案学生，又“善意”地劝说道：“谢江还在学校读书，明年就要高考了，这事儿闹大了对双方都不好……”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刘德的那个表哥呢？他不是在校学生，也不属于未成年人，他扇你那几鞋跟怎么算的？”我追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好像也没处理，刘德的家人找了关系，那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德一伙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处理？”谢江冷笑了一声。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从字面上看，“留校察看”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分，距离“开除学籍”仅一步之遥。但对刘德来说，这又是一个极轻的处分——此前，他因为打架斗殴早就背着两个“留校察看”，却始终也没能变为“开除学籍”，这反而成了他恐吓同学的资本。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谢江说，母亲把校领导告到教育局后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一次广播操结束后，校领导专门到讲话台上，愤怒地告诉同学们，这次全市的教学评估中，本中学没能拿到好成绩，就是因为“有些同学自私自利，自己在校处理不好同学关系，还唆使家长去教育局诬告学校，给学校荣誉抹黑”。

对此，校领导要求，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所有学生家长必须参加”。

谢江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母亲去教育局告状的事情，纷纷向谢江侧目。很快，谢江在班里就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谢江告诉我，那天他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继父还对谢江说：“同学之间在学校发生矛盾很正常，谁上学的时候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只要对方不再招惹你，这事就这样吧，不要搞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话说到这个份上，谢江只得答应了继父。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一次，当谢江又去政教处举报自己受到刘德威胁时，政教处的老师黑着脸对他说：“谢江你有完没完了？不想读就算了！不就是和同学发生点摩擦嘛？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之前你妈去教育局，告没了学校的优秀奖，现在你还要把学校翻过来吗？！”

谢江被骂呆在那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谢江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你尝试过不理会那些威胁吗？你没觉得那是刘德一伙给你做的‘局’吗？”我问谢江。

谢江点头，说想过。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经过努力，他的成绩有所上升，虽然距离之前的最好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相信自己就这样努力下去，最终还是能够考上理想大学的。

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刘德当时不在本市——他家里已经给他安排好出国留学的事宜，案发前半个月，人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警方派人去了省城，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刘德父亲对民警上门更是十分不满，要求他们“做事要讲证据”，不要“见风就是雨”。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等到2006年，谢江精神状态逐渐稳定，家里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还是都做不长；等到了2008年，谢江因精神问题屡次相亲失败，备受打击；2009年，刘德婚礼，回本市宴请亲友，谢江从以前同学口中得知了消息后，这才开始重新关注起刘德的动向。

这一年，谢江家人也打算从湖南给谢江买个媳妇，因此再次状告学校索要赔偿，但学校的回复仍与此前相同。咨询律师后，谢江家人得知，即便胜诉，所得赔偿款项也不会太高，因而又撤了诉。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虽然刘德是此案的受害者，但我对他的印象实在不太好，采集笔录时也难免带着些情绪。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我又问他和谢江关系如何，他笑笑，说：“谢江之前应该都给你们说过了吧？”

我说：“他说归他说，你说归你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咱就都按他说的为准，你就啥也甭说了。”

同事给我使眼色，示意我这是受害人，让我注意态度。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心中冷笑，想刘德这家伙着实可气，明显知道谢江恨他的原因，却在警察面前故作姿态。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这事换谁谁也忘不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心怀梦想，成绩优异，最后却因为你们干的好事落得现在这个下场，你倒是自在，当年的‘面子’也有了，‘仇人’也被你整疯了，最后拍拍屁股到国外读书了，回来还当上了‘储备干部’，有妻有子、生活幸福，可是……”

同事在病床下面踹了我一脚，我强忍着闭上了嘴。

没想到刘德却没有生气，语气反而十分平和地说：“当年我是过分了，那时确实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个年纪，很多事情说懂也懂，说不懂也不懂，只想着谢江举报了自己，自己要出口气，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发展成这副样子……”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刘德解释说，自己那段时间正忙着办理出国读书的手续，根本没有功夫去谋划那件事。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黄斌现在在哪儿？”我问刘德。

“很多年没见了，几年前听表哥说黄斌因故意伤害被判了重刑，现在应该还在哪个监狱服刑吧。”刘德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那时黄斌正好因为涉嫌重伤害被警方处理，但因身体原因“取保”在家。黄斌承认了当年报复殴打谢江的事情，黄斌父母担心这事儿闹出去再给儿子加刑，所以提出给谢家5万块钱，让他们放弃追究，谢江父母当时没同意。

根据刘德的说法，当时谢江父母要求的赔偿金额大概在20万左右，但黄斌犯下的那起重伤害案需要赔给受害者一大笔钱，黄家拿不出另外的钱来赔给谢家。此后，黄、谢两家就一直扯不清楚，后来黄家索性不赔了，让谢江父母去找警察，“大不了让黄斌多蹲几年”。

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刘德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也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刘德的父母不相信谢江有精神病，认为他捅伤刘德一事是“有预谋的”，谢江父母依旧坚称谢江有精神病。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组织进行了司法检定，结论是：谢江确实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但犯案时并未发病，因此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本以为此案就此了结，但不久之后，刘德父母却又找到了我。他们说，谢家只在刘德入院当天缴纳了1万元住院费，之后便拒绝再拿钱出来。刘德的妻子和母亲让我找谢江父母催缴医药费，我给谢江家打电话，谢江继父却说，之前刘德家“欠”他们家5万块钱，“就从那个钱里扣”。

我问他，刘德父母什么时候“欠”的5万块钱，谢江继父让我去问刘德父母，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又给谢江母亲打电话，告知她，积极赔偿是对方达成谅解的前提，希望她为了儿子的刑期认真考虑一下。谢江母亲很着急，但也很为难，说家里的钱都在丈夫手里，之前刚给小儿子在省城贷款买了房子，刘德被刺一案刚发生，丈夫便把家中所有存款都拿出去，提前还了房贷。

我只好原话转达给刘德父母，他们向我抱怨说对方这样做“纯属无赖”。

可我也只能告诉他们，警方只能追究谢江的刑事责任，至于民事赔偿，也只能往后聘请律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