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持续战乱之后，进入社会经济恢复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砍伐森林烧山垦荒，造成老虎栖息地日渐消失，从而迫使它们与人类发生接触，虎患开始频繁发生，而虎患纪录的归零，意味着森林开垦殆尽，老虎濒临灭绝，参见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就连州城里都有很多虎穴。康熙二年（1663），乡村间甚至有一天之内，老虎伤害四十余人的记录。但是到咸丰年间，老虎已经在蕲州绝迹。谈氏避难千里迢迢来到蕲州，正是当地虎患的高峰时期，母子虎口脱险，可谓万幸（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小说《祝福》里所写，在山中居住，被恶狼攫噬幼子阿毛的祥林嫂）。比谈氏时代稍早，故事情节有些相似、幸免于难的，蕲州另外还有一位节烈女性詹氏，“尝有虎跃入垣，搏犬豕，氏以杖击其首，曰：‘我难妇也，何敢尔！’虎遂俯首去”（咸丰《蕲州志》卷一九《人物志》）。詹氏享寿一百岁整，邑人王材作《百岁传》，赞美她“德足以驯猛兽”。而谈氏有六世孙黄云鹄，作为晚清时文学大家，通过特殊的方式，把这位家族女性祖先的传奇故事宣扬显化，并传播到东方君子之国朝鲜，套用当下一句通俗的语言，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
如果把“谈虎色变”这个成语放入历史解析，我们可以见到虎患造成的无数灾难和恐惧。然而现代科学研究指出，老虎吃人并非正常状态。如果自然生态系统未遭破坏，野生食物数量丰富，老虎通常不会主动伤人，人在深山密林中遇见老虎，完全可能出现老虎避开人类，而不实施攻击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老虎既是食人的猛兽，又常常被看作神明的化身，具有“灵性”，可以验证人间的道德善恶（参见黄志繁论文《“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黄氏家族女性祖先的伏虎传奇，提供了一个明清时期女性道德教化视阈之中虎患问题的典型案例。
谈氏不仅是通过神明验证的女德化身，她的形象包含了节妇、慈母、家族开创者、英雄的多重复合类型，具有极为丰富的意涵。谈氏的身份地位，与一般意义的男性始迁祖相似，所以我们按照通例，在文中使用了“始迁祖母”（女性始迁祖）这个较为特殊的称谓。据黄云鹄自述，他一生中有多次危险生死关头，谈氏曾托梦显现灵异（《图纂》中的一幅《唐河挂辕》有记载，但《完贞伏虎图集·记谈太孺人轶事》的内容更为详尽），成为子孙后代的保护神。黄氏家族极为重视孝道，黄云鹄对母亲有着终身的敬畏、感念与依恋（后来黄侃亦然），心曲见乎行实，甚至招来旁人“沽名钓誉”之讥（周询《蜀海丛谈》卷三《黄祥人观察》），所作诗文声情并茂，让人感动。追根溯源，似乎与家族历史中这段特殊的因缘密不可分。
黄云鹄获得功名之后，祖、父、兄多人受到朝廷封赠，而始迁祖母谈氏，因为守节时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按照明清两代的制度规定不能申请旌表（参见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第四章旌表小节）。黄云鹄因此绘成《完贞伏虎图》，遍请海内知交及朝鲜学者文人题咏，刊成专集，流行于世。
黄云鹄辑《完贞伏虎图集》一卷，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今存世数目稀少，读者访求不易。《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八〇册收录黄云鹄《实其文斋文钞》等著作六种，其中未见此书。比较方便的是，清人董文涣编著《韩客诗存》（李豫、崔永禧辑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下编附录，已全文收入《完贞伏虎图集》。董文涣（字原作“焕”，以进士及第榜名作“涣”而改）为黄云鹄知交，是当代国画大家董寿平的祖父。
图集所收诗文题咏的作者，分为两类，一类为朝鲜学者文人，有朴珪寿、金尚铉、李基镐、许传、金益文、申辙求、赵徽林、郑显德、徐相雨、赵性教等十人。另一类为黄云鹄的知交好友，图集刊布时皆已去世，有谢元淮、许宗衡、杨传第、冯志沂、象贤、樊彬、易绍琦等七人。共计十七人。此外，所见还有何璟《题黄孺人完贞伏虎图》（同治《会理州志》卷一一《艺文志》）、董文涣《完贞伏虎图为翔云题》（《岘樵山房诗集》初编卷三）二诗，未收入图集。
咸丰十一年（1861）初，朝鲜派遣问安使前往中国，以赵徽林为正使，朴珪寿为副使，申辙求为书状官。这个时间是清朝后期历史中一个艰难的节点。南方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祸患绵延日久，前此一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清朝与英法俄三国签订《北京条约》。俄国势力毗连边境，清帝身体违和，中国事情令人担忧，热河问安使的派遣，可以说是朝鲜在国际新形势下，讲求应对策略的表现。
朝鲜使团于正月十八日启程，三月下旬到达北京，六月十九日回国复命，历时五个月。他们在北京期间，与翰林院检讨董文涣、翰林院编修沈秉成、户部郎中王拯、兵部郎中黄云鹄、兵部主事王轩、刑部主事冯志沂等人相识，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朝鲜使臣所结识的，是咸丰、同治年间京城一个重要的文人士大夫群体（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收录其中五人，林寿图被比作“天满星美髯公朱仝”，赵树吉为“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王拯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谢元淮是“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董文焕是“地恶星没面目焦挺”；在朱彊村《清词坛点将录》中，也有许宗衡、谢元淮、王拯等三人上榜），成员具有相近的学术和文学志趣，相互之间交往非常密切（关于晚清政治环境中北京文人网络的变迁，以及学术脉延、文学纽带等问题，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英文原著于1991年出版]、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十九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的梳理富有启发性）。
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是董文涣。他与沈秉成为同年进士，与王轩、冯志沂是山西同乡。董文涣出身盐商家庭，家道富裕，于咸丰六年（1856）成进士之后，兄弟三人一同进京，以高价买下清代名臣阮元在宣武门外兵马司后街的故宅作为住处。董文涣文武双全，性格豪放，交游极广。他为冯志沂《微尚斋诗集》作序，说：“余丙辰通籍后，因顾斋（王轩）得识先生（冯志沂），兼与许海秋（许宗衡）、林颖叔（林寿图）、黄翔云（黄云鹄）、赵沅青（赵树吉）诸君子，诗酒往来无虚日。”所述当为实录（参见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第五章，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在与清朝学人交往的过程中，朝鲜使臣方面，以学问精通的朴珪寿（字桓卿）为枢纽。他的祖父朴趾源，是朝鲜文化史上的巨子，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进贺随使身份来华，所著《热河日记》，有“实学全书”的美誉，为燕行文献中的压卷之作。而咸丰十年朝鲜冬至正使申锡愚，是朴珪寿的同窗好友，在回国途中，正好与朴珪寿一行相遇。申锡愚当即给北京士大夫写信引荐，称道朴氏“才学俱全”，尤其是给沈秉成的信中写道：“其品雅洁，其学赡博，其文典重，其识明透，以至诗词笔墨，俱诣其妙，东男之隽才也。”（载申锡愚《入燕记》二）可谓称扬备至。朴珪寿的人品才学，也给中国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云鹄有一个评价，“朴桓卿侍郎最淹雅”。《图纂》中有一则《爪肩笔谈》，记录了朴、黄二人会面的生动场景。朝鲜使臣因为被咸丰皇帝婉言拒绝，不能前往避暑山庄“瞻天仰圣”，深以未能完成使命为恨。朴珪寿一只手在书桌上写字，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黄云鹄的肩膀，交谈到激动处，“爪痕入吾臂数分，久乃漫灭”。
是年三月二十八日，朴珪寿应邀与诗人们共赴北京慈仁寺，举行顾炎武祠祭祀活动，退而饮酒作诗，谈论学问。这是一次让人难以忘怀的聚会。朴珪寿回到朝鲜三年之后，专门请画工，按其口授各人体貌特征，手绘《顾祠饮福图》，以抚慰自己对天涯故人的渴想。题记云：
卷中之人，展纸据案援笔欲书者，户部郎中王拯少鹤也。把蝇拂沉吟有思者，兵部郎中黄云鹄缃云也。立而凝眸者，翰林检讨董文焕研樵也。持扇倚坐者，庐州知府冯志沂鲁川也。坐鲁川之右者，翰林编修沈秉成仲复也。对鲁川而坐者，兵部主事王轩霞举也。据案俯躬而微笑者，朝鲜副使朴珪寿瓛卿也。鲁川时赴热河未还，为之补写焉……（《瓛斋先生集》卷一一《题顾祠饮福图》）
通过朝鲜画工之笔，这个文学团体留下了一个生动场景的写照。如今图画虽不可见，经由题记所描绘，犹可令人悬想风范。
黄氏家族在蕲春属于外来侨居的客籍，在家业发达之后，为避免遭到世俗忌恨，不大宣扬家族历史，而且祖先“避难乞食”的事迹，也觉得并不光彩，所以始迁祖母谈氏的事迹，向来多所隐晦，未能为地方社会大众知晓。直到光绪十年刊行的《黄州府志》，才得以收录谈氏的长篇传记，说到“一时士大夫闻之，题咏恐后，朝鲜使者亦乐表彰焉”，这无疑是由于黄云鹄本人推动所致。
朝鲜使臣与北京学人相会之时，听到黄云鹄谈及先世，在朴珪寿看来，谈氏这样的女性祖先，“千万人不得一”，加以表彰犹恐不足，为什么要有所忌讳呢！其言真挚深切，在黄云鹄听来，可谓知音解人。《完贞伏虎图》卷首的《述略》为正使赵徽林书写（今本《韩客诗存》插页有赵氏手迹，是一笔馆阁体，极为工整，可以想见仿佛），并有题诗。朴珪寿除为黄云鹄题写长律之外，回国以后，又将《完贞伏虎图述略》一文，寄示金尚铉、李基镐、许传等友人，引起了朝鲜士人普遍的共情，追怀感念之余，相继撰写诗文。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朴珪寿的十世祖母洪氏，金尚铉的十六代祖母许氏，及其从妹柳氏（这两位女性也是另一位朝鲜士人徐相雨的前代祖先），举凡夫殁守节、抚养孤幼、子孙昌盛等辛苦卓绝的情节（许、柳二氏亦有类似的伏虎传奇），与蕲春黄氏女性祖先的行迹相视，若合一契。花开两朵，本出同枝，用模仿、复制等概念似不足以说明问题，这种传统东亚社会思想价值意识的外化践行，其间大同小异的细微分际，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黄云鹄自咸丰三年（1853）成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至同治七年（1868）外放任四川雅州知府。担任京官十六年期间，他在政坛有正直的名声，又以诗文著称于世。《图纂》中有一幅图画《鸡林索识》，描绘的是同治五年朝鲜使臣求见黄云鹄的情形。鸡林是朝鲜的古称。图序说：
忆丙寅岁元旦，宋雪帆侍郎与使者语，使者以笔书掌中曰：“黄缃芸驾部来未？”侍郎曰：“此中朝诗人。”复书曰：“岂独诗人。”问：“若何自知之？”又书曰：“鼎铛有耳。”侍郎还谓予曰：“君可谓价重鸡林。”……
画中左侧有朝鲜使臣一人，按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附录《燕行年表》，此当为同治四年朝鲜冬至使李兴敏等人。朝鲜使臣旁边，是晚清名臣宋晋（1802-1874），字锡蕃，号雪帆。缃芸是黄云鹄的字号。“鼎铛有耳”巧妙地借用宋太祖赵匡胤器重赵普的典故，意谓黄云鹄声名卓著，凡长耳朵的人都应该听说。据董文涣日记所载，朝鲜此行书状官金昌熙年方二十三，是少年才子，在同治五年正月十一、十八、二十二日的诗酒之会中，三次“即席出诗索和”，黄云鹄都能够“走笔答之”，而董文涣等皆赋诗不成罚酒三杯，“媿无倚马之才”，数日后再作诗回赠。诗文创作的敏捷才思，为黄云鹄赢得了极高的名声。
黄云鹄在朝鲜士人中的影响（被称作“中朝[指中国]伟人”“中朝伟男子”），与朴珪寿等人的推许揄扬，以及《完贞伏虎图》题辞活动所造成的文化聚集效应，有很大关系。两年之后，即同治六年朝鲜冬至使金益文、赵性教等人，仰慕黄云鹄的文章气节，几度会晤密切交往，于是《完贞伏虎图集》中，自然留下了他们的题词与诗咏酬唱。
还有许多朝鲜友人，与黄云鹄情款至洽，然而未为《完贞伏虎图》写作诗文，原因不详。比如同治元年题诗的郑显德，在其诗序中说“是岁春，俞侍郎自燕中回，示余《伏虎图》一册”，把图册携带回国的俞侍郎，为同治元年三月来华的朝鲜副使俞致崇（字杞山），与黄云鹄颇多交往。又如朝鲜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执政大院君李昰应（号石坡），曾经于同治五年将自己的兰画作品寄赠黄云鹄，黄云鹄也画了竹石图回赠，二人并有多首诗作唱和及书信往还（直到1930年代，黄侃蕲春老家还保存着李石坡的四幅兰画）。同治五年朝鲜冬至正使李丰翼（字友石），与黄云鹄一见如故，结下深挚的情谊。次年二月，黄云鹄为李氏诗集作序说：“月之三日，友石已与予诀别，越日复走晤，执手痛哭久之，不能去。嗟乎友石！人生会有别期，惟此情终古不没，天壤一日有吾两人，即吾两人之情之诗，有不容已已者，工不工又其后也。”我们再回过来看，朴珪寿归国之后，思念北京的中国友人，感慨至深：
前在日下，得与诸君子游，为日不为不富，而一出都门，回首追想，何其多未了语也。万绪交萦，久难自定。譬如梦读奇书，醒来依依，不知何日更续此缘……惟是应求者声气之与同也，期望者言行之相顾也……然则弟之真正朋友，在于中州；而诸君之真正朋友，在于海左也。（《瓛斋先生集》卷一〇《与沈仲复秉成（辛酉）》）
凡此种种，堪称近代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虽然彼此口语不通，藉由笔谈得以畅叙心意，巴别塔的阴影被汉字的光芒照亮，说得上是人间奇迹。夫马进研究朝鲜燕行使（来华）与通信使（赴日）的比较个案，提出东亚“情的世界”的概念（《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第十二章，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情与理对言，固然是矣，然而仅仅如此不免有意犹未尽之感。我们借用清人董文涣所辑书名《韩客诗存》，把本文篇名拟作“韩客礼赞”。虽然题目中的主客分别，出自当时人普遍的心理意识，但是这种身份预设，并无碍于两国士人在思想文化世界中寻觅知音/知己的努力和喜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之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语言民族主义兴起的历程），关于东亚汉文化圈中知识人精英阶层“天下一家”理想的最后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