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高校仅能报销培训费用、团体督导等费用，“人均不过几千元”，这与张苓及同事们1万到2万元的期待值相差较远。学校很难理解，每个部门都有培训需求，为什么心理咨询中心培训课要这么多？

和较低的收支比相比较，更让他们感到绝望的是上升通道。

据2018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每校至少配备2名。

然而，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中心由专职咨询师和兼职咨询师组成。一所高校的专职咨询师超过5人已算是“阵容强大”。兼职队伍中，有心理学系教师、专硕，也有社会上的咨询师。校园案例多，申请注册心理师有咨询时长要求，也会吸引部分社会上的咨询师加入。

“你会发现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多年过去，你还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化。”张苓说，产生职业倦怠的同行不在少数，有的选择“躺平”，有的还在苦苦挣扎。

有感于工作中的挑战，2021年，华中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章劲元访谈了34位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出版了《护心之心》。“相较于20万大军的辅导员队伍，这个9000人的群体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它并没有单独的心理咨询师职称评聘序列。国内高校评上正高的咨询师少之又少，大部分人的职称止于副高。”

一些高校的咨询师走的是辅导员的思政序列，一些则是学院教师序列。“尤其是后者，对咨询师来说更难。咨询师的强项是实践，并不是写论文。用一把尺子衡量，我们基本上没有优势。”章劲元对此很无奈。

考博是稍年轻的咨询师能抓住的一根稻草。张苓在工作之初就有考博的打算，可稍微“不果断”就错过了——工作之初，她希望先干两年不留话柄；两年过去，领导建议她考本校，可本校没有她想要报考的方向；又过了两年，比她资历更深的同事要考博，领导让她等等；再之后，成家、生娃，理想在生活琐事中远去。

一些资历深的咨询师则选择了离开原岗位，到社会上做咨询。据章劲元介绍，他们中有北大心理咨询中心原副主任徐凯文、清华心理咨询中心原咨询师李松蔚，以及他的几位湖北同行等。

网暴、抑郁……职业风险比想象高

这并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轻松谈话的职业。

《女心理师》中，女主角贺顿因维护导师被网暴、被误会曝光了来访者信息遭袭击，以及来访者爱上咨询师……这些的确发生在现实的咨访关系中。

“有人在群里实名举报你。”中部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李淼（化名）听同事这么说，紧急查看某咨询群。原来是一名已经毕业的学生，突然在群里对他发起攻击。“第一感觉挺扎心。”李淼直言。后经查证，原来是这名毕业生的妄想症复发了。

李淼曾在这名学生发病期最关键的时候，将她转介到了医院，让她从比较糟糕的状态过渡到平稳状态。“她在最困难时记住的是我，所以复发的时候，她想起的还是我，我反而成为了受害方。”

像这样毕业后还联系的来访者有不少，他们的开场白很相似，“李老师，你最近在干什么”“我最近很好，谢谢您的帮助”。对此，李淼一般和他们小聊几句，如他们有咨询需求，则会告知学校工作已饱和，不接社会个案，提供转介信息后就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删掉。

“一项国外的统计表明，大约每5名心理咨询师中，就有1人被至少1名来访者攻击，甚至发生流血事件。虽然大学生素质相对较高，但我们还是要有防范的意识。”李淼有一丝后怕。

在一个私密空间，分享心灵秘密，咨询师甚至可能比来访者的男/女朋友更贴心。尤其是“成年早期移情的概率要远大于中老年人”，相比社会咨询，爱上咨询师的事情在高校中更容易发生。一些新手咨询师由于定力不足，更易被来访者“反移情”，与对方产生恋爱关系。曾有来访者向李淼的同事表白，后来这名同事的咨询工作被暂停，最终调离本单位。

学生爱上高校咨询师，并不像处理“师生恋”这么简单。从职业伦理上，心理学界禁止咨询师与来访者产生恋爱关系，因为有可能导致来访者因爱而不得，产生自杀等过激行为。咨询师与来访者谈恋爱将成为职业上的污点，重则还会被吊销执照。

由于处理大量的危机干预事件，张苓的老师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停下手头工作。张苓有阵子频繁接触失眠案例，来访者说的那些话总是萦绕在耳边，搞得她自己也失眠了。

长期接触学生，充当心灵“垃圾桶”，咨询师是患上心理病的高危人群。章劲元告诉《中国科学报》，咨询师需要一个合理的求助途径，督导便是重要一环，督导师既能帮助咨询师成长，也能帮助他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遇到学生爱上咨询师，可向督导寻求专业的处理意见。

然而，督导在高校中的受重视程度不同，有的高校可以做到两周一次的团体督导，而有的高校则没有配备督导，因为他们不理解督导对于咨询师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看来，有了培训为什么还要督导？但没有了督导，会让咨询师失去心灵的保护盾。

尊重专业性，要给咨询师做“减法”

从2006年到2020年，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原主任曹加平感觉自己特别像中心的秘书，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包括承担会务工作、给领导写讲演稿、安排日程、写新闻稿、准备上级检查材料等，这些牵扯了他至少一大半的精力。不想这么痛苦，他干脆辞掉了主任的工作。

苏霞在课上讲授“时间管理”，可是课后“我自己的时间管理一点也不理想”，一周要接待大约20个咨询，给大一新生上心理健康课，讲座、心理测评、行政工作，家里有两个娃需要照顾，周末两天各6小时的督导……唯有每天上下班的半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学习时光，还得一边走一边听课。“要学习，不学习不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心理疾病，也无法上升为研究，甚至无法处理好自己内心的困顿。”

如何化解高校心理咨询师的困境？

章劲元建议，要给咨询师更多理解与关爱。随着快节奏生活的到来，要正视心理疾病越来越多的事实。“校领导、家长、精神科医生要形成共识，了解常识和发展趋势，不要相互责难、推脱责任。”

尤其是面对职业风险，华东政法大学朱虹曾撰文建议，工伤法律的顶层设计应适应社会新型职业的特定风险，将心理健康纳入工伤覆盖范围，“职业病的范围不仅仅是生理疾病”。

在《护心之心》一书中，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原主任刘明波指出，“在不远的将来，有关高校心理咨询师的发展问题会愈加凸显，急需突破性的改革方案来应对”。

他希望高校心理咨询师有一套专门的职称职务评聘体系，形成专业化发展的路径体系；在心理中心设立行政事务专岗，最大程度上让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情；心理中心主任及内部各业务岗位实行任期制，让人员在多岗位综合锻炼；建立与心理学或相关学科的协同机制，搭建资深咨询师发挥专业辐射作用的平台。

“心理咨询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要被充分认识，要警惕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同化的倾向。要让每支队伍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大力发展专业性，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山东大学（青岛）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李娟在《护心之心》中特别提到。

不过，也得注意不要矫枉过正。李淼正在考虑给辅导员开培训课程，但凡学生有点问题，辅导员就一股脑儿地往中心送，导致中心超负荷运行。

“其实并没有必要。”在李淼看来，面对负面情绪，辅导员可能会鼓励学生或建议学生“多出去走走”，却少了倾听与共情，而这些是心理咨询的基本功。通过日常聊天，辅导员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很多学生只来一次心理咨询中心，就化解了心结。“要给咨询师做‘减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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