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与地板是被漆满的红色、窗台上滴着红色，墙上溅着红色的球状物。这看起来就像艺术家Anish Kapoor又放出了他的色彩漩涡。然而这不过是一间普通的制造圣诞小商品的工坊，在距离圣诞老人故乡拉普兰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义乌市。

在西方的圣诞童话里，圣诞节是由脸色红润的圣诞老人从北极圈内拉普兰的冰雪木屋中坐着麋鹿雪橇派发礼物的日子。而真实的情况是，那些悬挂在屋中庆祝圣诞的雪花串、金属铃铛与闪烁的五星灯，大部分都来自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那里没有一棵（真正的）松树，也少有（天然的）雪花。但似乎只要世界想要在任何时候庆祝他愿意庆祝的活动，中国都会成为其终极派对的供应商。

从发光的光纤树到毛毡制的圣诞老人帽。在义乌，600多家“圣诞工厂”总共生产了全世界60%以上的圣诞装饰品和配件，义乌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的圣诞村”，而在这些工厂工作的“精灵”们是主要是中国的流动工人，他们曾被称为“廉价劳动力”，是工厂流水线上重复而单调的“螺丝钉”。

上图：摄影师陈荣辉的镜头纪录了青年小魏在义乌的圣诞工厂内的工作状态，圣诞帽是他保护头发不被染色的“安全帽”©️陈荣辉

下图：义乌街头出现的圣诞老人©️陈荣辉

今年12月的《The New Yorker》封面，一个圣诞老人将满载集装箱的货轮拉向码头。在疫情肆虐动荡不安的时局下，唯有企盼圣诞老人能为他们送去物资，让西方等待的超级英雄圣诞老人也许在义乌。而2020年席卷全球的疫情让义乌的圣诞订单骤减，因为进出口海运的紧缩使得部分圣诞装饰用品积压在义乌仓库，今年已恢复至疫情前的70%至80%。2021年，宁波巨型港口内那一箱箱装满圣诞装饰品集装箱的船因疫情停滞，大洋彼岸的西方圣诞商品市场翘首以盼，我们或已难分清究竟谁是那只蝴蝶的翅膀。

12月的《The New Yorker》封面之一

《圣诞快乐，义乌》中的港口被集装箱填满，每天都有大批的各种小商品从义乌寄送至全世界。此外义乌180万人口里，30万都是外国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生活在义乌，为短期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提供各种服务，经营酒店与外国餐厅。

2014年，摄影师陈荣辉凭借一组摄影作品《圣诞工厂》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奖）获得者。也正是那组照片打开另一扇观察“圣诞节”的窗口—-那些隐身斑斓小商品背后的中国“圣诞工厂”与“圣诞工人”。2020年1月，塞尔维亚导演Mladen Kovačević拍摄的影片《圣诞快乐，义乌（Merry Christmas, Yiwu）》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映，世界再次看见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背后，那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普通家庭、夫妻、朋友与个体日常。

各式各样的圣诞装饰用品在义乌被制造，似乎这里肩负着为他者之梦增添美好与绚丽的责任。影像来自《圣诞快乐，义乌》

当世界已然不再能退回孤立的“异乡”，全球化的不止是产业链和商品，还有不同文化价值的共融与共同的人文关怀。凛冬，又至圣诞节，卷宗专访《圣诞工厂》的创作者摄影师陈荣辉与《圣诞快乐，义乌》的导演Mladen Kovačević，和他们聊了聊镜头之下义乌“圣诞工厂”里那些圆了全球圣诞梦的“圣诞老人”们的生活与梦想以及圣诞节。

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里曾写过“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一桩生意，而不是一个节日”。透过摄影师陈荣辉的镜头，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个圣诞工厂的面貌。在光鲜亮丽的圣诞氛围中，背后的工厂似乎是有点刺痛和过于现实的真相，陈荣辉镜头里的小魏只是代表着每一个在制造业中最底层的年轻人。他们为了生活离开家乡，他们也有他们的梦想，对他而言“圣诞”不过只是一个工作。陈荣辉在拍摄了一系列如2015年获得荷赛奖《圣诞工厂》，又如2019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获奖的《空城计》等纪录城市发展片段的作品后，他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他自嘲自己不过是另一个“小魏”。也许时至今日，义乌的圣诞工厂环境已经得到改善，但无数个如“小魏”一般的年轻人还在义乌打拼。而跳出义乌，在北上广深无数个写字楼内，万千个“小魏”也怀着各自的梦想，也都背井离乡。

摄影师陈荣辉在2014年跟随小魏拍摄了他上班的工厂，此时正在为圣诞节的订单赶制装饰品，红色的燃料几乎铺满了整个地面。©️陈荣辉

卷宗Wallpaper＊简称 W＊

摄影师陈荣辉简称陈

W＊：您最初为何想到去拍摄义乌的“圣诞工厂”，是出于一种什么契机让您关注到这个的？义乌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陈：2014年我当时在某个商场外看到了棵巨大的圣诞树，就在想这些圣诞树不会是从欧洲运来的吧？于是就去网上搜索，发现圣诞产品主要产自义乌，于是就想自己去义乌实地看看。

我本身就是浙江人，老家距离义乌也不是很远，不过之前没认真去观察过义乌。当我带着目的性来到义乌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三线县城特别的国际化，具有一种视觉割裂感，除了在上海，我没有见到那么多外国人和外国的商品与文化。

工作时，小魏会头戴圣诞帽保护头发，每天需要连续工作12小时，至少要更换6个口罩。©️陈荣辉

W＊：当时是怎样找到拍摄对象小魏的？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

陈：当时已经临近圣诞节，义乌商家对海外的生意基本结束了（海运需要较长时间发货），剩下的基本是国内的圣诞节需求。因此我就想着按照这个产业链，把镜头朝向圣诞工厂，因为工厂还在生产。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去了最大的航天圣诞工厂（义乌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在这个厂里碰到了小魏一家。他的父母、哥哥都在这个厂里上班。

他们一家是来自贵州的农村，以前在贵州就是挖沙，后来经老乡介绍到了义乌打工。从小魏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年轻一代工人的特质，他在上班的时候经常会戴着耳机听歌，下班后去网吧上网等等。这组照片刊发以后，贵州当地的媒体还采访过小魏，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联系，但是后面他已经更换了联系方式，就没有再联系了。

W＊：可以说说您对义乌圣诞工厂的印象吗？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人或事？

陈：我对工厂本身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还是人，或者年轻一代务工者。当时拍摄结束的时候，和小魏一家回宿舍。他们邀请我一起吃饭，他们的菜都很辣，又特别香。饭后，小魏和他父亲一起点着传统的水烟，吞云吐雾。

圣诞工厂内的墙上写下的“正”字似乎标注着生产加工的进度@陈荣辉

W＊：距离您拍摄《圣诞工厂》这组作品已过去六年时间，您认为《圣诞工厂》之于您的意义是？有想过重返义乌吗？

陈：这组作品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职业，也就是相比较新闻，我更喜欢摄影。因为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其实更关心的是摄影本身。新闻的那部分我甚至觉得有些过于矫情。后来获得荷赛后，也让我彻底有了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机会。我在那个时候开始转型做自己的个人摄影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圣诞工厂是我转型成为艺术家的一个契机吧。

《摩登上海》2018©️陈荣辉

陈荣辉来到东北以《空城计》系列纪录北国冬日里的广阔与萧索

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读MFA的时候，也有人曾经问我有没有兴趣重返义乌。但是我已经看到无数的纪录片导演、艺术家前往义乌创作。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新的想法和思路去创作，也就不勉强重返义乌了。

W＊：《圣诞工厂》获得了荷赛奖(World Press Photo)当代问题类的亚军，而义乌被称为“世界工厂”，您如何看待义乌生产制造业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作为一个摄影师，将这些“问题”记录与传达，您希望能引起观者怎样的思考与共鸣？

陈：当时这个图片故事刊发后，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要用动态的眼光。我会稍微提及小魏过去的生活，他们家在河里挖沙的经历。在工厂里的生活已经是他这个家庭的巨大进步，虽然这个进步依然面临着很多不安全或者不卫生的条件。这也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工人的复杂性。我只是纪录下了某个具体工人的某个时刻，观众在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如果稍微有些触动，进而提出一些问题就很好了。并不奢望共鸣或者解决问题，摄影无法承担这么崇高的使命。

《圣诞工厂》镜头里的环境并不好，但陈荣辉希望我们以动态的目光去看待。小魏为了生活与梦想选择于此，这是他努力的方式。

W＊：和我们聊聊你眼中的圣诞节吧，经过在义乌的观察后您对它的认识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陈：当我初中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才接触到圣诞节这个概念，一直到读大学，可以感受到这个节日在国内经过商家的演绎迅速传播，包括莫名其妙的平安果。虽然我们并不是很明白这个节日的含义是什么，但是非常微妙的一点是这个节日成为了年轻人的某种象征。不管是北上广还是三线城市，大家都开始接受这个纯西方的节日。圣诞工厂是这个节日背后的故事，当然，西方人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的商品从哪里来，即使是中国制造又何妨。

在前几天，我经过洛克菲勒中心，那里有全美最大的圣诞树和其他装饰品，无数的人涌入那个中心拍照，大家唱着歌，跳着舞，仿佛忘记了纽约每天还有2,000个新冠病例在增长。而我脑海里还会想起，那个午后，小魏和我聊很多关于他的梦想，他喜欢的歌。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就是另外一个小魏，而我来到了纽约，殊途同归。

2021年洛克菲勒中心前的圣诞树

©️AP Photo/John Minchillo

圣诞节并非中国的节日，它更多的成为当代年轻人借机消费、聚会以逃离快节奏生活的一个出口。《圣诞快乐，义乌》的出现让人们注意到在义乌的一群人，他们为西方“造梦”，也有着作为鲜活个体质朴而又真实的梦想。“中国”二字在导演Mladen Kovačević的日常新闻甚至谈话中频繁出现，他畅想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普通日常的电影，它可能带有一些复杂性，充斥着对中国的好奇，但也许也能找到一个点和西方产生情感共鸣，义乌圣诞工厂里的人物成为契机。影片没有复杂的叙述，不夹杂过多的演绎和注解，呈现片中人再真实不过的生活。也许这部片子并不是一部讲述圣诞的故事，而是以这些工厂里的人物为切口，站在商品全球化的洪流里，去看生产制造业中最最微小的存在。

《圣诞快乐，义乌》海报，电影在2020年第4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由塞尔维亚导演Mladen Kovačević拍摄。

卷宗Wallpaper＊简称 W＊

导演Mladen Kovačević简称MK

W＊：能分享一下《圣诞快乐，义乌》这部纪录片的背景吗？为什么想拍一部关于中国圣诞节的纪录片？

MK：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现代中国普通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的电影，这个想法在我了解义乌之前就存在了。而拥有600多家圣诞工厂的义乌，偶然地成为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理想环境。西方人对圣诞节的感性认识有助于我们把义乌的圣诞工厂看作是亲密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单纯生产商品的地方，这样的认知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环境是人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厂和宿舍适合采用自然主义的叙事方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如日常生活、代际冲突、情感与婚姻、未来规划等等都与电影的主题直接相关。与其说这部电影描述的是关于中国的圣诞节，不如说是关于中国工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活。

义乌圣诞工厂内的工人构成很复杂，甚至跨越好几个世代。

W＊：您在另一次采访中说“义乌与西方世界有情感上的关联”，你是如何理解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义乌？你对义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MK：圣诞节不仅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最重要的家庭节日。而支撑这个节日的大量商品则是在中国义乌生产的，这是一种明显的情感联系。此外，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是最高的。

而我对义乌的第一印象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国际化得多。我甚至在酒店附近发现了来自波黑萨拉热窝的传统民族餐厅。尽管我知道很多外国人因为贸易而访问义乌，但我并不清楚有多少人住在义乌。

W＊：《圣诞快乐，义乌》拍摄了许多生产圣诞商品的工厂，您对这些工厂有什么印象？

MK：生产的类型和工厂的规模有很大的不同。较小的工厂实际上是手工作坊，气氛相对轻松愉快；在较大的工厂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常伴有塑料燃烧、工业油漆的废气，工人们的条件要艰苦得多。宿舍生活谈不上多好但是免费的，也有许多工人住在附近的出租屋里。

在义乌工厂的第一次震撼来自当地工厂大门旁公告牌上的招聘广告，他们的普遍工资是塞尔维亚工人的好几倍。虽然工厂里的生活谈不上愉快但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是相对艰难的，我想这也是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不想进入工厂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这也隐含在影片中年轻人物的故事里。

两个做装饰品的女孩一边听歌一边为手中的物件刷上银色粉末，手中的工作不能停下，但她们也会一边干活一边聊起彼此的家人以及思考何时回家。

在每个工厂流水线的工作人员都是努力生活着的鲜活个体。

W＊：纪录片聚焦于五组家庭和个体，你是如何找到这五组对象的？你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MK：这是一部没有采访和旁白的电影，在实际进入工厂的拍摄前我并未提前预设。我知道我并不是在寻找某个特定的人物而是探索一个群体的生活与亲密关系，他们或许是一个家庭、一对夫妻抑或是三两好友。而对此最好的呈现方式莫过于观察他们之间的对话了，这是一种与熟悉、亲密的人展开的交谈，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同时，我也在寻找不同世代的角色，好让这些具有不同角色的叙事线能够在主题上相互补充。

W＊：纪录片中印象最深的人物或场景是什么？为什么？

MK：这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在义乌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影片里一共出现了35个人物，但实际拍摄的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对我而言最激动的一刻是当片名《圣诞快乐，义乌》（Merry Christmas, Yiwu）出现在片中的瞬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我和所有人物说再见的仪式，无论他们是否会庆祝这个节日，我都祝福他们圣诞快乐，一切顺利。

一个记忆尤深的片段是影片最后，两姐妹中的一个在试图用布洗掉装饰品上的油漆时说”工作实在太累了”，而湖中央，一个小男孩突然从水下钻出来，慢慢游向远方。

影片中小男孩在水中游向远方，可以从其中读出很多隐喻：尽管生活很艰难，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个角落，享受片刻的自由和愉悦。

W＊：尽管圣诞节不是中国的节日，但义乌承担了世界上大多数圣诞装饰品的制造。你认为圣诞节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MK：即使义乌圣诞工厂里生产的商品是为了庆祝圣诞节，但对工人和厂家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他们对这些产品没有任何感情，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再正常不过。当然，圣诞节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工人们不明白圣诞节的宗教象征是如何与圣诞老人、驯鹿等符号结合起来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现在的塞尔维亚或俄罗斯，同样的圣诞符号也与圣诞节无关，而是与新年有关。

另一方面，如同情人节等西方节日一样，圣诞节在消费主导的全球社会中变得随处可见，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各大城市的商场为圣诞节做了装饰，我的一些中国朋友也会举办圣诞派对。

圣诞树上的装饰彩球，圣诞公仔里的填充物，圣诞帽圣诞老人服装的布料，最终都变成一个个的成品。义乌完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再到出口的整个生产链。

W＊：你的电影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前拍摄的，疫情爆发后义乌的礼物很难送到西方，你认为疫情会改变圣诞节吗？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你如何看待全球化对个人的影响？

MK：这部电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拍摄的，而首映式是在2020年1月的鹿特丹，正值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之后大多数电影节被取消了，有些改成了网络观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流行确实对这部电影的生命产生了影响。

中国在日常新闻甚至谈话中如此频繁出现，一部关于中国圣诞工厂这样具体而微的电影似乎不太相关。但是，无论谁看到它，都会发现我们通常没有机会看到的中国普通人物真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探索和了解当代中国的过程。大部分观众对这部片子的感受是像拜访了一位在义乌工厂工作的朋友。

W＊：你对圣诞节的看法是什么，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是否给了你不同的看法？

MK：这部影片改变的不是我对圣诞节本身的看法，而是对于那些圣诞节装饰品的认识。这次拍摄让我看见了制作这些装饰品的工人的脸和手，同质的商品有了具象的人和故事，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比以前更重要。

对义乌而言，节日成为了更为敏感的时间节点，从每年三四月开始赶制圣诞用品，十月随着集装箱发往世界各地，再紧急赶制中国农历新年用品，义乌从不停歇。从对外出口，到内销需求的逐年增加，义乌的一家普通小工厂能在圣诞节前10天内将200万件圣诞帽发往全国各地。在全球化生产制造的狂潮中，义乌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缩影。

在《圣诞快乐，义乌》中一位工人说：“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甭管赚钱多少。”制作圣诞装饰品的他们也许不懂圣诞的来历，也没有五彩斑斓的欢庆氛围，但无论是否过圣诞，关于相聚、关于家、关于祝福的期盼总是一脉相承。

今天你的身边一定有来自义乌的礼物，

那不妨也说一句：

圣诞快乐，义乌。

圣诞快乐，全世界。