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2021年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强在上海房地产集团世博会文旅主办的“城市更新、文化相伴、共同美空间文化主题讲座”上发表讲话。这篇文章是录音整理稿，作者本人审阅过。

上海是一个有内在和文化特色的城市。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来说说这个话题。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是在房地产集团。这是上海最大的支柱，是决定城市施政关键的机关。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南京路，外滩最大的地主是河东和夏森，决定了当时城市的面貌。土地持有者对施政最有发言权，全世界都是这样。

正确的时间，我这两年谈论“城市更新”话题越来越热，城市改造中更多地谈论“公共空间”，以前用复旦做哲学、做历史的人聊天，现在同志做计划、做建筑也谈论“公共性”太好了。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上海史。为了理解上海，我们必须把上海看作一个城市主体，理解它的本质和特征，并与另一个城市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这个城市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城市起源于港口，也就是我说的“恒兴市”，铸造了它的早期特征。而且对比其特点，我们经常说上海排在“东方的巴黎”或“西方的纽约”——后面的比较少。在1925年的英语《上海指南》中，据说上海在时区上位于纽约的西边。上海和这些城市相当相似，完全可以比较，不需要攀登。上海当然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在700多年的发展中与中国其他城市不同。当然，与巴黎和纽约大不相同。这一点一目了然。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标记，喜欢比较。因为需要。现在，以上海为北、上、光、深的比较，我和周振升教授意见一致。深圳不能和上海相比。我们指的是非文化。30年前深圳确实是个小渔村，但上海开张前说是个小渔村，我们不同意。1842年开业前，上海已经是都城了。上海已经和苏州、杭州一样，不能说“上面有天堂，下面有苏州杭州”。这是宋代定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也这么说。上海的经济万年来登上最高峰，干隆年间的开放使上海成为“南五常县”、“东南岛”。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的施政格局与苏州港相比有差异，但不是小地方，而是已经是汤加大邑了。这可以用“十六店”来证明，可惜十多年前已经拆除，现在留下了“老码头”。上海是一个有文化遗产的城市，据说上海本来就没有文化，这个错误的主张必须纠正。现在说“海派文化”之前，有“江南文化”是对的。只有纠正，才能正确地说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的“公共性”。有文化要保护这一点都比较一致。

宣传是上海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一般说西方城市有公共性，中国城市缺乏公共性。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首都、政府、州、县、委、宫殿、衙门、营房建筑封闭的机构，缺乏公共性是正确的。但是像上海这样的“港兴市”的城市、航运、贸易、商业、手工业、金融业、娱乐业都是开放产业，自然具有“公共性”是另当别论的。2008年，滩涂改造完成，防洪墙外围扩建，通过车辆走隧道。空间大开，眼睛明亮，吴江教授、陈丹燕作家、报道记者说上海城市“会客室”、“公共空间”是恰当的。最近北外滩将拆除长江码头，建设上海的“世界会客室”，我们仍然焦急地期待着。

上海城市的公共性一直比较强，在国内城市更是如此。现在提到保护公共性和文化遗产，城市更新要有持续性，10、20年前大家都不想听。住在新房子里不好吗？老百姓也要拆！这个道理需要慢慢说，但现在至少大家都有共识。城市再生要有秩序。城市文化遗产其实是上海最能保护的。我小时候，上海在工业、商业、技术、教育、医疗等领域在全国有很大优势，现在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在某些领域的位置与以前不同了。还有什么？生活方式、文化品位、消费习惯、社会风俗等。这些都依附于城市建筑、传统街区、制度习俗，即城市文化遗产。旅游、演艺、消费、房地产、创造文化产业都要依靠他们。现在比较起来，我们不仅仅发展“硬道理”，还开始谈论文化“软实力”。上海的文化遗产就是城市的软实力，拆除不仅不可惜，而且使我们失去竞争力。其实软实力有时候太强了，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中国和外国都有。他们离开北京在上海定居。也就是说，胡同被拆除后没有“北京味”。上海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还保存着。

“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建筑等诸多领域。房地产集团学建筑学得比较多，我也偶尔和同济的老师一起谈问题，我很高兴郑诗龄院士和吴江校长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看法。

不同学科之间的一个焦点就是“城市”。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注意到美国新英格兰、中西部大城市的衰落现象，但市政当局的“城市再生”束手无策，只允许郊区化，老城区的情况急剧下降。今天，美国的“生锈的皮带”是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等城市的许多社区的鬼城。大城市的经济衰退问题已在最近两次大选中暴露无遗。欧洲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由于文化遗产的支持，巴黎、伦敦和汉堡的情况看起来好多了。

“郊区化”不能解决城市病，更不能消除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它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市中心生活失去“公共性”的同时，郊区生活陷入了封闭性。美国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有一篇论文《孤独的保龄球》（Bowling Alone），讲的就是郊区化以后，社区崩溃，公共交往减少后，市民社会质量下降。非常遗憾的是，上海九十年代以来的郊区化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上海中环以外建造的小区楼盘，一个个都很大，封闭式的，公共设施缺乏，有也是集中在Mall里面，小区的社会生活的公共性比市区生活差很多。小区大就不容易交流，设施少更没有公共性。我们为什么喜欢去欧洲旅游，欧洲的老市区更新较好。我们在罗马，看到得到二千年前的遗址，但室内的空调、抽水马桶都有。米兰的DOMO大教堂是中世纪的，大商场Galleria是十九世纪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功能基本上还是保存在市中心原来的大楼、街区中运转。罗马是首都，政府功能太强，公共性也差。但是，很多老的建筑、街道、社区，靠旅游业维持下来，看上去确实很美。我曾经写过文章，巴黎是现代高速节奏和传统休闲生活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塞纳河边上可以飙车，也有古老的旧书摊。这个城市既有中世纪，也有十九世纪，还有二十世纪的蓬皮杜中心，城市的延续性非常好。

中国城市的公共性原来就不够，中国城市的起源。“六大古都”都是按照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的职能建立的。行政中心是自上而下的，不是雅典、罗马，是为了商业、贸易、航海，为了市民生活，按照市民的制度来布置的。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大多是在古代的都、府、县三个等级城市基础上建立的，都起源于行政城市。要么是一个军事堡垒，北京在元代之前是一个军事要地。都城、要塞的公共性是很差的，唐代长安都城里的街巷禁开窗户。宋代开封、临安好很多，才有“清明上河图”。直到清朝的北京胡同，都城生活都关在四合院、王府里，社区本身是封闭的，和上海十九世纪福州路、张园的马路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

行政城市最重要的空间都集中在衙门附近，“衙前街”“学前街”“校场路”，“学前街”是文庙前，校场是练兵场。上海也有县衙、学宫、校场，但是上海城市的重心不在城里，而是在城东门外面。清代“十六铺”远比城中“虹桥”繁荣。从一开始，从730年前建县开始，上海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老百姓的城市，这一点是很可贵的。“上海”是什么？上海镇，在宋代的市舶务，是个海关税务机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向这里通海的商人收税，看中的是码头。所以我定性上海是“以港兴市”，先港口，后有上海。这个海港不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宋代上海就是一个通江达海的港口，南至福建、广东，北至天津、山东，交往范围数千里。上海从码头、集市、商业、加工业发展起来，而不是从衙门起源的。上海有民间性、商业性、交往性，这些特性加起来，就是“公共性”。

“以港兴市”引来了“五方杂处”。各地商人聚居在上海十六铺，自发组织，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公共性”，即同乡、同业会馆。生意人聚在一起谈论问题，讨论规矩，判谁对谁错，该奖该罚。这些职能在西方是法院，在中国很多就在会馆。上海保留下来的好几个大院子，福建人的三山会馆，山东人的商船会馆，苏州人的钱业会馆，这几个都在最近十几年里作为文物保留和修复了。钱业会馆移建到豫园的东北角，但拆掉的很多，如广肇公所、四明公所，非常可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钱业会馆相当于乾隆年间的金融俱乐部，商船会馆是当时的航运交易所，三山会馆是福建人商会，广肇会馆是广东人俱乐部。后面这两个会馆还在上海闹出“小刀会”，很有纪念意义。上海有那么多宁波人，西藏路市百一店北边的四明公所新会所，是一幢很坚固的西式大楼，也有百年历史了。虞洽卿、王正廷多少名人在里面开会演讲，它的公共性是很强的。这些拆了就很可惜。

上海公共性的起源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来源，即存在了一百年的租界，这个需要好好地说，但今天时间不够。对租界的认识，一说就是殖民地。实际情况远比大批判要复杂，上海城市的主体是租界，“北市”超过了“南市”。但是，上海租界不是殖民地，我一直试图跟大家讲租界不是殖民地，租界就是租界，它们是清政府租借给外侨的完全自治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区级行政。到民国的时候，华人代表“华董”也参加到这个自治体内，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区级自治政府。浦东开发的时候，陆家嘴搞土地批发，当时有批评说你们又要搞租界殖民地了，我说陆家嘴连租界都不是，因为开发区行政权在上海市政府。上海不是殖民地，但上海确实像殖民地香港一样，引进了非常完善的英美法体系，独立运作了一百多年，甚至比许多殖民地城市还要完备。这个是上海“公共性”的重要来源。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向全世界各大城市输出了现代市政制度，像上海的银行制度，就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式的簿记制度过来的，后来本地的钱庄卷进去了，现代化了。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美国输出了基督教，所以上海的教堂很多。各教派附属建造的大学、中学、医院、出版社、报馆、博物馆、图书馆建筑更是不计其数。有一个大约的数字，上海房地产代为经租的大楼、公寓、新村，绝大部分都是教区资产。上海的涉教建筑比现在要多的多，现在留下来的还有很多。我们知道，教会的公共性是很强的，西方市政制度中的公共建筑，大多是教会的。另外，现代市政制度的就是围绕公共性建立的，上海福州路的工部局大楼就是典型的Civic Hall，是市民代表议政的地方，具有公共性。当然三轮车夫也不可以随便进去，但是一般体面市民、生意人是可以进去的。接待大厅是按照欧洲市政厅格局来设计的。这幢大楼要改造，十年前听说有方案是做“市民活动中心”，完全正确，这几年就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了，反正要更新改造。

围绕大型公共建筑更新、改造和扩大城市公共空间，总是能够取得很好效果。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如今的“徐家汇源”，以徐家汇大教堂为中心，气象局谦让地拆除次要建筑，腾出空间，世纪集团在那边做一个“徐家汇书院”，边上有主教府、藏书楼、徐汇中学、气象博物馆、徐光启墓，一个完整的文化型公共空间，非常优美地呈现出来，将来会成为上海最好的社区之一。相反，南市董家渡堂虽然保留了，但周围老的附属建筑都拆除了，陆家、朱家、马家、艾家等大家族的遗迹都不见了，孤零零地没有社区感，原来的公共空间反而逆传为封闭式社区了。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上海东西这两源，都是我们争取后定名的，确实是上海文化起源时期的两块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现在我们把徐家汇源和外滩源作为上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只能说是两个都是。其实，虹口更是“海派文化”之源。北外滩的虹口地区是更早的海派文化发源地，现在上上下下都是肯定了海派文化，以前海派文化是不大好讲的，有些确实是糟粕。然而，海派文化的精华，就是它的市民性、公共性。

福州路八十年代还被称为“文化街”，现在已经衰败了，众多的文化遗产已经难以更新和利用了。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里，福州路的公共生活是不得了的。中国所有的重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中国最重要的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生活都在那里。新闻、出版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就像今天数字化网络也是一个空间，我们把网络称为虚拟空间，福州路是一个实体空间，有茶馆、酒楼、剧院，当然也包括妓院、书寓、堂子。一百年前，这个是上海、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市民空间，人们拿它和伦敦“舰队街”相比，里面就产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福州路的辉煌无与伦比，但这样搁置、荒废下去，它的文化遗产都要散失光了。和福州路齐名的是张园，静安区政府在修复大中里的时候，也在恢复张园，希望能够把这个参与缔造中华民国的场所修复起来，保存给中国人。

我写过一本小册子《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我把南京路定义为早期全球化的成功案例，比今天的“全球化”更成功。南京路有四大百货，先施、永安、新兴、大兴，都是广东人做的。大家很少提起，前面还有英国人的老四大百货，即福利、惠罗、泰兴、连卡佛，既有全球化，又有地方化，是上海人自己的“全球化”。这次南京路修得很好，东端把河南路到外滩连接起来了，有几处是按照维多利亚风格来修的，看上去很漂亮。世界上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文化遗产，全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包括像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悉尼、奥克兰、香港、孟买这些城市，很多大楼看起来和上海很像，但上海在其中肯定是第一的。旧金山是1849年起来的，上海开埠还比它早几年；芝加哥是1837年建市的，早于上海开埠几年，但经过1871年大火，很多大楼和街区和上海差不多同期建造，有几座教堂、发电厂、百货大楼非常相像，修整得很好。像上海1920年代的南京路建造规模，是超过世界大部分城市的，南京路上新、旧四大公司，这个是其它城市没有的。上海人为什么怀念南京路和1920年代，因为全国人民一到上海，就有一种解放感，一种在“大世界”才有的释放，这就有公共性在起作用。

城市更新的前提是延续

讲城市的延续性，最好的案例当然还是罗马。罗马这个城市在地面上就可以看到两千年脉络，威尼斯宫的建材取自古罗马废墟，有几处还露出古代红砖墙，很多人家仍然住在中世纪的房子里。西安也有两千年历史，但在地面上基本看不到，要到陵墓里去看，上面都烧掉了。中国人喜欢拆烧前朝建筑，这是根深蒂固的。嬴政、项羽、刘邦如此，刘彻、王莽、李世民、朱元璋也都差不多。满清努尔哈赤、多尔衮以“清承明制”的口号，倒是没有拆掉紫禁城，是个例外。中国城市的延续性不好，欧洲是好的，以前美国也不好，也是摊大饼扩张，建一块，放弃一块。

1850年代，巴黎有一个城市改造的“奥斯曼计划”，在中世纪蜘蛛网一般的街道里开出了几条大马路和广场，如圣日耳曼大街，圣米歇尔广场等，增加了公共空间。但很快发现这样的剖膛开肚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很大，就适可而止了。于是，我们看到的巴黎城市的尺度适宜，新旧互补，既有活力，又有品味。巴黎当时也想大拆大建，效果不好，就停下来慢慢规划，想明白了再改造、更新，今天的巴黎基本上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有些十六、十七世纪的老社区也存了下来，特别有味道，如东北角的玛黑社区，原来是一个沼泽地，破破烂烂的，改造好了是巴黎最有魅力的时尚地带。

上海的“江南文化”时期留下了很多明清园林、书楼、大宅邸，豫园、文庙、书隐楼、九间楼只是残存下来的极少数。上海的十九、二十世纪留下的社区遗产更是辉煌。上海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海派文化”时期的魔都建筑，外滩一线至河南路以东的“万国建筑博览”是基本保存下来了，西区徐汇的衡复风貌区也大致能够留下来。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南外滩的十六铺，拆得太多了，城市记忆消失了，这是上海“以港兴市”的源头啊！从南宋开始算是一千年呢！

城市记忆毁去以后，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地位是下降的。北四川路、乍浦路、海宁路这一带，是上海和中国电影工业的发祥地，那个地方是有一连串近十家电影院，当年商务印书馆拍一部胶片，在一百米范围内跑片放映，就产生了中国的电影工业。可惜“雷玛斯”虹口大戏院已经拆掉了，上海的电影产业和巴黎、纽约、好莱坞是同期的，现在是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拆掉以后，新建筑的雷同相似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现在一、二线城市，上北广深、苏杭宁，都造得差不多。或许将来还会慢慢发展出来自己的特点，但今天看上去就是千篇一律的样子。建筑设计院用一张图纸，修修改改，东西南北到处造。我发现深圳的一幢大楼，和徐家汇公园东侧的一模一样。最近二十年上海有“邬达克热”，为什么怀念邬达克？他是当年上海的房地产商从欧洲找来的。公和洋行等设计事务所设计标准建筑，需要邬达克这样的个人事务所设计一些有个性的建筑。他果然提供了许多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英国乡村，以及现代派式样建筑。邬达克的每幢房子都有个性，都是独家设计。当年上海还有很多建筑师，从宾大、从巴黎回来的，最晚还有德国包豪斯学派的。

前面说了，外滩源、徐家汇源，还有豫园商城的更新改造，都算是蛮成功的。条件有限，目前能够保存下来就好，有教授要求原汁原味的保护，现有功能不得转换，这做不到，也不符合“更新”原理。比如说新天地、田子坊原来都是居民区，是住宅的功能。转成商业、休闲、创意产业，我觉得是可以的，要不然什么都保不下来。建筑的功能转换经常进行，你看1948年的上海老地图，很多街面房子是开店的，五十年代以后才把排门板拆掉，封闭起来。当然，像目前武康路这样，不改变居住功能，保留民国街道风貌，又能成为打卡胜地，就更好了。徐汇区文化局在开发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的时候，就有想法，不改变功能。一报上去就批准了，因为武康路的文化遗产实在太丰富了，每一幢房子都是名人故居，楼房和环境又很好，都是三四十年代建造的，外侨离开后，汪伪、国民党高官进去住，后来老干部又进去住，房管所一直是修的，房子的状态很好，现在变成了风貌区一部分。伍江、陈丹燕提出“永不拓宽的马路”，尺度和功能不改变，这是最好的。但是，武康路上的商业化也很厉害，我希望是适可而止，不要再变成一个大的商业区。

这波徐家汇商圈的改造，用连廊贯穿五条马路汇聚的放射圈，是非常好的方案。徐家汇商圈经历繁荣之后，最近十几年陷入困境，公共空间缺乏，马路分隔严重，游客、顾客难以导入，很少逗留。现在有三层空间，空中用连廊连接，下面是地面沟通，地下是地铁通道，徐家汇就有三层交通空间，完全是立体的，然后就做成了一个系统的公共空间。徐家汇源中心地带不断整修，远处徐家汇中心建造浦西最高、最大体量建筑，这个会比以前好很多。徐汇区的很多人现在都认为，当年徐家汇商圈可以挪到万体馆那里建造，留下徐家汇文化遗产申报世界级非遗，培育5A文旅景区，对上海城市更加有利。然而，木已成舟，往事不可追溯，目前的改进方案，是对三十年前改造方案的补救。

好城市是修出来的

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上海，老上海已经是一个巨型城市。留下来的社区体量非常大。1950年代就有500万人口，光是中山路内环线内的老市区，就存有上亿平方米的老建筑。我们可以用数据树立这样的概念，1845年开始的英租界，外滩到河南路这块仅835亩，后来美国就在虹口又拿了一块地。1848年，英租界扩展到2820亩，1893年又拓展到1万多，最后1899年公共租界一共获得了33000多亩。50年间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长是7.8%。法租界、华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闸北、南市、吴淞、江湾、五角场被战火摧毁，不然老城市的建筑体量更是惊人。上海的经济动力强，城市建筑面积扩展非常快，以速率论是比今天还要快。一百几十年里，上海的建造风格经历了东印度公司式、维多利亚式、仿文艺复兴式、欧洲乡村风格式、美国Art deco式和现代派式样，建筑史学者认为上海市全球城市中式样最丰富的城市，称之为上海的“黄金时代”。

上海就是这样的，从十六铺（南外滩）开始，沿着黄浦江一步一步往下走，外滩、北外滩，到杨树浦东外滩，然后到军工路，再出吴淞口，入江入海。当初民国“大上海”顺应“文脉”，选择江湾建造五角场是对的，上海走过了这样一个“以港兴市”沿江发展的过程。但是，没有注意到的是，190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股沿“大马路”往西发展的路线，公共租界从南京路，加上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这五、六条马路，一起往西扩展。主力是南京路，通过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一直往西。这条“文脉”到1930年代开始显露出来，“一·二八”、“八一三”战火摧残之后，沪北、沪南、沪东凋谢，沪西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直到今天，仍然沿着接下去的虹桥、徐泾、赵巷往西发展。大家去查一查，这里是上海土地拍卖的密集成交区，价格也是最高。我一直说，上海的房地产和社区开发是“东进”，还是“西拓”，这是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北上”和“南下”的功力都不强，只有同时能够连接江苏、浙江的“西拓”，即青浦方向，动能储备最足。到了20世纪的时候，上海沿南京路往西走，才造就了哈同。哈同是南京路、静安寺路的大地主，据说三分之二地皮是他的。现在的展览中心中苏友好大厦，原来是他的“爱俪园”。

上海核心的竞争力是文化，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海派文化”，还是物质层面的社区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改造、更新的时候，应该把文化的因素放进去。我们城市的发展是超乎寻常的，它留下来的遗产也是众多的。上海原来有很多核心竞争力，比如说上海有中国最早最大的现代航运、贸易、工商、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事业，这些都有建筑留下的。远东的金融中心，中国现代工业发祥地，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怡和纱厂、英美烟草，现在都还有遗迹可寻。1950年代以后，“支内”“外迁”“回乡”“社队企业”，上海巨大的产业规模都跑到江苏、浙江去了，产业优势已经没有了。今天的区域开发，有一块地方是我很赞成，就是临港重大装备产业区。上海要有产业，东京的强劲，在于它有很多产业。上海二、三千万人口，没有工商业繁荣，这样规模的城市难以维持，上海在医疗、教育、科技上有地区优势，医院、大学和科研院所还是可以进入Top 10。瑞金、中山、华山、仁济还是好的，复旦、交大、同济也不错，但我觉得最具优势的一块，还是城市的综合文化实力。我说的是城市文化在整体上的国际化、民间性和公共性，这方面上海甚至是不比北京差，比深圳、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武汉、成都、重庆肯定要好很多。上海城市的文化遗产其实要比他们丰富，所以要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认真对待。

其实，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有不少经验。前面提到的“保持城市发展的文脉”，“永不拓宽的马路”，“可供行走的城市”都是上海学者提出来的。北京的胡同原来是可以串的，现在大部分拆了。没拆的被装修改造成富豪的深宅大院，公共性反而差了。亲近市民，才是城市的要义。上海旧市区的马路还行走、交流，人们在这里创造新的生活，还有生机。北京的马路，大院很大，机关很多，走半小时也找不到24小时便利店，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都在封闭空间里进行，普通市民会觉得不够亲近。最近宗明副市长主编城市读本《建筑可阅读》，又传出了一个理念，即城市建筑和社区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欣赏，也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建筑文化确实是可以赏玩的，可以经营的。很多人委托我们设计行走路线，一条路线就可以走半天，坐下来吃午饭，下午有空可以再走，这就是文旅结合的事业了。疫情当前，出国出不去，连江、浙临省的边界也时续时断，大家只能行走自己的城市，深度旅游，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城市空间。江、浙和全国游客不能出国，到上海来看外滩，看徐家汇，看武康路，是半出国，小出国。前几天一个报道说上海的咖啡馆已经是全世界各大城市当中最多的，这个报道我相信，外国人喝咖啡可以在家里，上海人把喝咖啡当作交往方式，要在公共空间里喝，这就导致咖啡馆数量大增。上海的咖啡馆肯定比北京、深圳、广州多，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一方面是空间特征。85度C在上海开首店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说要把台湾的咖啡文化带给上海，他们不知本埠的咖啡传统要深厚得多。

说到现在，我主张，就是说一个好的城市，不是造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建造的时候，设计师的设计总是有缺陷，不完善，和环境不协调的。但是，可以慢慢地改，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建筑、好的社区。这个道理上次在思南公馆和伍江教授讨论时提出来，大家都赞成。城市不是翻大饼，不断拆了造，造了拆。从这个角度来讲，徐家汇源比陆家嘴有意思得多，社区活力也更强。愚园路这几年也火了，主要的功劳是徐锦江总编不断地写。愚园路街道就去修了，现在修出来的这个样子是很好的，说不定就能改造成一个新的好社区了。

上海还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主张，即“以人为本的城市”。这个口号是世博会以前就说了，以人的尺度，人文价值的尺度建造和改造我们的城市，这是根本的理念。2010年世博会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现。

如今，上海决定把世博园旧址还给市民，开发成“世博文化公园”，这将成为与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同等规模的大都市腹心处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全体市民的大福利！自然也会在上海的城市更新历史上写下最为浓重的一笔！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